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显示,标签的固着力强大,并对惩罚程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些被去人性化方式贴上“禽兽”标签的人受到更强力的电击,他们的电击强度呈直 线上升超过十道测试。随着测试的进行,电击强度也不断增高,在最强程度十级的电击中,每组参与者平均施加七级的电击惩罚。被贴上“和善”标签的人 被施加电击的强度最小,而未被贴上标签的中立组的受罚强度则落在两个极端值中间。
此外,在第一次测试期间,三个受到不同实验待遇的小组所施加电击强度并未出现差异,也就是,他们全都施加强度最小的电击。如果研究就此结束, 我们就会得出标签化并未造成任何影响的结论了。不过随着一次次测试进行,而决策者的错误也据说是不断倍增,三个小组施加的电击强度开始出现分歧。 随着时间越久,学生们对那些被形容为“禽兽”的人施加的电击强度也越强。这个实验结果可以比较我先前关于去个人化女大学生的实验,她们施加的电击 强度也有随着时间不断上升的趋势。因为练习或是经验的学习而使得侵略性的回应随时间加剧,这现象表明的是一种自我增强效应,其中乐趣与其说是来自 于其他人的痛苦,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处在支配情境,也就是处在让别人得到应有惩罚的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权力和操控感。研究者指出,正是这种完全不受 任何限制的标签化力量,剥夺了其他人的人性特质。
这研究的正面之处在于,当某个握有权势的人正面地标签化他者时,虽然这标签化一样武断,但那些人能因此得到比较受尊敬的待遇,被认为“和善” 的人受到的伤害因此最小。人性化的力量可以抵消严苛的惩罚,无论在理论还是社会意义上,都跟去人性化现象一样成立。这个实验因此传达了一个重要讯 息,也就是关于言语、修辞以及刻板印象标签化的力量,既可用来行善,也可用来为恶。我们应该把孩童时期朗朗上口的句子“棍棒让我受伤,坏话不痛不 痒”,后面的那句改成“坏话带我下地狱,好话带我上天堂”。
最后,归责状况不同是否影响施加电击的强度呢?当实验参与者认为电击强度是出于团队共识而非个人决定时,他们会施加较强的电击。正如我们先前 了解到的,责任归属的分散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造成人们比较无法抑制伤害他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见,正是当参与者须担负较少个人责任而受害者 又受到去人性化待遇时,他们会施加最强的电击。
关于参与者如何正当化他们的行为表现方面,班杜拉的研究团队发现,去人性化也成为人们用来自我开脱的借口,这又回过头来导致惩罚强度增加。从 对人们如何摆脱平常的自我约束而做出有害他人行为的研究中,班杜拉发展出一个概念模式——“道德松绑”(mord disengagement)。
道德松绑的机制
这模式一开始假设大多数人都因为在养成过程中受到常态的社会化洗礼,所以接纳了道德标准。这些标准指引人从事有益社会的行为,遏止家庭或社群 定义下的反社会行为出现。随着时间经过,这些由父母,老师及权威人物所施加的外在道德标准成了内化的个人品行规范。人们逐渐拥有思想和行动的自我 控制能力,并因此感觉到自我的价值。他们学会控制自己,避免出现不符合人性的行为,尽力表现出人性。这些自我规约机制和个人道德标准间的关系并非 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过程,个人可以选择性地启动道德的个人监控,以便表现出可被社会接受的行为,但在其他时候,他也可以解除对某些受指摘行为 的自我监控。只需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境、为了某些目的而暂时解除平常的道德运作,个人或群体就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道德感。就像他们把道德感打到空 挡位置,任由车子滑行而不管路上行人的安全,然后再变换回高速挡行驶,若无其事地继续他们的高道德生活。
班杜拉的模式更进一步地阐明,个人如何选择性地解除行为规约的自我监控而将伤害行为转化成道德可接受行为,由于这是个基本的人性过程,班杜拉 认为它不仅有助于说明政治、军事和恐怖主义的暴力,也可以解释“正派的人惯常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有损人性的活动的日常情境。”
只需启动一个或数个下列四种认知机制,任何人都可能解除对任何破坏或邪恶行为的道德束缚。
