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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究竟是什么(第三版)

时间:2013-10-31 10:04:47  来源:  作者:艾伦·查尔默斯  
简介:这本书旨在对科学性质的现代观点作一个简单、明了和初步的介绍。当作者教授科学哲学的时候,感到没有一本适用的书可以推荐给初学者。可以得到的关于现代观点的唯一资料,只有原著。许多原著对初学者来说太难,同时无论如何,它们数量太多,要使之适合于大学生,是不易办到的。这本书对于任何想认真从事研究这个题目的人来说,是不能代替原著的,但是作者希望它将提供一个有用的较易接近的起点。...
  于是,总的思想是,目的、方法、标准、理论和观察事实这个网构成特定时期的一门科学,这个网的任何部分都能够渐进地发生变化,而这个网的其余部分提供背景,变化的论据可以根据这个背景提出。然而,肯定不可能提出合理的论据来支持一下子改变网中的一切,因为这样就失去了据以提出这种论据的根据。因此,如果科学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相竞争的科学家从他们各自的范式的观点看一切都不同,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以致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那就确实不可能把握科学进步的客观意义。但是科学或科学史,或者任何别的学问,实际情况都不是如此。我们不需要普遍的、非历史的科学方法论来对科学进步提供客观解释,而对方法如何能够变得更好的客观解释是可能的。
  4轻松的间歇
  我能够想象约翰·沃勒尔和想法类似的相对主义反对者和普遍方法捍卫者会对我采取的上述路线如何作出反应。他们会说,例如我举的伽利略的例子,虽然它确实说明标准的变化,但这牵涉到诉诸某个更高、更一般的标准。伽利略及其对手都要求,例如他们对行星轨道的论述应该得到相应证据的验证。一旦我们说出了这些一般假定,我的批评者就非常可能争辩说,这就是那些构成普遍方法的一般假定,正是这些假定形成据以评判伽利略引起的变化是进步的背景。我听他们说,没有这种背景,你不可能论证这种变化是进步的。
  让我作出一个让步。假设我们试图提出一些一般原则,从亚里士多德到斯蒂芬·霍金的任何科学支持者都会坚持它们。假设结果得到的是类似这样一些原则:"认真对待论证和可得证据,不要去追求超出可得方法范围以外的那种知识或那种水平的确认。"让我们称它为常识的科学方法。我承认在常识意义上,有普遍的方法。但让我马上要试图消除约翰·沃勒尔及其盟友因从我那里获得让步而自鸣得意的喜悦心情。让我首先指出,虽然常识普遍方法是正确而适宜的,但它使他们所有人以及我自己都无法工作,因为一个专业哲学家无法表述、赏识和维护它。我指出,更严重的是,一旦我们进一步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要求对什么算是证据和确认,何种断言可以维护和如何维护等提供更多细节,那么这些细节将随不同科学而异,随历史情境而异。
  表述常识方法也许还不是一件让科学哲学家留下来从事的十分费力的工作。然而,我要提出,对常识方法的欣赏就会抗拒科学研究中的当代趋势。我指的是那些科学社会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让我简单称他们为"平齐者"),他们不重视甚或否认赋予科学知识的特殊地位,他们的根据是,给科学知识颁发信任证书就必然涉及科学家们和科学家团体的利益,例如经济或社会地位、专业利益等等,这完全像任何其他的社会性工作一样。我对此的回应是,比方说,在改进化学物质如何合成的知识与改善专业化学家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常识的区分。我甚至要走得更远,建议如果有一些公然违抗这种常识的学术运动,那么拥有这种常识的那些人应该要求不资助这些运动。指出下面这一点是有趣的,即传统科学哲学家本身给平齐者打开大门起了促进作用。正是他们推定,在科学与其他种类知识之间区分只能通过在哲学上阐明的普遍方法才能达到。结果,当那些努力遭到失败时(本书前面几章已经表明这些努力已经失败),就打开了大门让平齐者进来。迈克尔·默尔凯(Michael Mulkay, 1979) 肯定是最温和的平齐者之一,他就是一个许多可能的科学分析家,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他称之为的"标准观点"的失败使科学的社会学分类成为必要。1
  这将我们带到了差不多十五年前在科学哲学内争论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能离开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时期内一直有从那时发展起来的,并值得注意的两个重要的运动。其中一个运动是通过采纳某一版本的概率理论来发展对普遍方法的论述。我们将在下一章考查它。第二个运动是努力反对它认为的理论占支配地位的科学观的过度倾向,通过仔细注视实验以及实验涉及什么来摆脱这种过度倾向。这种进路将在第十三章讨论。
  补充读物
  在Science and Its Fabrication, (Chalmers, 1990, chapter 2)中,我反对普遍方法的论据更为详尽一些,而"Galileo's Telescopic Observations of Venus and Mars" (Chalmers, 1985)和"The Galileo that Feyerabend Missed" (Chalmers, 1986)含有对费耶阿本德的伽利略案例研究的批评和改进。Laudan (1977) 和 Laudan (1984) 涉及在普遍方法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找到中间道路,但与我不同。与波义耳工作有关的案例的细节可以在"The Lack of Excellence of Boyle's Mechanical Philosophy" (Chalmers, 1993)和"Ultimate Explanation in Science" (Chalmers, 1995)找到。
  第十二章贝叶斯进路
  1导言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预测哈雷彗星的最近一次回归充满自信,我们预订了周末远离灯光的乡村,以便观测它。我们的信心证明没有落空。科学家具有足够的信心,依靠他们的理论将载人飞船送入太空。当其中一个飞船出了差错时,我们印象深刻,但当科学家借助计算机之助,能够很快算出如何利用余下的火箭燃料正确点燃火箭发动机,使飞船进入可使它回归地球的轨道时,我们也许并不惊讶。这些故事提示,从波普尔和费耶阿本德开始迄今为止一直被哲学家强调的理论可错性被放错了位置,并被夸大了。波普尔派主张所有科学理论的概率是零,能与这些故事相协调吗?在这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在我的这两个故事中科学家利用的理论是牛顿理论,按照波普尔派(和大多数其他人)的解释牛顿理论在本世纪初在许多方面被证伪了。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严重差错。
  有一群哲学家的确认为事情根本错了,在过去二十年中他们努力纠正它,他们的努力受到欢迎,他们被称为贝叶斯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观点基于十八世纪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证明的概率论定理。贝叶斯主义者认为将零概率赋予一个得到确认的理论是不合适的,他们谋求某种归纳推论来产生理论的非零概率,以避免第四章描述的那种困难。例如,他们能够表明,当利用牛顿理论来计算哈雷彗星或飞船轨道时,如何和为什么可将高概率赋予牛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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