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了普雷斯列主演的电影。主题歌是这样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写封信给她:
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可是信原样返回:
‘姓名不详地址差’。
时光流得着实太快。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阳物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归终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8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间,我听课358次,性交54次,吸烟6,921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阳物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盼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吸了第6,922支烟。
这天夜里,鼠一滴啤酒未沾。这绝非好的征兆.他因而一口气喝了5杯冰镇吉姆威士忌。
我们在店铺的幽暗角落里玩弹子球来消磨时间。这玩艺儿实在毫无价值可言:花几枚零市,换取它提供僵死的时间。
然而鼠对什么都一本正经。因此我在6局之中能赢上两局几乎近于奇迹。
“喂,怎么搞的?”
“没什么。”鼠说。
我们返回餐桌,继续喝啤酒和吉姆威士忌。
两人几乎没有交谈,只是默默地、不经意地听着自动唱机继续播放的唱片:《普通人》、《木雪杖》、《空中魂》、《来呀孤独的少女》……“有事相求。”鼠开口道。
“什么事?”
“希望你去见个人。”
“……女的?”
鼠略显犹豫,然后点了点头。
“为什么求我?”
“舍你有谁?”鼠快速说罢,喝下了第6杯威士忌的第一口。
“有西装和领带?”
“有。可是……”
“明天两点。”鼠说,“喂,你知道女人到底靠吃什么活着?”
“皮鞋底。”
“哪里会!”
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刚出锅的热蛋糕。他将几块重叠放在一个深底盘内,用小刀整齐地一分为四,然后将一瓶可口可乐浇在上面。
我第一次去鼠家里,他正在月暖融融的阳光下搬出餐桌,往胃袋里边冲灌这种令人反胃的食物。
“这种食物的优点,”鼠对我说,“是将吃的和喝的合二为一。”
宽敞的院子里草木葱笼,各色各样的野鸟四面飞来,拼命啄食洒满草坪的爆米花。
26
谈一下我睡过的第三个女孩。
谈论死去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年纪轻轻便死去的女郎。她们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华。
相反,苟活于世的我们却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增加着年龄:我甚至时常觉得每隔一小时便长了一岁。而可怕的是,这是千真万确的。
她绝对不是美人。但“不是美人”这种说法未必公正。我想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她不是长得对她来说相得益彰的那种类型的美人。”
我只存有她一张照片。背面写有日期,1963年8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子弹射穿头颅的那年。她坐在一处仿佛是避暑胜地的海岸防潮堤上,有点不大自然地微微含笑。头发剪得很短,颇有赛巴格风度(总他说来,那发型使我联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身穿下摆偏长的红方格连衣裙。她看上去带有几分拘泥,却很美,那是一种似乎能够触动对方心中最敏感部分的美。
轻轻合拢的双唇,犹如纤纤触角一般向上翘起的鼻头,似乎自己修剪的刘海不经意地垂挂在宽宽的前额,由此到略微隆起的脸颊之间,散在着粉刺淡淡的遗痕。
她14岁,是她21载人生中美奂美仑的一瞬间,旋即倏然逝去——我只能这样认为。究竟那种事是由于什么、为了什么而发生的,我无法捉摸,别人也全然不晓。
她一本正经地(不是开玩笑)说她上大学是受天的启示。
当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我们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我问所谓天的启示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晓得呢,”她说。稍顷,又补充道:“不过,那就像是天使的翅膀从天而降。”
我想象天使的翅膀飘落大学校园的情景。远远看去,宛如一方卫生纸。
关于她为什么死,任何人都不清楚。我甚至怀疑她本身恐怕也不明了。
我做了个恶梦。
我成了一只硕大的黑鸟,在森林上空向西飞去。而且身负重伤,羽毛上沾着块快发黑的血迹,西天有一块不吉祥的黑云遮天盖地,四周飘荡着隐隐雨腥。
许久没做这样的梦了。由于时隔太久,我花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梦境。
我从床上翻身下来,拧开淋浴喷头冲去全身讨厌的汗腻。
接着用烤面包片和苹果汁对付了早餐。由于烟和啤酒的关系,喉头竟有一股被旧棉花整个堵塞的感觉。把餐具扔进水槽之后,我挑出一套橄榄绿布西装,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烫工整的衬衣,和一条黑针织领带,抱着它们坐在客厅的空调机前。
电视里新闻播音员自以为是地断言今天将达到本夏最高温度。我关掉电视,走进隔壁哥哥的房间,从庞大的书山里面找出几本书,歪在客厅沙发里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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