这四种做法是,首先,我们可以将伤害行为重新定义为荣誉的行为,方法是借由采纳神圣化暴力的道德命令而创造出行动的道德正当性,我们会将这么 做的敌人们的恶行和自己正直的行为做比较,从而创造出有利的对比。(例如这么想:我们只是虐待他们,他们却将我们的人砍头。)运用委婉的语言,可 以让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做出残酷行动的现实,因此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举例而言,用“附带伤害”指称战争行为所带来的平民百姓死伤;用“友军伤 害”称呼因同袍的不注意或故意而遭杀害的士兵。)
其次,借助分散或推卸个人责任,我们可以让自己觉得行动和行动的有害后果之间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如果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 行,就可以逃避自我谴责。
第三个方法,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于行动造成的真正伤害的看法,也就是可以忽略、扭曲、削弱,或根本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造成任何负面后果。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建构对受害者的认知,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是活该,我们把后果怪罪到受害者头上,当然也把他们去人性化,借助这些方式把他们 当成低于标准的人,不值得我们用对人类同胞的正直方式对待。
了解去人性化过程不是为了找借口
重要的是必须在此再次声明,这类心理学分析不是在替加害者的不道德、非法行为找借口,或是忽略它们的严重性。揭露人们用来替行为做道德松绑的 心理机制将更有利于反制,并有助于我们重新确认—件事,也就是道德约定可促进人们之间由同理出发的人道情怀,因此至关重要。
制造去人性的国家公敌
在各种导致一般善良男女从事恶行的操作原则中,不能忽略民族国家用来煽动国民时所用的方法。国家一边将年轻人推向死亡战场,一边让国民赞成侵 略战争,这是如何办到的?思考这问题后,我们了解了其中一些原则。国家运用的是特殊的认知训练,通过政治宣传而实现这个困难的转化过程。全国性的 媒体宣传活动(与政府合谋)创造出“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让军人和平民渐渐习惯仇恨那些落人“你们的敌人”这个新分类中的人。这类的心理适应训练 是军人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若是没有它,他就不可能用瞄准器的十字线锁定另一个年轻人然后开枪杀了他。这方法会造成人民之间的恐慌,当他们想象受 到仇敌统治的情况会有多糟时,他们会感觉一切变得非常脆弱。这样的恐惧会转化成仇恨,让人们愿意将孩子送上战场对付险恶的敌人,死伤在所不惜。
在《敌人的脸》(Faces of the Enemy)一书中,山姆·基恩(Sam Keen)揭露了大多数国家如何运用形象化的宣传方式捏造出敌人的原形,以对付被 认为极度危险的“他者”、“外人”、“敌人”。这些视觉形象创造出集体的社会偏执,使人们把注意力焦点全放在敌人身上,认为这些敌人会伤害妇孺、 破坏家园以及属于他们生活方式的信仰,全盘摧毁他们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这类宣传会向全球广泛发送,影响遍及全世界。无论各个国家在许多面向仍存有 许多差异,我们仍可把这类宣传当成是某群“充满敌意的人类”使用的树敌伎俩。他们在正直族类的善良人脑中创造出一个新的邪恶敌人形象:压迫者、身 份不明的人、强暴犯、无神论者、野蛮人、贪得无厌的人、罪犯、用酷刑的人、谋杀者,最后,“那个敌人”成了抽象概念或是没有人性的动物。这些令人 丧胆的形象使人以为国家正受到一群人见人厌的野兽蹂躏,在人们的脑海中,敌人等于蛇蝎、鼠辈、爬虫类、大猩猩、触角动物,甚至是“猪猡’。
最后我们要探讨,当人们采取去人性化的角度来认知某些特定他者的结果,一旦这些人被公开宣布奇怪、讨人厌,人们就愿意对他们做出一些难以想象 的事。在历史上(20世纪20至40年代)曾有六万五千名美国人被迫接受绝育手术,只因当时的优生学提倡者根据科学的理由,决定用排除不良特质的人达成 人种净化的目的。我们但愿这个想法是出自希特勒,而非美国最受尊崇的法官之一——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可惜事实并 非如此。他根据多数意见做出决议(1927年),判定强制绝育的立法不但不违宪,还符合了社会福祉:
如果社会能够防止那些显然不适合生存的人继续繁衍下一代,人们就不必等到堕落者的子孙犯了罪再来处死他们,或者让他们因为智能低弱而挨饿,这 样做可以让这世界变得更好。连续三代都是弱智者就够了,不应让他们继续下去。
