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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智慧告诉人们，欲将平常表现温和的年轻人变成听命杀敌作战的战士，关键要诀就在于先改变他们的外表。战争就是由年长的人说服年轻人去伤 害和杀死跟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大多数战争都是这么回事。而对年轻人而言，在作战前先改变自己平常的外表，例如穿上军服或戴上面具、做点脸部彩绘， 则可以让杀人变得容易些；一旦得到匿名性，平常那位富有同情心、关怀别人的人就消失了。当战争胜利后，文化智慧又会要求人们回到爱好和平的状态。 这时候他们就要脱掉军服，拿下面具，洗掉脸上的颜料，找回平常的自己。在某种意义下，这很像是参与一个可怕的社会仪式，这个社会仪式不知不觉地使 用了研究者斯科特·弗雷泽（Scott Fraser）在万圣节派对研究中所采取的三阶段典范模式——先维持平常装束，再扮装，最后脱去扮装，于是他们的行为 也经历了三个历程，当人们可以认出他们时，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当他们取得匿名性时，他们成了杀人的战士，最后当他们回到会被认出的状态时，他们又 变成爱好和平者了。
某些环境可赋予短暂的匿名性，对生活或置身其中的人而言，不需要改变身体外貌也同样具有匿名效果。为了亲身示范地方的匿名效果会助长都市中的 街头破坏行为，我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简单的田野调查。请回想第一章中我提到我们实验将车辆弃置在纽约上城布朗克斯区靠近纽约大学校园旁的街道上， 以及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斯坦福校园附近。我们把这些车辆弄成一看就知道是废弃车辆（把车牌拔走、顶篷掀开），再用相机和录像带拍下对这些车辆的街 头破坏行为。在布朗克斯区那个使人感觉自己有匿名性的环境中，48小时之内就有好几十个路过或驾车经过的人停下来，破坏这辆废弃的车子。这些人大多 是衣冠楚楚的成年人，而他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拔走车里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或是破坏车子。然而被弃置在帕洛阿尔托市的车子命运就截然不同了，一个星 期过去，没有任何一个路人曾经对它动过歪脑筋。这也是唯一可引用来支持都市犯罪的“破窗理论”的经验证据。环境条件会让社会中某些成员感觉他们拥 有匿名性，让他们以为在这个统治社群中没有人认得他们，以为没有人能识别他们的个体性和人性，而这会帮助他们变成潜在的街头破坏者，甚至是暗杀者 。
去个人化过程会将理性节制的人变成放浪形骸
让我们假设人性“良善”的那一面是拥有理性、秩序、一致性和智慧的阿波罗，而“恶劣”的那一面则是代表混乱、解体、非理性和跟从生命原欲 （libidinous core）的狄奥尼索司。阿波罗的核心特质是对欲望的节制与禁止，恰恰相对于狄奥尼索司式的解放与纵欲。人们平常由于认知的操控，而表 现出符合社会要求及个人接受范围的行为，因此当人们浸淫在认知的操控手段受到阻碍、搁置或扭曲环境中时，就有可能会变成恶人。认知操控的搁置会造 成多重后果，其中包括良知、自我意识、个人责任、义务、承诺、债务、道德感、罪恶感、羞耻感、恐惧以及个人行动的成本效益分析等的暂时停摆。
实现这个转化过程的一般性策略有二：（1）降低行动的社会辨识度（没人知道我是谁，或者没人在乎我的身份）；（2）降低行动者对自我评价的在意 程度。前者削弱了行动者对于社会评价、社会赞可性的在意程度，可借由让行动者感觉拥有匿名性，亦即去个人化的过程而达成。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让个人 处于散播匿名性和扩散稀释个人责任的环境中。第二个策略则是通过改变意识状态来停止个人的自我监控和一致性监控。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包括服用酒精和 药物、激起强烈的情感、参与高度刺激的活动，或进入一种延伸的现代式时间定位中，不再关心过去和未来，以及将责任向外推卸给别人，而不是反求诸己 。
