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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报告过许多详细的个案研究，这些人受到政府许可，而在美苏冷战期间（1964—1985）美国中情局为对付苏维埃共产主义也秘密支持他们执行 这些最下流肮脏的任务，这些研究记录却说明这些人其实平凡无奇。在由巴西圣保罗大主教教区出版的《巴西酷刑报告》（Torturein Brazil）书中，提供 了详尽资料说明美国中情局干员大量参与巴西警察的酷刑训练。这类讯息也和已知“美洲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所扮演的角色相符，后者为来自 各国的间谍提供系统性的拷问及酷刑训练，以共同对付共产主义敌人。
尽管如此，我和研究伙伴仍认为，当人们执迷于相信国家安全威胁的存在时，这样的事情随时可能在任何国家上演。最近“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口号 引发了许多恐惧与暴行，然而在这之前，许多都会中心几，乎不曾中断过“对抗犯罪的战争”。所谓对抗犯罪之战孕育了纽约市警局成立“NYPD突击小组” 。只要情况需要，这个独立的警察小组可以追缉声称中的强暴犯、强盗和抢匪，完全不受任何辖制。他们穿着印有他们座右铭的T恤“最伟大的狩猎是猎人 ”（There is no hunting like the hunting of man．），而他们的战斗口号是“黑夜是我们的天下”（We own the night．）。这个专业化的警察文化 可和我们研究的巴西拷问警察文化相较。突击小组最知名的残暴行为之一就是谋杀一名非洲移民【来自几内亚的阿马杜·迪亚洛（Amadou Diallo）】，当 他想要掏出皮夹向他们亮出身份证时，他们开了四十几枪枪杀他。有时候你可以说“倒霉事就是会发生”，但我们却往往可以辨识出导致这类事情的情境和 系统性力量。
自杀炸弹客：完美的军人、普通小伙子
最后还有两个关于大规模谋杀者的“平庸性”例子值得一提。第一个例子来自于一份对美国“9．11”劫机事件的深度研究，事件当中的自杀恐怖分子 攻击纽约和华盛顿首府特区，并造成将近三千条无辜人命丧生。第二个例子则是来自英国警方对嫌疑自杀炸弹客的报告，他们在伦敦地下铁爆炸事件及2005 年6月多辆双层巴士的爆炸事件中造成了严重伤亡。
在《完美军人》（Perfect Soldiers）一书中，特里·麦克德莫特（Terry Mc Dermot）对于“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式描绘，他 的研究结果强调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普通。这使他导出一个不祥的结论，在世界各地“很可能存在非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关于这本书的一篇评论 使我们回到阿伦特“邪恶的平庸性”议题上，在全球恐怖主义猖獗的新年代，邪恶的平庸概念也获得了更新。《纽约时报》评论家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提供了惊骇的见解，“在‘9·11’事件描绘者笔下，这些行凶者寻常得令人吃惊，他们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是飞机上的邻座。通过这些 描写，讽刺漫画里的大‘魔头’或是‘眼神疯狂的狂热分子’已经被完美的军人形象取代。”
这个骇人情节接着在伦敦大众运输系统真实上演，一个自杀炸弹客团体策划执行接连几起攻击行动，不着痕迹地搭乘地下铁或巴士，他的真实身份却是 “看似普通的谋杀者”。对他们居住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Leeds）的亲朋好友而言，这些年轻的穆斯林只是些“普通的英国小伙子”。在他们过去的经 历中，没有任何记录可以显示他们有危险性，甚至可以说，所有事情都显示这些“普通小伙子”与他们居住的城镇、工作紧密融合。他们之中有人是板球好 手，为了过更虔诚的生活而戒酒，远离女色。还有人家里在当地做生意，父亲在卖炸鱼条跟薯片。另—位是咨询师，他的工作有效率地帮助了残障儿童，最 近才刚当了爸爸并且搬了新家。他们不像“9．11”事件中的劫机者，外国人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多少会启人疑窦：这些年轻人都是当地在地人，他们在任 何警察侦搜网下都是嫌疑度很低的一群。“这完全不像他们做得出来的。一定有人把他们洗脑了，然后叫他们去做这些事。”这群人的一名友人这样想。
