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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一个高出的智商点实际上对人们的财产增加的不多。表面上看起来这很不合理：聪明人每年挣更多的钱而且我们料想他们的投资根普通人的一样。那么他们额外的收入到哪里去了？多数人是把钱花光了，一部分人甚至超支。
在一些情况下高智商的人更容易刷爆信用卡，付不上款或是破产。这种很高的可能性是由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念引起的。聪明人挣的钱多，但是他们花的也多存不住，而且往往超支。很显然他们没有普通人会投资。未雨绸缪是未来观的特点，把钱花光可不是这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聪明并不能带来富裕。要想富裕并不需要成为一个计量经济学家。要想富裕就不能超额消费，而且要合理投资。至于投资的方向，共有基金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错的起点。共有基金保护中下等富裕和中上等富裕的投资者。有这条底线，投资方向跟投资时机比起来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种从容不迫的时间感就是一种财富。
-----邦妮·弗里德曼（BonnieFriedman）
退休：用金钱来换时间值不值得
退休：用金钱来换时间值不值得
2010-07-2917:21:04xxduan
吉尔（Jill）60岁了，是一个刚刚退休的事业主管。在过去的20年里，吉尔和她的助手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8点钟查看她的日程安排。到了9点钟吉尔开始奔波于各种会议，直到晚上7点钟才能结束。吉尔很擅长她的工作，挣了足够的钱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上学。即使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吉尔也存了足够多的钱让她衣食无忧。
但是今天不同。今天是星期一，她退休的第一天。闹钟在早上6点钟准时响了，因为吉尔习惯性的在昨晚定好了闹钟。她从床上坐起来准备开始她的工作日。但是今天没有办公室可去，以后也不会有了。那么她该做什么呢？
我们退休以后便没了工作，多了许多时间。这提供给我们许多机会和独特的挑战。既然我们人口中最大的一大部分人----婴儿潮的一代----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这个问题便同我们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了。在婴儿潮一代人的早年时期，他们有明确的社会角色和职责，他们或者遵守或者反对这样的角色和职责。
1957年美国有430万人出生，至今仍保持着这个纪录。过去的30年左右，这些人过着同吉尔一样的生活：早早起床，边喝咖啡边浏览新闻，给孩子穿衣服，匆匆忙忙把他们送去学校，然后赶去上班；他们一直忙碌除非到了孩子的足球时间或是到了午餐时间。然后是做晚饭吃晚饭，洗完碗还要计划明天的日程。一些特殊的日子还要去看望父母或是去祝贺朋友。最后瘫倒在床上，睡觉前可以看深夜喜剧表演。
工作、职业、家庭决定了我们的角色。它们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和目标。退休时这些角色都不存在了。大部分醒来的时间不再有工作占据他们的大脑，退休的人必须找到他们存在的意义。工作赋予他们的角色已不复存在，他们再不能以工作来定位自己了。当以工作来定位的便利方式变得不可行时，他们该如何定位呢自己呢？退休失去的什么，又能使他们得到什么？突如其来的空闲时间会不会使他们感到自己毫无价值？退休期也可能是后悔的时期----为了以前没能达到的目标，年轻时未能实现的理想，没能完成的诺言。一个退休的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为了成功的职业他所做出的牺牲----放弃了同家人和朋友同处的时间，放弃了享受个人的爱好、运动、旅行和文化。在第5章中提到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成功的中年经理人形容他们的生活是“空虚的”，尽管他们很富有。
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最近认识到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和丈夫。读了津巴多的书《魔鬼的影响》以后他意识到这些，书中描写了人们被困于一种生活系统中，这种系统让人们能够控制他人并且赞赏这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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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时间，爱情和幸福
第九章时间，爱情和幸福
2010-07-2917:20:27xxduan
快乐的时光飞逝而过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等待戈多》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在享受着爱的同时，我们也在经历着一种特殊的心理症候：我们变成了现在导向的傻瓜，对未来充耳不闻。说得委婉一点，我们是在做一些无益于长期目标的事。爱使我们幸福也让我们变得愚蠢。因为我们享受今天的爱，所以我们认为明天总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爱将我们现在的心态无限延展，使我们回到梦幻般的童年。感性战胜了理性，情绪变成了一种没有思考的行动。要是说得极端点，爱更像是吸毒成瘾一样，让一时的快乐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忘却了对于未来的代价和可能的消极后果的思考。
弗洛伊德认为：爱的陶醉类似于精神疾病，这一观点借用于传统医学，后者将这种爱定义为“爱的疾病”或“爱的忧郁”。在罗伯特·伯顿（RobortBurton）的《忧郁症的解剖》（TheAnatomyofMelancholy，1621）一书中，记录了感染“爱的疾病”的人们身心所受各种影响的临床表现。在此，也可参考作者关于心态和环境如何改变人们时间感的一些观点。
弗洛伊德同样认为：爱是治愈精神疾病的关键。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们在进行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所开创的一种心理治疗形式）时总是会爱上他们的治疗师，这些患者对于他们的治疗师的感情是复杂的，并且有些错位。患者真正爱上的是咨询师所代表的某个人，而不是咨询师本人。这种错位的爱或者说是移情在治疗关系中赋予咨询师极大的影响力量，而咨询师对这种影响力量的运用既能起到好作用，也会起到坏作用。当移情运用不妥时，患者很可能会再次精神崩溃。但是，当这种影响被很好利用时，患者受到正确指引而走向健康。患者对咨询师的爱会激励他们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刻意取悦咨询师。弗洛伊德写到“精神分析法从本质上就是通过爱来进行治疗”。当然，在咨询师的办公室外，更真实的爱蓬勃发展，它揭示了我们每个人最好和最坏的一面，并且与头衔、社会阶层、智慧、品位和羞耻心无关。因此，我们应该为经历这种疾病而感到幸运并在其治愈后承受那最美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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