去个人化过程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此一心理状态下的行为受到当下情境的指挥，以及生物性的、荷尔蒙的分泌驱使。于是行动取代了思想， 立即享乐凌驾了延迟的满足，而小心谨慎的自我克制也让路给愚蠢的情绪化反应。心理上的激励状态是去个人化过程的前兆，同时也是结果。当处在崭新或 是尚未结构化的情境中，而典型的反应习惯及性格倾向变得毫无用处时，它的效果就会发扬光大。这时个人对于社会模式和情境暗示缺乏抵御力的情况会突 显，于是战争与和平就变得一样容易——一切全视情境的要求或引导而定。在极端的情况下，是非的意义泯灭了，违法行为不必考虑是否有罪，不道德的人 也丝毫不怕遭天谴。内在的约束被搁置时，行为完全受到外在情境操控——外在控制了内在。做一件事时考虑的不是正确与适当与否，而只看可不可能、做 不做得到。个人和群体的道德罗盘已不再能够指挥方向。
从阿波罗过渡至狄奥尼索司式心智状态的过程可以来得迅速而毫无预警，一旦人们短暂活在延伸现在式的时间中而不再顾及行动的未来结果，好人就会 做坏事。在过度去个人化的情况下，平常对于残暴行为及原力冲动的约束与限制消失一空。就像大脑突然短路了，额叶皮质的规划和决策功能停摆，而较原 始部分的大脑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中的情绪和侵略性中心却接掌大权。
狂欢节效应：以狂喜为集体去个人化过程
在古希腊时代，狄奥尼索司在众神中的地位独特。它被视为创造出新的现实层次，挑战对生命的传统预设和方式。它既代表将人类精神自理性言说和有 条理计划的拘禁中解放的一股力量，也代表了毁灭：毫无节制的情欲及缺乏社会控制的个人享乐。狄奥尼索司是酩酊之神、疯狂之神，也是性狂热及战斗欲 望之神。在狄奥尼索司所支配的存在状态下，人失去了自我意识和理性，搁置了线性时间感，将自我听任人性原始冲动支配，并视行为规范和公共责任于无 物。
狂欢节（Mardi Gras）起源自基督教时代前的异教徒仪式，现在则被罗马天主教廷认可为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前的星期二【油腻星期二（Fat Tuesday）或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这个神圣日子标记着大斋节之宗教仪式季节的开始，在这个日子里必须从事个人的奉献和禁食，以迎接四 十六天后的复活节。狂欢节庆典开始于主显节的第十二夜欢宴，这一天是东方三贤前往朝拜圣婴的日子。
事实上，狂欢节庆祝追求“酒、女人和歌曲”的原欲享乐的放纵与过度，只求活在当下的纵情声色。当参与庆典的人纵情于集体狂欢的感官享乐时，生 命中各种忧虑和义务都被抛到九霄云外。酒神庆典的欢庆本质于是将行为从平常的束缚中解放，从以理性为行动基础的辖制下松绑。然而人们始终在潜意识 中意识到，这样的庆典是短暂的，因为大斋节即将来到，而在斋期中，个人享乐及罪行的限制甚至比平常更严格。“狂欢节效应”指的是当一群志趣相投的 寻欢作乐者决定纵情享乐，不顾后果与责任时，他们会暂时放弃传统对个人行为的认知和道德约束。这就是群体行动的去个人化过程。
去人性化及道德脱钩
在我们对“人类对人类的残忍”现象的理解中，去人性化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当某些人将另一些人从身为人类一员的道德秩序中排除时，就是去人性化 。在去人性化者眼中，这个心理过程中的客体丧失了人的地位。借助将某些个人或群体视为不属于人性领域，去人性化的施为者可以暂时搁置道德感，而不 必遵守以理性行动对待同类的道德束缚。
在形成偏见、种族主义和歧视心态的过程中，去人性化过程是其中核心。去人性化将其他人污名化，认为他们只拥有“受损的认同”（spoiled identity）。例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就曾形容残障者被社会视为不值得信任的过程是如何发生，他们被认为不是完整的人、受到污 染的人。
在这类情况下，就连正常、道德正直，甚至通常有点理性主义倾向的人也可能做出毁灭性的残酷行为。光是对他人的人性特质不予回应就会自动促成毫 无人性的行为。来自《圣经》的黄金律令“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成了“你们愿意怎样待人就怎样待人”。他人成了被切去的一半。 只要把人去人性化，那么无论如何对待这些“客体”，是麻木不仁、粗暴无礼、忽视他们的需要和恳求、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们，甚至如果他们惹人生 气就干脆杀死，都会变得容易许多。
