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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看到，金星和火星外观的大小很重要，因为哥白尼理论预见它们应该有可察觉的变化，这一预见没有被肉眼观察证实。一旦人们接受望远镜观测的资料，而不是肉眼观察的资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应如何为优先选择望远镜资料辩护？费耶阿本德描述的境况以及伽利略对这种境况的回应如下。接受望远镜在天文学情境下揭示的东西无论如何不是一目了然的。伽利略并没有关于望远镜的合适或详尽的理论，因此他不可能诉诸某个理论为望远镜资料辩护。确实，在地面观测时可以用试错法来辨明望远镜视觉。在远距离建筑物上所刻的读数，肉眼不可辨别，可以走近这栋建筑物来核对，一旦船只达到港口，就能验明遥远船只所装货物。但是给用望远镜作地面观测所作的辩护，不可能直接用于为望远镜的天文学观测辩护。用望远镜作地面观测有一系列的视觉线索协助，而在作天文学观测时则没有这些线索。我们能够将真正的映像与望远镜制造的许多假象区别开来，因为我们熟悉被视察的东西。因此，例如望远镜揭示远处船只的帆在飘动，一边是红的，另一边是蓝的，伴随着黑色斑点在帆上面盘旋，这些扭曲、色彩和斑点可以作为假象而被排除。然而，当注视太空时，我们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对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象，缺乏清楚的指导。不但如此，与熟悉物体比较可帮助判断东西的大小，利用视差和交迭可帮助判断东西的远近，可是在天文学中这是奢望，一般不可行，并且肯定伽利略不可能靠近行星，用肉眼核对来检查行星的望远镜视觉。甚至有直接证据表明望远镜资料是错误的，因为它将月球放大的倍数与它放大行星和恒星的倍数不同。
按照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 1975, p. 141)的意见，困难在于，为了说服那些既反对哥白尼理论又反对天体的望远镜资料的那些人，求援于论证是不适宜的。因此，伽利略需要并确实求援于宣传和计谋。
在另一方面，有一些望远镜现象明白无误地符合哥白尼理论的。伽利略引入这些现象，作为支持哥白尼的独立证据，而情况变成了这样：一个被反驳的观点(哥白尼主义)与从另一个被反驳的观点(望远镜现象是天空的忠实映像这一观念)出现的现象具有一定的类似。伽利略因他的风格和聪明说服技巧而成功了，因为他用意大利文而不用拉丁文书写，因为他求助于因个人气质而反对旧观念以及与之相连的做学问标准的那些人。
应该很清楚的是，如果费耶阿本德对伽利略的方法论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标准的实证主义、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科学观在适应这种解释时会遇到严重问题。按照费耶阿本德的意见，可以使它与拉卡托斯的方法论相适应，但只是因为这个方法论是如此宽松，它几乎可以适应一切。费耶阿本德挪揄拉卡托斯，欢迎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伙伴"，虽然是"伪装的"，开玩笑地将《反对方法》献给拉卡托斯"朋友和无政府主义者伙伴"。费耶阿本德解释说，亚里士多德的地静框架得到肉眼资料的支持，而哥白尼地动理论得到望远镜资料支持，这两种学派本身是相互排斥的，他对这两个框架的解释令人想起库恩将范式描绘为相互排斥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确实，这两个哲学家都是独立地发明"不可通约"一词来描述两个理论或范式之间的关系，即由于缺乏中立于理论的事实以资比较，不可能将它们在逻辑上加以比较。库恩通过诉诸社会共识来恢复法律和秩序，基本上回避了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结论。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 1970)反对库恩诉诸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共识，部分是因为他认为库恩并没有区分达成共识的合法与非法方式(例如杀掉所有的反对者)，也因为他认为诉诸共识不能区分科学与其他活动，例如神学和有组织的犯罪。
费耶阿本德认为他自己已经确定，试图把握科学知识的特殊特点(使它优于其他知识形态)的努力遭到失败，他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社会中赋予科学的崇高地位，推定它不仅优于比方说马克思主义，而且优于黑巫术和巫毒教等，是不能得到辩护的。按照费耶阿本德的意见，高度尊重科学是一个危险的教条，起着类似他所描绘的17世纪基督教曾经起的压制作用，他指的是伽利略与教会的斗争等事件。
3费耶阿本德维护自由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理论处于这样一个伦理框架内，它将高度价值赋予个人自由，包括费耶阿本德称之为"人道主义态度"。按照这种态度，个人应该是独立的，拥有19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Mill, 1975)在他的"论自由"论文中捍卫的那种自由。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 1975, p. 20)宣称自己支持"增加自由、过一个充实的、有回报的生活的努力"，支持穆勒提倡"培养产生或能够产生充分发展的人"。从这种人道主义观点出发，费耶阿本德根据无政府主义科学观通过使科学家摆脱方法论约束而增加他们的自由，并且更一般地将在科学与知识其他形态之间的选择自由留给个人。
根据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在我们社会中科学的体制化与人道主义态度不一致。例如，在学校里科学是作为一门课来教授的。"于是，虽然一个美国人现在能够选择他喜欢的宗教，但他仍然不被允许要求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巫术，而不学习科学。在国家与教会之间是分离的，但在国家与科学之间没有分离"(Feyerabend, 1975, p. 299)。费耶阿本德写道(Feyerabend, 1975, p. 307)，鉴于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将社会从意识形态上僵化的科学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我们的祖先将我们从某一个真正宗教中解放出来一样！"在费耶阿本德的自由社会映像中，不赋予科学以优于其他形态知识或其他传统的地位。在自由社会中一个成熟的公民是"一个已经学会自己作决定，因此已经决定支持他认为最适合他的事情的人"。科学将被作为历史现象与其他童话，例如"原始社会"的神话一起学习，使得每一个个人"拥有达到自由决定所需的信息"(Feyerabend, 1975, p. 308, 斜体是原来有的)。在费耶阿本德的理想社会里，国家在种种意识形态之间是中立的，以保证个人保持选择自由，而没有违反他们意志强加于他们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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