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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因人而异了。对某些人有用处，对某些人没有用处。不过，那些始终训练而已，有无用处则是次要问题。就如我一开始所说的。”
“嗯哼。”阿绿似乎很佩服似的，牵住我的手继续走下坡路。“你很拿手向人解释哪。”
“是吗？”
“对呀。因我过去向许多人问过英语的假定句有何用处，从未有人那样清楚的向我说明的。甚至英语老师也没有。人家对于我这个问题，不是表示搞不清楚就是生气，或者嘲笑我。谁也不肯好好告诉我。倘若那时有人像你这样好好解释给我听的话，说不定我会对假定句产生与趣哪。”
“哼哼。”我说。
“你有读过《资本论》那本书吗？”阿绿问。
“读过，当然没有全部看完，就跟大部分人一样。”
“你理解吗？”
“有些地方可以理解，有些不理解。若要正确地读懂《资本论》，就需要先学习一套思考系统了。当然整体来说，我想我大致上可以理解马克斯主义的。”
“对于一名不太接触那方面的书籍的大学新生，你想她会理解《资本论》吗？”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
“我刚进大学时，参加了民谣研究的社团。因为我想唱歌嘛。原来那里全是舞神弄鬼的冒牌货，现在想起来也不寒而栗。我一加入，他们就叫我读马克斯。叫我回去先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民谣必须跟社会和激进主义相关之类的演讲。没法子，我只好回家拚命读马克斯。可是我根本读不懂，比假定句更难懂啊。我读了三页就放弃了。然后，在隔过的聚会上，我说我读了，可是一点也不懂。从此他们就当我是傻瓜，说我没有问题触觉，缺乏社会性。开玩笑！只是表示不能理解文章内容罢了，你觉不觉得他们太过分？”
“嗯哼。”我说。
“讨论时就更过分了。每个人摆出很懂的表情，使用艰深语句说话，因为听下懂，我就问了。奋如所谓帝国主义式剥削是什么？跟东印度公司有何关系？”所谓粉碎产学协同联盟，是指大学毕业后不准到公司就职吗？”但是没有人向我解释。而且还生气了。你能相信这些吗？”
“相信。”
“他们说：“你连这些都不懂，算什么？你在想些什么过日子的呀？”于是就这样完了。可不是吗？我本来就不很聪明嘛。我是平民呀。不过，支撑这个世界的就是平民，被剥削的也不就是平民罗。向平民贾弄听不懂的词句叫什么革命？什么叫改革社会？我也想改善社会呀。若是有人真的被剥削，我也认为必须设法阻止呀。所以更加要问了。对不对？”
“对呀。”
“当时我就想，这些全是伪善冒骗的人。他们适当地贾弄堂皇的言词而自鸣得意。让新来的女生大表钦佩，其赏心里只想着把手塞进女生裙内那回事。等到升上大四了，赶紧把头发剪短，准备毕业后进三菱公司、TBS电视台、IBM电脑或富士银行做事，娶个从未读过马克斯的漂亮太太、替孩子接个文雅又讲究的名字。什么叫粉碎产学协同联盟？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啦。其他新生也很过分。大家其实听不懂，却都装着很懂的表情无缘无故地傻笑。事后就对我说，你真傻，即便不懂，只要拚命点头称是就行了嘛。嘿，还有更气人的事，想不想听？”
“想。”