“自杀炸弹客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们完完全全就跟平常人一样。”这方面的专家安德鲁·西尔克（Andrew Silke）下了结论。他指出，根据死亡自杀 炸弹客尸体的法医鉴证报告结果，没有人有任何吸毒或嗑药的迹象。他们是在神智清楚的状态下怀抱着献身精神执行任务。
正如我们看到的，每当有学生在校园里大开杀戒时，就像美国科伦拜中学（Columbine High School）枪杀事件一样，那些自以为了解行凶者的人总是 会这么说，“他是一个好孩子，出身受人尊敬的家庭……真不敢相信他会这么做。”这个说法又回应了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提出的观点——“我们真的了解其 他人到什么程度？”以及由这个观点可以推论出——我们了解自己到什么程度？我们有多确定当自己处在新情境下受到来自情境的强烈压力时会怎么做？
盲目服从权威的最终试炼：奉命杀死亲生孩子
邪恶的社会心理学里最后一个延伸案例，离开了人造的实验室情境，进入到真实世界；在圭亚那丛林里，有一位美国宗教领袖说服了超过九百名的追随 者自杀，或者是由亲人或朋友杀害，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11月28日。“人民圣殿”教派在旧金山和洛杉矶聚会所的牧师吉姆·琼斯为了在南美国家建立社会 主义的乌托邦，号召信众集体移民到圭亚那。在他所想象的乌托邦中不存在着他厌恶的美国的唯物主义和种族歧视，人们友爱、宽容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随 着时间和地点改变，琼斯自己也变了。他从大型新教教派的领导者、慈爱的精神之父变成一位死神——货真价实的人性邪恶面戏剧性转变。在这里，我的意 图是将这个集体自杀事件与顺从权威的行为模式彼此联结，在米尔格伦位在美国纽黑文市地下实验室和南美圭亚那丛林杀戮战场间找出一条相通的路径。
对于“人民圣殿”的许多贫穷信徒而言，在乌托邦中过着美好新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来到圭亚那之后就逐渐破灭了，琼斯订立于强制劳动的规定，成立武 装警卫，全面限制所有公民自由，伙食吃不饱，凡是违反琼斯订立的一大堆规则，即便是最轻微的也要受到接近酷刑的惩罚，而惩罚违规的情节每天都在上 演。这些人的亲人最后说服了一位国会议员前往调查这个集体农场，随行的还有一个记者团，而琼斯却在他们离开圭亚那时谋杀了这些人。接着他把农场里 的信众成员都聚集起来，发表了一个冗长演说，他在演讲中敦促鼓励他们喝下含有氰化物的含糖饮料结束生命。拒绝的人被守卫逼着喝下毒药，或是在试着 逃跑的途中遭到枪杀，然而迹象显示，大部分的人都服从了领导的命令。
琼斯显然是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他为他所有的演讲和宣言，甚至是他出席酷刑集会的过程，包括最后的自杀操演都留下录音带记录。在这份最后的录 音带中，我们发现琼斯扭曲了现实，他用谎言、恳求、不伦不类的类比、意识形态、超越现状的未来生活等迷惑信众，并当众要求他们服从命令，而在此同 时，他的工作人员十分有效率地对超过九百名聚集的信众发放毒药。从录音带的一些摘录中可看出，琼斯运用了一些杀人技巧以诱使信众彻底服从他——一 个疯狂的权威人物：
让我们吃点药吧，这很容易，非常容易。这些药不会让人抽搐（当然会，小孩子尤其会有抽搐现象）……不要害怕死亡。你们就要看到，有些人会来到 我们的农场，他们会虐待我们的孩子、折磨我们。他们会折磨老人家。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拜托，可不可以快一点？快点把药吃下去好吗？你们不 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试着……拜托你们。看在神的份儿上，让我们把事情办好吧。我们活过了，我们活过也爱过，跟其他人没两样。我们受够了这世界，你 们也快要一样了。让我们跟这世界道别吧。跟这世界的痛苦告别。（掌声）……想跟孩子们一起离开的人有权利带着孩子离开。我想这是人性的做法。我也 想走——我也想看到你们离开，但……死亡没什么好怕，一点也不可怕，它是我们的朋友，一个朋友……你们坐在这里，这表现出你们对其他人的爱。我们 上路吧，上路吧，走吧。（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尊严地放弃你们的生命，而不是由泪水和痛苦相伴。死亡不算什么……死亡只是换搭另一班飞机而已 。别这样，停止这些歇斯底里的反应吧……我们唯一的死法，就是得死得有尊严。我们得死得有尊严。我们之后将没得选择，但现在，死让我们有了选择… …孩子们看，那就像帮助你入睡的东西。喔，神呀。（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求求你、拜托你、恳求你。不要这样——停止 哭喊吧。不要向母亲哀求。跟你的孩子一起放弃生命吧。
