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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幸福吗？我只能回答：或许。因为所谓理想到头来就是这么回事。
鼠仍在继续写他的小说。每年圣诞节都寄来几份复印本。
去年写的是精神病院食堂里的一个厨师，前年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基础写了滑稽乐队的故事。他的小说始终没有性场面，出场人物没有一个死去。其原稿纸的第一页上经常写着：
“生日快乐并圣诞幸福”因为我的生日是12月24日。
那位左手只有4个手指的女孩，我再也未曾见过。冬天我回来时，她已辞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经常走那条同她一起走过的路，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
想哭的时候却偏偏出不来眼泪，每每如此。
《加利福尼亚少女》那张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尽头。
每当夏日来临我都抽出倾听几次。而后一面想加利福尼亚一面喝啤酒。
唱片架旁边是一张桌子，上方悬挂着干得如木乃伊的草块——从牛胃里取出的草。死去的法文专业女孩的照片，在搬家中丢失了。
比齐．鲍易兹时隔好久后推出了新唱片。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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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谈一下哈特费尔德。
哈特费尔德1909年生于俄亥俄州一个小镇，并在那里长大。父亲是位沉默寡言的电信技师，母亲是善于占卜和烧制甜饼的身体微胖的妇女。哈特费尔德生性抑郁，少年时代没有一个朋友，每有时间就流览内容滑稽的书刊和大众性杂志，吃母亲做的甜饼，如此从高中毕业。毕业后他在镇上的邮局工作，但时间不长。从这时开始，他确信只有当小说家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
他的第五个短篇《瓦安德．泰而兹》的印行是在1930年，稿费20美元。第二年整一年时间里，他每月平均写7万字，转年达10万字以上，去世前一年已是15万字。据说他每半年便要更换一部莱米顿打字机。
他的小说几乎全是冒险和妖怪精灵方面的，二者融为一炉的有《冒险儿华尔德》系列小说。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共有42部。在那里边，华尔德死了3次，杀了5000个敌人，同包括火星女人在内的375个女子发生了性关系。其中几部我们可以读到译作。
哈特费尔德憎恶的对象委实相当之多：邮局、高中、出版社、胡萝卜、女人、狗……，数不胜数。而合他心意的则只有三样：枪、猫和母亲烧制的甜饼。除去派拉蒙电影公司和FBI研究所，他所收藏的枪支恐怕是全美国最齐全的，除高射炮和装甲炮以外无所不有。其中他最珍爱的是一把枪柄镶有珍珠的38口径连发式手枪，里面只装一发子弹，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我迟早用它来给自己一发。”
然而，当1938年他母亲去世之际，他特意赶到纽约爬上摩天大楼，从天台上一跃而下，像青蛙一样瘪瘪地摔死了。
按照他的遗嘱，其墓碑上引用了尼采这样一句话：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哈特费尔德，再次……
（代跋）
我无意说假如我碰不上哈特费尔德这位作家，恐怕不至于写什么小说，但是我所走的道路将完全与现在不同这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我想。
高中时代，我曾在神户的旧书店里一起买了好几本估计是外国船员丢下的哈特费尔德的平装书。一本50元。书很破旧．如果那里不是书店，绝对不会被视为书籍。花花绿绿的封面脱落殆尽，纸也成了橙黄色。想必是搭乘货轮或驱逐舰下等船员的床铺横渡太平洋，而经过漫长的时光后来到我桌面上的。
几年以后，我来到了美国。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目的只是为了探访哈特费尔德之墓。墓所在的地点是一位（也是唯一的）热心的哈特费尔德研究专家托马斯．麦克莱亚先生写信告诉的。他写道：“墓很小，小得像高跟鞋的后跟，注意别看漏。”
从纽约乘上如巨大棺材般的大型公共汽车出发，到达俄亥俄州这座小镇时是早上7点。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在这里下车。穿过小镇郊处一片荒野，便是墓地。墓地比小镇子还大。
几只云雀在我头上一边盘旋一边鸣啭。
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我才找到哈特费尔德的墓。我从周围草地采来沾有灰尘的野蔷薇，对着墓双手合十，然后坐下来吸烟。在五月温存的阳光下，我觉得生也罢死也罢都同样闲适而平和。我仰面躺下，谛听云雀的吟唱，听了几个小时。
这部小说便是从这样的地方开始的，而止于何处我却不得而知。“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哈特费尔德说，“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
但愿如此，但愿。
最后，我要感谢上面提到的马克莱亚先生——在哈特费尔德的事迹记述方面，有若干处引自先生的力作《不妊星辰的传说》
（村上春树197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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