关于这点,请回想一下我在第十二章中曾引用的一份研究,研究中的夏威夷大学学生竟愿意赞同执行“最后解决方案”以排除身心不合格人口,必要时 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在所不惜。
美英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着“对抗弱者的战争”,它们是直言不讳且深具影响力的优生学提倡者,不仅倡议运用科学方法正当化优生学计划,推动将 不合格者排除,并同时强化强势生存者的特权地位。
姑息之恶:被动的旁观者
邪恶的凯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观。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我们)必须认识到,被动接受不公正的体制也就是和这个体制合作,并因而成为它的恶行参与者。
——马丁·路德·金
我们看待邪恶的方式通常是聚焦在加害者的暴力,摧毁性行动上,但是当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或需要人出面反对,表示不服从,检举某些恶行时,不做 任何事也可以是种邪恶。邪恶最具关键性、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并不是明目张胆鼓吹暴力伤害的人,而是在他们背后沉默的大多数,目睹一切发生 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他们在恶行发生现场沉默不为,甚至使得善恶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我们接着会问:人们为什么不伸出援手?为什么不帮助需 要他们帮助的人?他们的被动是无情、冷漠的个人缺点使然,还是说我们可以辨识出某些社会动态过程在其中运作?
基蒂·吉诺维斯事件:社会心理学者的看法
在纽约市、伦敦、东京或墨西哥市这样的大型都会中心,一个人随时都被成千上万的人包围,这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在街上与人们擦肩而过,在餐 厅、电影院、公交车或火车上比邻,和人们排同一条队伍——却彼此毫无关联,好像他们不是真的存在。对皇后区的一位年轻女子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来说,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候,帮助她的人真的并不存在。
在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有38位正直、守法的皇后区居民(纽约市)眼看一名凶手在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中追杀一名女性,他一共发动了三次 攻击,其中两次攻击中,旁观者发出的声音以及突然点亮的卧室灯光打断并吓退了凶手。但是他又回头找到那名女性,然后再次用刀子刺杀她。在攻击的过 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打电话报警,一个目击者后来打电话给警方,当时这名女性已经死亡。(《纽约时报》1964年3月13日)
针对这案子中的细节,最近一份分析报告提出了一个疑问,报告中质疑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目击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发生了什 么事,因为当时的目击者中有许多人是半夜中被惊醒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尽管报告提出了质疑,但毫无疑问,这些住在治安良好、气氛宁静,几乎算是个郊 区住宅区的居民听见吓人的惊叫声却没有提供任何协助。基蒂面对杀手的疯狂追杀终于逃无可逃,最后独自死在楼梯间里。
然而不到几个月后发生一个事件,更生动且令人心寒地描绘了旁观者何以如何疏寓、被动地袖手旁观。一个十八岁的女秘书在办公室里被殴打,凶手几 乎让她窒息,还脱光她的衣服强暴她。当她终于从攻击者手中逃脱,一丝不挂,流着血跑下建筑物的阶梯到门口大叫:“救救我!有人强暴我!”时,有将 近40个人聚集在忙碌的街上,看着强暴者把她拖上楼梯继续施暴。竟没有人上前帮助她。只有一位刚巧路过的警察阻止了接下来的施暴及可能发生的谋杀( 《纽约时报》196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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