于是信徒们真的这么做了，为他们叫做“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琼斯和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型的魅力型专制领导者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即便对信徒 做出极可怕的事情后仍然存在，甚至在他们死后仍可维持不坠。不管他们从前曾经做过的善举有多么微不足道，在他们忠实信徒心目中都远超乎他们邪恶所 作所为所遗留下来的祸害。让我们思考一下加里·斯科特（Gary Scott）这个年轻人的例子，斯科特曾跟着他的父亲加入“人民圣殿”教派，但因不服从命 令而被驱逐。他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制作的节目《父的慈爱：琼斯镇末日》（Father Cares：The Last of Jones town）播出后，打电话到随后播出的全国 热线电话，他描述自己如何因为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他被揍、被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吓如果再不乖就会受到他最害怕的惩罚——让一条大蟒 蛇在他身上到处爬。但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听他陈述这些痛苦带来的持久影响时，我们会想问：他恨吉姆·琼斯吗？答案却是一点也不恨。他已经变成一个 “真正的信徒”，“忠诚的追随者”。尽管他的父亲在那次毒药事件中死于琼斯镇，而他自己也曾遭受野蛮的折磨和羞辱，加里还是公开表示他欣赏甚至钟 爱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琼斯。连乔治·奥韦尔在《一九八四》书中构想的无所不能的党，也做不到如此彻底的洗脑。
现在我们必须超越顺从和服从权威的议题做进一步思考。即便这两者的力量如此强大，但它们只不过是负责启动而已。在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对抗 关系中——如狱卒和囚犯、拷问者和被拷问者、自杀炸弹课和平民遇害者之间——会由于一些过程作用而改变两者之一的心理构成。例如去个性化过程使得 加害者得以保持匿名，因而降低了个人行为的可说明性、责任感和自我监控能力。而去人性化过程则夺走了潜在被害人的人性，使得他们变得跟动物一样， 甚至什么都不是。我们也调查了一些让旁观者面对邪恶时成为被动观察者而非主动介入、协助或检举者的情境。不为的邪恶实际上是邪恶的基石，因为它让 加害者相信，那些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的沉默正表示他们接受并允许这些恶行。
哈佛心理学者马沙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所说的话正适合作为这一章的结语：
对于了解人性，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在于它发现有些远超出我们自身的力量决定了我们的心智与行动，而在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情境的力量。
第13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Ⅱ：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姑息之恶
人类历史记载是由许许多多的阴谋、背叛、谋杀、屠杀、革命、流放构筑而成，而这些最恶劣的结果乃出自于人的贪婪、结党营私、伪善、背信忘义、 残酷、狂怒、疯狂、仇恨、嫉妒、情欲、恶意与野心……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被大自然容许于地表上爬行的恶心败类之中，你的大多数同胞就属 其中最邪恶的一群。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Jonathan Swift，Gulliver’s Travels，1727）
斯威夫特对人类这群生物（我们这些人面兽心的人形野兽）的谴责或许有些极端，不过想想看，他在种族灭绝横行于现代世界的数百年前、在犹太集体 大屠杀事件发生前就已写下这番批评，他的话或许不是没有几分道理。他的观点反映了西方文学中的一个基本主题，也就是远从亚当不服从上帝却听从了撒 旦的诱惑开始，人类就从原始完美状态中彻底堕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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