“某日，我们要出席一次半夜的政冶集会，他们叫女生们每个做好二十个宵夜用的饭团带来。开玩笑，那样岂不是彻底的性别歧视？不过，我也不想整天兴风作浪惹事生非，于是什么也不说，乖乖的做好二十个饭团，里头放了酸梅干和包上紫菜。你知道他们事后怎么说吗？小林绿的饭团只有酸悔干，没加别的小菜咧。其他女孩都有鲑鱼、鳕鱼子，附带煎蛋哪。太混蛋了，我气得讲不出话来，高谈革命大业那伙人，居然为吃宵夜的饭团斤斤计较，算什么？有紫菜有悔干还不够上等吗？试想想印度那些饥饿的小孩看看。”
我笑了。“后来那个社团怎样了？”
“六月我就退出啦。因我实在太气了。”阿绿说。“这些大学的家伙几乎都是伪善的人。大家都怕被人知道自己不懂什么而不得不战战兢兢的过日子。于是大家看同样的书，卖弄同样的台词。听约翰科特连的唱片，看帕索连尼的电影，一起受感动。难道这就是革命？”
“怎么说呢？我没实际见过革命，不敢表示意见。”
“如果这就叫做革命的话，我可不要什么革命了。否则我一定因为饭团里只放梅干的理由被枪毙，你也一样，因为充分理解假定句的理由被枪毙。”
“可能的事。”我说。
“我有自知之明哦。我是平民。不管发不发生革命，平民只能在不像样的地方苟且偷生下去。革命是什么？只不过换过一个官府名称罢了。可是那些人根本不懂这些。他们只会卖弄无意义的高言大志。你见过税务局的官员吗？”
“没有"”
“我倒见过好几次。冒冒失失地闯进家里来逞威风说：“什么？只有一本帐簿？你家生意做得不错嘛。这是真的经费？收据拿给我看，收据呢？”我们悄悄躲在屋角不敢作声，到了吃饭时间，叫人把上等的寿司送上门来。不过，我父亲从来不曾逃税哦。真的。他是那种旧脑筋的老派生意人嘛。尽避如此，那些税务员还在唠唠叨叼地发牢骚咧。说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开玩笑，收入少是因为赚不到钱呀。听到他们的话，我真恨死了，我想大声斥责他们说，请你们到更有钱的人那儿去好了！哎，倘若发生革命，你想税务员的态度会不会改变。”
“颇值得怀疑。”
“所以我不信革命了。我只相信爱情。”
“和平。”我说。
“和平。”阿绿也说。
“对了，我们要往哪儿去？”我问。
“医院。家父入院了，今天一整天我都要陪他。今天轮到我。”
“你父亲？”我大吃一惊。“你父亲不是去了乌拉圭么？”
“那是谎话。”阿绿若无其事地说。“他老早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可是怎能去嘛。其实他连东京的郊外都去不了。”
“他的病情怎样？”
“坦白说一句，时间问题而已。”
我们默默无言地迈步往前。
“他的病和家母一样，所以我很清楚。脑肿瘤。你相信吗？家母在两年前死去。就是这种病。现在轮到家父患脑瘤。”
星期日的关系，大学附属医院里闹哄哄的，挤满探病的客人和病情较轻的病人。弥漫着医院特有的味道。消毒药水、探病花束、棉被的气味混为一体，笼罩整个医院，护士踏着喀吱喀吱的鞋音在室内跑来跑去。
阿绿的父亲躺在双人病房靠门的床上。他的睡姿令人想起负了重伤的小动物。全身无力地侧身横卧，插了针管的左腕无力地伸直，身体一动也不动。他是个瘦小的男人，看上去给人一种还会更瘦更小的印象。头上缠着白棚带，苍白的手臂上有许多注射或吊水针孔留下的痕迹。他用半睁开的眼睛呆然望着空间的某一点，当我进去时，他稍微转动一下充血的红眼睛看着我们，看了十杪左右，又把柔弱的视线转回空间的某一点。
看到那样的眼睛，就能理解这人不久于人世了。在他身上几乎看不见生命力，只能找到一个生命的微弱痕迹。就像一间所有家具已被搬走的旧房子，只有等候解体的命运一样。干涸的嘴唇边上长满杂草般的稀疏胡子，令我惊讶于一个如此失去生命活力的男人，居然还有胡子照常生长。
