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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例子。可用来支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少数观察之一是水星轨道近日点的进动，这一现象在爱因斯坦说明它以前很久就众所周知，被人们公认。量子力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之一是它能说明气体光谱，在量子力学提供说明以前半个世纪实验者就熟知这个现象。可以说这些成功是现象的新颖预见，而不是新颖现象的预见。
鉴于E. 扎哈尔提出的考虑，拉卡托斯终于认识到需要修改他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最初表述中对新颖预见的论述。毕竟，当评估可观察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一个理论或纲领时，究竟是理论在先，还是对现象的认识在先，这是一个与哲学并不相干的偶然的历史事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够说明水星的轨道，也能够说明光线在引力场的弯曲。这些都是支持爱因斯坦理论的重大成就。事实是，人们知道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先于爱因斯坦理论的提出，而光线弯曲是后来发现的。如果相反，即光线弯曲先知道，后来发现水星近日点进动，或者这两个现象都是在以前就知道的，或都是后来发现的，这对我们评估爱因斯坦理论有什么关系吗？对这些思考的相应回应的细节仍在争论之中，例如阿兰·默斯格雷夫(Alan Musgrave, 1974 b)和约翰·沃勒尔(John Worrall, 1985和1989a)，但需要把握的直觉以及在比较哥白尼与托勒密时什么在起作用，似乎是完全一目了然的。托勒密派对逆行运动的说明并不构成对其范式的重要支持，因为托勒密派通过增添专门为此目的而设计的本轮来修改其范式以使其与可观察数据相适合。与之相对照的是，可观察现象从哥白尼理论中自然而然地得出，无需作任何人工调正。一个理论或纲领的那些算数的预见是自然的预见，而不是生造的预见。也许在这种直觉背后是这样一种思想：证据之支持理论，仅当没有理论，证据中一些同时发生的事是一些没有说明的偶然巧合时，。如果哥白尼理论基本上不正确，它如何能够成功地预见行星运动所有那些可观察的一般特征呢？对托勒密之说明同样现象，这个论据就不起作用。既使托勒密理论十分错误，它能说明这些现象也不是巧合，因为添加本轮的方式就是为了保证它能说明这些现象。沃勒尔(Worrall, 1985, 1989)就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鉴于这一点，我们应该重新表述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如下：一个纲领是进步的，是由于它作出得到确认的自然的(而不是新颖的)预见，在这里"自然的"与"生造的"或"特设性的"相对而言。(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从一个不同的，也许更好的角度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5用历史来检验方法论
拉卡托斯与库恩同样关注科学史。他相信科学理论能够帮助理解科学史就好了。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方法论或科学理论要用科学史来检验。然而，正如拉卡托斯意识到的那样，多么需要认真说清楚这样做的确切方法。如果不加区分地解释科学哲学需要与科学史匹配，那么好的科学哲学也不过是对科学的精确描述。如果这样，就不能把握科学的基本特点，也不能区分好科学与坏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和拉卡托斯往往认为库恩的科学观"仅仅是"描述性的，因而有缺陷。波普尔对这个问题是如此警惕，因此他与拉卡托斯不同，否认与科学史的比较是论证科学哲学的合法方法。
我认为拉卡托斯在他1978年那本书中描述的立场，其基本点如下。科学史上有些事件毫无问题是进步的，在任何精致的科学哲学出现以前就可以达到这种认识。如果有人想否认伽利略物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是一个进展，或者否认爱因斯坦物理学对牛顿物理学是一个进展，那么他或她就不是用我们的方式在使用科学一词。关注如何用最佳方法将科学加以分类的我们，为了表述这个问题，对于什么是科学有一个前理论的概念，而这个前理论概念包括有能力来识别重大科学成就(例如伽利略和爱因斯坦的成就)的经典例子。有这些预设作为背景，我们现在就能够要求任何科学哲学或方法论必须与这些经典例子相容。也就是说，任何科学哲学应该能够把握伽利略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中的成就在什么意义上是主要重大进展。因此如果科学史揭示，伽利略在他的天文学中转变了人们对什么是可观察事实的观念，在力学中他主要依赖思想实验，而不是实在的实验，那么这对这些科学哲学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将科学进步描绘为通过积累可靠的观察事实和小心地从这些事实作出概括而累积的、渐进的进步。拉卡托斯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早期版本由于使用了新颖预见的观念而可能受到批评，因为它不能把握在什么意义上哥白尼天文学是进步的，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做的那样。
拉卡托斯用这种论证模式，进而批评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方法论，其根据是它们未能理解科学进步中经典事件的意义，并与之相对照论证说他自己的科学观没有这种缺陷。于是拉卡托斯或他的支持者转向科学史上较小的事件，从科学史上挑中一些曾经令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困惑的事件，并表明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观点如何能够完全理解其意义。例如许多人对这一事实感到困惑：当托马斯·扬在19世纪初提出光的波动说时，很少人支持他，而二十年后菲涅耳版本的波动说却得到广泛的接受。约翰·沃勒尔(Worrall,1976)给拉卡托斯的观点提供了历史的支持，他表明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扬的理论并没有以自然的方式(与之相对的是生造的方式)在实验上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而菲涅耳版本的理论得到了这种支持，并且由于他引入了数学工具菲涅耳版本的波动说具有十分优越的正面助发现法。拉卡托斯的一些学生或以前的学生进行的研究被收在豪森的书中(Howson, 1976)，他们的目的正是以这种方式支持拉卡托斯的方法论。
拉卡托斯终于明白他的方法论的主要优点是给撰写科学史提供帮助。历史学家必须努力鉴定研究纲领，表征它们的硬核和保护带，并记录它们以什么方式进步或退化。正是以这种方法阐明科学如何通过纲领之间的竞争而进步。我认为，必须承认拉卡托斯及其追随者的确成功地用这种方式进行的研究阐明了物理科学史上若干事件，豪森一书(Howson, 1976)中的论文揭示了这一点。虽然拉卡托斯的方法论能够对科学史家提供忠告，但拉卡托斯并没有想这也就是对科学家的忠告。假如拉卡托斯发现他有必要来修改证伪主义以克服他面临的问题，那么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不应该面临证伪就摈弃理论，因为也许责备应该指向某个来源，而不是理论，一次成功不能永远确定理论的优点。这就是为什么拉卡托斯要引入研究纲领，给纲领以时间发展，纲领在退化期后会进入进步期，或初步成功后退化。(在这个方面值得回忆的是，哥白尼理论在他获得初步成功后退化了几乎一个世纪之久，然后由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使之再现生机。)但是一旦走到这一步，那就很清楚，沿着这些思路拉卡托斯方法论就不可能给科学家当场提出忠告：必须放弃某个研究纲领，还是宁愿选择与之相匹敌的某一特定的研究纲领。一个科学家继续根据退化的纲领工作，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必然被误导，只要他或她相信有种种办法使之再现生机。唯有从长期来看(即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可以用拉卡托斯的方法论来对研究纲领作有意义的比较。在这方面，拉卡托斯作出了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对研究纲领的评价，这只有依靠历史的后见之明才能做到；另一方面是对科学家的忠告，拉卡托斯否认他的方法论的目的是提供这种忠告。"科学中没有即时理性"成为拉卡托斯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把握了这样的意义：他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就其可能被解释为提供可用来接受和摈弃理论的标准来说，奢望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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