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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普、亨普耳、奈格尔[三位杰出的实证主义者]、波普尔，甚或拉卡托斯想用来使科学变革合理化的任何方法都是不可应用的，能够应用的一个方法，反驳，其力度也大为减少。留下的是美学判断，趣味的判断，形而上学偏见，宗教渴望，简言之，留下的是我们的主观愿望：科学的最先进和最普遍的部分还个人以自由，而科学比较贫乏的部分使人丧失自由。
于是，没有科学方法。科学家应该遵循他们的主观愿望。怎么都行。
4对费耶阿本德个体论的批评
对费耶阿本德人类自由理解的批评可以作为有用的初阶来评价他对方法的批评。费耶阿本德自由观念的中心问题来源于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完全是消极的，即将自由理解为摆脱约束。个人应该摆脱约束，为了他们能够遵循他们的主观愿望和做他们喜欢的事。这忽略了问题的积极方面，个人能有多少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愿望。例如，讨论言论自由可以并且往往根据摆脱表现为国家压制、诽谤法律等诸如此类的约束。因此，例如学生们在校园内打断一位学者表达同情法西斯主义的观点的讲演，也许会控诉这些学生侵犯了讲演人的言论自由。控诉他们给讲演人的自然权利设置障碍。然而，从积极的观点看，可以根据个人可得多少资源来使他们的观点被别人听到。例如，一个特定的个人是否有权利用媒体？这个观点使人们对我们的例子产生新的见解。也许可以根据下列理由来为打断讲演做辩护：让讲演人利用大学讲堂、扩音机、媒体广告等等，而那些主张其他观点的人却没有。当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批评约翰·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时，精彩地说明了我正要达到的观点。洛克将社会契约解释为由民主社会成员自由采纳的，不想订立契约的任何人有移居到别的地方的自由。休谟的回应如下：
我们可以认真地说，一个贫穷的农夫或工匠不懂外国语言和习俗，每天靠他挣的微薄工资，有离开他的国家的自由选择吗？我们也许同样断言，一个人由于仍然留在船上，就是同意去主人的领地，尽管他在熟睡时被带到船上的，他要离开这条船，不得不跳入海洋中淹死。1
个人出生于在他们以前就存在的社会里，而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具有他们不能选择的特征，以及不可能处于可以选择的地位上。我们可选择的行动方针，从而他们是自由的确切意义，决定于他们在实践上可以获得的种种行动方针所必需的资源。在科学上也是如此，想对科学作出贡献的人将面对的境况有：种种理论、数学技巧、仪器和实验技术。由于客观存在的境况，科学家们可选择的行动路线一般是有限的，而一个特定的科学家可选择的路线又决定于个别科学家可获得的其中一部分现存资源。科学家可自由挑选的只是对他们敞开的有限选项，仅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家有自由遵循他们的"主观愿望"。更有甚者，理解那种境况的前提条件是认识到个人面对的那种境况的特征，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不管在科学中还是一般在社会上那种境况有什么变化，主要的理论工作涉及对个人面临的种种境况的理解，而不是一般化地诉诸不受约束的自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费耶阿本德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在否认中立于理论的事实方面走得很远，却在他的社会理论中诉诸于雄心勃勃的中立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概念。这样一种国家如何能够存在，它如何运行，靠什么维持下去？鉴于在把握"这种国家"的起源和性质问题方面作出的认真努力和已经做的工作，费耶阿本德对乌托邦的空想推测显得幼稚可笑，在他的乌托邦里所有人自由追求他们的爱好而不受限制。
批评费耶阿本德将他的科学观置于包括一个天真的自由观念的个体论框架内是一回事。把握他在科学中作出 "反对方法"的论据则是另一回事。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看到从费耶阿本德对方法的攻击中可以建设性地挽救些什么。
补充读物
费耶阿本德在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1978)中发展了他在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1975) 中的若干思想。Realism, 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Feyerabend, 1981a) 和 Problems of Empiricism (Feyerabend, 198lb) 是他的论文集，其中有一些是在他的"无政府主义阶段"以前。"Consolations for the Specialist" (1970)和 "On the Critique of Scientific Reason" (1976) 是他分别对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批评。我针对费耶阿本德对伽利略科学的描绘写了两篇文章"Galileo's Telescopic Observations of Venus and Mars" (Chalmers, 1985) 和 "The Galileo that Feyerabend Missed" (Chalmers, 1986)。
第十一章方法中的方法论变化
1反对普遍方法
哲学家提出种种科学方法试图把握科学知识的独特特点，我们在前一章看到费耶阿本德为反对这种种的科学方法提出了论据。他使用的关键战略是论证对科学方法的那些论述与伽利略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作出的进展不相容。我在别的地方(Chalmers, 1985 和 1986)与费耶阿本德对伽利略事件的历史论述有争论，我的异议的一些细节将在下一节介绍和利用。一旦这段历史纠正过来，我相信被纠正的历史仍然会对标准的科学观和科学方法提出问题。也就是说，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维持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论据，倘若我们清楚已被反驳的方法是什么。费耶阿本德的论据是反对这样的主张：有一种普遍的、非历史的科学方法，它包含着所有科学应该达到的标准，如果它们无愧于科学称号的话。在这里"普遍的"一词用来表明所建议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科学或假定的科学 - 物理学、心理学、创世科学等无论什么样的科学，而"非历史的"一词表示方法的无时间性性质。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评价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物理学，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与现代原子物理学。我很高兴与费耶阿本德一起认为普遍的、非历史的方法这一概念很没有道理，并且甚至是荒谬的。正如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 1975, p.295)所说，"认为科学能够并且应该遵照某些固定不变的普遍的规则运行的观念，既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对科学有害是因为它忽视了影响科学变革的复杂的物质和历史条件"，并且"使得科学更缺乏适应性，更具独断性"。如果应该有一个科学方法能够评判所有种类的科学，评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科学，那么人们也许最好问一下：哲学家有什么资源能使他们达到如此强有力的工具，如此强有力以致它可以提前告诉我们评判未来科学的合适标准是什么。如果我们将科学理解为改善我们知识的开放探索，那么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留有余地来改善我们的方法，根据我们学到的东西来修改和精炼我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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