阿绿向另一个躺在靠窗床位的中年胖子说“午安”。对方似乎不能开口似的，仅仅微笑点头示意。他咳了两三声，喝了几日放在枕边的开水，然后蠕动着身体躺卧下来望窗外。窗外可以见到电灯柱和电线，此外什么也没有，天空里连云也看不见。
“爸爸，怎样？好不好？”阿绿对着父亲的耳洞说，就像在试麦克风的说话方式。“今天觉得怎样？”
父亲徐徐蠕动着嘴唇说：“不好。”不是说话，而是把喉咙深处的干燥空气吐出来而已。“头。”他说。
“头痛吗？”阿线问。
“嗯。”父亲说。看样子。他无法说出四个音节以上的句子。
“没法子呀。刚刚做完手术，当然痛了。可怜，再忍耐忍耐吧。”阿绿说。“渡边，我的朋友。”
我说：“您好，”他半开嘴唇，又合起。
“坐这儿吧。”阿绿指一指床脚边的圆形塑胶椅。我依言坐下。阿绿喂父亲喝了一点水瓶里的水，问他想不想吃水果或果冻。她父亲说：“不要。”阿绿又说：“不吃点东西不行呀：”他答说：“吃过了。”
床边有张兼放东西的餐桌，水瓶、茶杯、碟子和小时钟就摆在上面。阿绿从下面放着的大纸袋中拿出换洗的睡衣、内衣裤和其他零零碎碎的物件出来整理，然后收进门边的壁柜中。纸袋底下装着病人吃的食物。两只西柚、一些果冻和三条黄瓜。
“黄瓜？”阿绿发出惊讶声。“这里会有黄瓜？姐姐到底在想什么呀。我猜不透。我在电话里告诉她要买的是这个那个，可没说要买黄瓜呀。”
“会不会把“奇异果”听成是黄瓜？”我尝试说。
阿绿啪地弄响指头。“不错，我的确是托她买奇异果的。可是用脑想一想不就知道了？怎能叫病人啃黄瓜嘛。爸爸，想不想吃黄瓜？”
“不要。”父亲说。
阿绿坐在床头，把许多项琐碎的事情一一告诉父亲。例如电视画面不清楚，叫人修理了；住在高井户的姑妈过几天来探望他；以及药局的宫协先生骑摩托车跌倒之类。对于她所说的每一句话。她父亲只是嗯嗯声应她而已。
“爸爸，真的什么也不想吃？”
“不要。”父亲回答。
“渡边，要不要吃西柚？”
“不要。”我也这样回答。
过了不久，阿绿邀我去电视室，坐在那里的沙发上抽一根烟。电视室里还有一个穿睡衣的病人，也在抽着烟看政冶讨论会之类的节目。
“哎，那边那个拿手杖的老伯，从刚才起就不停地看我的腿。那个穿蓝色睡衣戴眼镜的老伯啊。”阿绿开心地说。
“当然会看了。你穿那种裙子，大家一定会看的。”
“不是好事吗？反正大家无聊嘛，偶尔看看年轻女孩的腿也不错，兴奋起来，说不定提早复原咧。”
“希望不会有反效果。”我说。
阿绿一直注视着袅袅上升的烟雾。
“关于家父的事，”阿绿说。“他可不是坏人。虽然有时说话过分得人气忿。不过基本上是个老实人，而且真心爱我母亲。他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活到今天，尽避性格软弱，没有生意头脑，人缘也不好，但是比起周围那些满口谎言，处事圆滑。投机取巧的家伙，他算非常正经的了。我也是说了就干到底的性格，所以时常跟他吵架。不过，使绝不是坏人。”
阿绿仿佛从路边捡起什么似地拿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我的手一半在她的裙子上，其余一半在她的大腿上。她注视我片刻。
“渡边，虽然不该带你来这种地方，但你能否和我在这儿多一会儿？”
“我到五点都没事，可以一直陪你。”我说。“和你在一起很开心，而且我没其他事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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