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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已经遇到过一个区分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的实例。我区分了个人的知觉经验与以下两方面的知识：一方面是他们可能认为是这些经验的推断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可能作为支持的观察陈述。我指出这两方面的知识是能够公开检验和辩论的，而个人的知觉经验则不行。
包括在其某个发展阶段知识体内的一堆令人迷惑的命题同样具有从事研究的人不一定意识到的性质。现代物理学的理论结构是如此复杂，它显然不能够把它与任何一位物理学家或一群物理学家的信念等同起来。许多科学家用他们各自的技能，分别对物理学的发展和阐明作出贡献，正象许多工人协力建造一所教堂一样。也正如一位无忧无虑的尖顶修建工人可能不知道在教堂地基旁挖掘的工人作出某种不祥发现的含义一样，一位自负甚高的理论家也可能不知道某种新的实验发现对他工作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情形下，客观关系存在于结构各部分之间，与个人是否意识到这种关系无关。从科学中找到历史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是容易的。不过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理论的未预料的推断，如实验预见或与另一理论冲突，是被后继的工作发现的。例如波瓦松能够发现和证明，菲涅耳的光波动说有下述推断：在适当照明的不透明盘的阴影面中央应可见一块亮斑，这个推断菲涅耳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在菲涅耳的理论与它挑战的牛顿微粒说之间发生的种种冲突也就被发现了。例如前者预言，光在空气中的运行速度应该比在水中快，而后者预言水中光速应该更大。
我通过谈论陈述(尤其是有关理论和观察断言的陈述)的客观性质，已经说明了知识在什么意义上可解释为客观的。但是不仅仅这类陈述是客观的。实验设置和程序、方法论规则和数学系统也是客观的，因为它们与处于个人心中的东西不同。个人能够面对它们，能够利用、修改和批判它们。一个科学家可面临一种客观境况 - 一组理论、实验结果、仪器和技术、论证方式诸如此类 - 为了改变和改进这种客观境况，科学家必须利用的正是这些东西。
我不想把"客观的"这个术语用作评价的。安照我的用法，不一致或说明的东西很少的理论也是客观的。确实，这些理论客观上具有不一致或说明很少的性质。虽然我对"客观的"这一术语的用法来源于和紧紧遵循卡尔·波普尔(尤其是他1979那本书的第3和4章)，但我不打算追随他卷入在什么确切的意义上存在这些客观性质的棘手问题。陈述不具有物理客体具有的意义上的性质，说清楚这种语言客体以及其他如方法论规则和数学系统那样的社会建构的存在方式，是一件棘手的哲学工作。我满足于在常识层次，利用我已经用过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论点。达到我的目的，这就足够了。
库恩对方式的许多谈论完全适合我已经介绍的那种两分法的客观这一侧。他谈到在范式内解决难题的传统，范式面临的反常，以及在涉及不同标准和不同形而上学假定是各种范式如何不同，这全都是合适的实例。用库恩的术语来说，接受这种谈论方式，提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某一特定的范式是它对手的改进这一基本问题，就很有意义。这是一个范式之间客观关系的问题。
然而，在库恩的书里还有另一种谈论方式在起作用，这种谈论处在我的两分法的主观那一侧。这包括他关于格式塔诸如此类的谈论。像库恩所做的那样，用格式塔转换来谈论从一种范式转换到另一种，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不能去比较转换两边的观点。从一种范式转变到另一种等同于当科学家从忠诚于一种范式改变到忠诚于另一种时他或她的心或脑内发生的变化。正是这种等同导致本节开始时介绍库恩那句句子体现的混淆。如果我们的关注是科学的本性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是在进步(库恩的关注似乎也是如此)，那么我的意见是，必须从库恩的论述中去除所有有关格式塔转换和宗教改宗的谈论，我们应坚持对范式及范式之间关系的客观表征。许多时候库恩所做的正是如此，而且他的历史研究是有助于阐明科学本性的重要资料宝库。
如何说一个历史上存在过的范式比它取代的对手要好，不同于如何或为什么个别科学家改变他们的忠诚，从忠于一种范式改变到忠于另一种，或者如何或为什么他们根据一种或另一种范式工作的问题。个别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工作内作出判断和选择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往往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这是一回事。一种范式与其他范式之间的关系，作为事后诸葛亮看得最为清楚，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可用来鉴定科学进步的话，那就是后一类的考虑才能给出答案。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满意库恩在他的1977年的著作(第13章)中试图用集中于"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来对付相对主义指责的缘故。
补充读物
关键的资料当然是库恩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70a)。在"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Research" (1970b)中库恩讨论了他的观点与波普尔观点之间的关系，并在"Reflections on My Critics" (1970c)中对他的批评者作出了答复。对库恩科学哲学的详细讨论见Hoyningen-Huene (1993)，它包含有库恩著作的详细目录。Lakatos and Musgrave (1970)含有库恩与他批评者的交换意见。有关社会学家对库恩思想的利用见Bloor (1971) 和 Barnes (1982)。可作为本章第一节概述的立场例证的有关科学中意义建构的论述见Nersessian (1984)。
第九章作为结构的理论II：研究纲领
1 介绍拉卡托斯
伊姆雷·拉卡托斯是在1950年代移居英国的匈牙利人，受到卡尔·波普尔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波普尔"改变了他的生活"(Worrall and Currie, 1978a, p.139)。虽然拉卡托斯是波普尔科学观的热心支持者，但他终于认识到波普尔证伪主义面临的若干困难，即我们在第七章考虑过的那类困难。在1960年代中叶，拉卡托斯意识到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孕育着另一种科学观。虽然波普尔和库恩提出了对立的科学观，但他们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共同的。尤其是他们都采取反对实证主义、归纳主义科学观的立场。他们都将理论(范式)置于优于观察的地位，并坚持认为寻求、解释以及接受或摈弃观察和实验结果是在理论或范式的背景上进行的。拉卡托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寻找修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并使它摆脱困难的办法，其中包括吸收库恩的某些洞见，而完全摈弃库恩观点的相对主义方面。正如库恩一样，拉卡托斯看到了将科学看作在某方法论的一框架内进行的活动的优点，发明了"研究纲领"这一短语来称呼他在某种意义上取代库恩范式的概念。拉卡托斯方法论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他1970年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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