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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地方？”我惊讶地问。
“全部。”她说。
或许如她所说。这也是我们轮流擦了10年皮鞋的结果，我想。
时针指向12点。想到外面的酷热，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我还是系上领带，穿好西装。
时间绰绰有余，加之无所事事，我便开车在市内缓缓兜风。街市细细长长，细长得直叫人可怜，从海边直往山前伸展开去。溪流，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磷次栉比的房屋，绵绵不断的围墙，几家还算漂亮的餐馆，服装店，古旧的图书馆，夜来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山的公园——城市总是这副面孔。
我沿着山麓特有的弯路转了一阵子，然后沿河畔下到海边，在河口附近下得车，把脚伸到河水里浸凉。网球场里有两个晒得红扑扑的女孩，戴着白帽和墨镜往来击球。阳光到午后骤然变得势不可挡。两人的汗珠随着球拍的挥舞飞溅在网球场上。
我观看了5分钟。随后转身上车，放倒车座的靠背，闭目合眼，茫然听着海涛声和其间夹杂的击球声，听了好一会儿。柔和的南风送来海水的馨香和沥青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体的温存，过时的摇摆舞曲，刚刚洗过的无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烟时的甘美，稍纵即逝的预感——一幕幕永无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梦。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时来着？），那梦便一去沓然再也不曾光临。
两点不多不少，我把车开到爵士酒吧门前。只见鼠正坐在路旁护栏上，看卡萨扎基思的《再次上十字架的基督》。
“她在哪？”我问。
鼠悄然合上书，钻进车，戴上墨镜：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叹口气，松开领带，把上衣扔到后排座席，点上支烟。
“那么，总得有个去处吧？”
“动物园。”
“好啊。”我应道。
谈一下城市——我出生、成长、并且第一次同女孩睡觉的城市。
前面临海，后面依山，侧面有座庞大的港口。其实城市很小。从港口回来，如果驱车在国道上急驰，我是概不吸烟的。因为还不等火柴擦燃车便驰过了市区。
人口7万略多一点，这个数目5年后也几乎没变。这些人差不多都住在带有小院的二层楼里，都有小汽车，不少家有两辆。
此数字并非我的随意想象，而是市政府统计科每年底正式发表的。拥有二层小楼住房这点确实够开心的。
鼠的家是三层楼，天台上还带有温室。车库是沿斜坡开凿出来的地下室，父亲的“奔驰”和鼠的“凯旋TRM”相亲相爱地并排停在那里。奇怪的是，鼠家里最有家庭气氛的倒是这间车库。车库甚是宽敞，连小型飞机都似乎停得进去。里面还紧挨紧靠地摆着型号过时或厌弃不用的电视机、电冰箱、沙发、成套餐具、音响、餐柜等什物。我们经常在这里喝啤酒，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对鼠的父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问过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纪远比他大，男性。
听人说，鼠的父亲从前好像穷得一塌糊涂，此是战前。战争快开始时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学药物工厂，卖起了驱虫膏。效果如何虽颇有疑问，但碰巧赶上战线向南推进，那软膏便卖得如同飞了一般。
战争一结束，他便把软膏一古脑儿收进仓库，这回卖起了不三不四的营养剂。待朝鲜战场停火之时，又突如其来地换成了家用洗涤剂。据说成分却始终如一。我看有这可能。
25年前，在新几内亚岛的森林里，浑身涂满驱虫膏的日本兵尸体堆积如山；如今每家每户的卫生间又堆有贴着同样商标的厕所用管道洗涤剂。
如此这般，鼠的父亲成了阔佬。
当然，我的朋友里也有穷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市营公共汽车的司机。有钱的公共汽车司机也未必没有，但我朋友的父亲却属于穷的那一类。因为他父母几乎都不在家，我得以时常去那里玩。他父亲不是开车就是在赛马场，母亲则一天到晚打短工。
他是我高中同学。我们成为朋友是由一段小小的插曲引起的。
一天午休我正在小便，他来我身旁解开裤口。我们没有交谈，差不多同时结束，一起洗手。
“喂，有件好东西。”他一边往裤屁股上抹手一边说：
“噢。”
“给你看看？”他从钱夹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原来是女人的裸体照，其中间部位竟插着一个瓶子。“厉害吧？”
“的确。”
“来我家还有更厉害的哩！”他说。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这城市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18年时间里，我在这个地方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已经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我几乎所有的回忆都同它联系在一起。但上大学那年春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却从心底舒了口长气。
暑假和春假期间我都回来这里，而大多靠喝啤酒打发日子。
29
大约有一个星期，鼠的情况非常不妙。或许由于秋日临近，也可能因为那个女孩的关系。鼠对此只字不吐。
鼠不在时，我抓住杰寻风摸底：
“喂，你说鼠怎么了？”
“这个——，我也莫名其妙。莫不是因为夏天快要完了？”
随着秋天的降临，鼠的心绪总是有些消沉。常常坐在餐桌旁呆愣愣地看书，我向他搭话，他也只是无精打采地应付了事。而到暮色苍茫凉风徐来四周氤氲几丝秋意的时分，鼠便一下子停止喝啤酒，而气急败坏似地大喝冰镇巴奔威士忌，无尽无休地往桌旁自动唱机里投放硬币，在弹子球机前手拍脚刨，直到亮起警告红灯，弄得杰惶惶不安。
“怕是有一种被抛弃之感吧，心情可以理解。”杰说。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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