一位日本将领曾说，在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兵很容易就可以残忍地屠杀许多中国百姓，“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只是‘东西’， 不像我们是人。”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就是明显见证。我们也曾读到（在第一章中），一位曾筹划多起卢旺达图西族妇女强暴事件的女性这么描述 图西族人——他们不过是些“小虫子”、“蟑螂”。同样地，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开始时也是先制作宣传电影和海报，让德国人将某些人类同类 视为劣等形态的动物，是害虫、贪婪的鼠辈。同样地，在全美曾发生多起都市白人暴民对黑人动用私刑事件，这些人将黑人污名化黑鬼，因此并不被认为这 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美军曾在越战中屠杀数百名越南美莱村的无辜村民，事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军人将所有不同脸孔的亚洲人都贴上“亚洲贱种”（gook）的标签。然 而昨天的“亚洲贱种”成了今天伊拉克战争中的“朝圣狂”（hajji）及“头巾人”（towel head），被新一批军人们用来贬低不同脸孔的平民百姓和牢人 。“有点像是你试着忘记他们是人，把他们当成敌人，”梅希亚（Mejia）中士说道，他拒绝返回这场他认为糟糕透顶的战争中继续服役，“你叫他们‘朝 圣狂’，知道吗？你会做任何事，只为了让杀死、虐待他们变得容易一点。”
一个在实验室进行的绝佳控制实验，实地示范了这类标签及相关形象可能刺激行动的强大效应（第—章提及并详述于此）。
实验中的去人性化：把大学生当动物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阿尔伯特，班杜拉和他的学生设计了一个效果很强的实验，可以细腻地呈现去人性化标签的力量如何促使人们伤害其他人。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将来自附近专科学校的72名男性志愿者【以三人一组的方式组成“监理人团队”，他们的任务是惩罚做出错误决策的学生， 研究者声称这些学生是—个决策者小组的成员。当然了，扮演监理人的学生才是研究的真正受试者。
实验中共有25道评论测试，担任监理人的学生可以听到决策团队（据说是正在相邻的房间里）的谈话，并根据听到的消息推测他们正在形成共识决定。 研究者提供监理人相关资讯以评估决策小组在每道测试的决策是否适当。当形成不当决策时，监理人团队的任务就是施加电击惩罚。他们可以从电力最弱的 第一级到最强的第十级中选择电击强度，所有决策团队的成员都会受到电击惩罚。
研究者告诉监理人，他们是由来自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组成，目的是为了增加计划的普遍性，决策者们则是拥有相同特质的人。这样一来，被贴在某 个决策者身，上的正面或负面标签就可以代表整个群体。
研究者改变这个基本情境中的两个特质：即“受害者”如何被贴上标签，以及监理人如何为施与电击行为负起个人责任。标签化状况共有三种，分别是 去人性化、人性化或中立：归责状况则有两种，分别是个体化或分散，志愿者被随机指派标签化及归责状况。
让我们先考虑标签化的过程及其效果，接着再考察不同归贵方式的运作。实验的设计足让进入实验的每一组参与者都相信，他们可以偷听到研究助理和 实验者在对讲机中的谈话，而他们泄露的是据说为决策者填写的表格内容。研究助理会用简短话语悄悄表示这个小组所呈现的个人特质符合招募他们人员的 看法。在去人性化状况中，决策者被描述成“禽兽、烂人”。相对地，他们在人性化状况中就被形容为“敏锐、聪明，比较人性的——群”。而在中立的状 况中，研究助理则不做任何评价。
有一件事必须说明清楚：实验参与者和电击受害者之间并未有过互动，所以无从做出个人评价，更无法适当地评价。这些标签是旁人加诸于其他年轻学 生的属性，而根据他们听到的说法，在情境中扮演指定角色的年轻学生也都是自愿参加实验。实验结果如何呢？职校学生如何对据说是由他们所监督的决策 者施加惩罚，标签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根本没有“其他人”存在，他们听到的只是统一播送的录音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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