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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介入研究
针对旁观者的介入行为，社会心理学者做过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并曾对此提出警告。天性式分析中常一面倒地针对冷酷无情的纽约旁观者心态问题大做 文章，这些社会心理学者反对这样的做法，试图了解是什么让处在那个情境中的一般人无法做出对的事。比布·拉塔内（BibbLatane）及约翰·达利（John Darley）当时正分别在纽约市的两座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中担任教授，因此十分接近事件发生处。他们在纽约市大街小巷中进行了许多田野研 究，研究地点包括地下铁、街角及实验室。
拉塔内和达利的研究得出一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越多人目睹，这些人就越不可能介入提供协助。身为被动的旁观者群体中的一分子 ，这表示每个人都会假设有其他人可以协助或将要提供协助，这样一来，相较于单一目击者或只有另一位其他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他们受到采取行动的压力 就比较小。其他人在场分散了卷入此事的个人责任感。参与者的人格测验显示，没有一个特殊人格特质和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的介入速度、介入可能性之 间有显著关系。
纽约客就像伦敦人，住在柏林、罗马和华沙的居民．或是其他来自世界各国大都市的人一样，当有人直接要求协助，或是遇到单独在场或在场人数不多 的紧急情况时，他们就会伸出援手。但是每当紧急情况发生时有越多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在场，我们就越可能假设有某个人会出面，我们就会缺乏冒险伸授的 动力。人们没有采取介入行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冷酷无情，除了害怕插手暴力事件会危及自己性命之外，人们还会否认情况的严重性，因为他们害怕做错事 让自己看起来很蠢，也担心“管别人闲事”可能会付出的代价。被动的不作为其实是临时浮现的群体规范下的结果。
人们创造了社会情境，也同样能改变它。我们不是照着情境的程式化指令行动的机器人，我们可以借着有创意和建树性的行动改变任何情境程式。但问 题在于，我们太常去接受其他人对情境的定义和规范，而不愿意冒险去挑战规定，开发新的行为选项。以助人及利他主义为主题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属于 较新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的诞生即是旁观者研究所造成的结果【针对此一主题，在戴维·施罗德（David Schroeder）及其同事的专题论文中有完整 的概述】。
如果好人也很忙：匆忙中的善行
人们未能伸手援助身处危难中的陌生人，极可能是出于情境中的变数使然，而不是由于人心险恶，针对此一说法，一群社会心理学者做了一次十分有力 的实地示范。这是我最喜爱的研究之一，现在请读者再一次想象自己是实验中的参与者。
请想象你是为了取得牧师资格而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学生。你正在前往布道的路上，你今天准备的是关于好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 《圣经》寓言，这次布道将会录像下来作为有效沟通的心理学实验素材。你熟知这段典故乃出自《新约·圣经》中路加福音第十章，故事讲的是一位犹太人 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城的路边，一路上有许多人通过却只有一个人停下来伸出援手。这则福音故事告诉我们，那个好心的撒马利 亚人会因他在地上的善行而在天堂里得到应得的报偿——这则圣训是要教导所有人帮助他人的美德。
请再进一步想象，你正从心理学系前往录像中心，巷子里有个人倒在地上呻吟，他蜷缩着身子，模样十分痛苦，明显需要别人帮助。现在，尤其刚好在 你心里正排练着那则寓言的布道演讲，你能想象有任何理由阻止你停下来当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吗？
倒带回心理学实验室的场景中。出发前实验室里的人告诉你，你迟到了，约定的录像时间已所剩不多，所以你得加快脚步。其他的神学学生被随机指定 是否被告知时间所剩不多，或是被告知他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前往录像中心。只不过，如果你是个好人、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正思考着对陌生人伸出援手 的美德的人，如果你就像古时候的撒马利亚人一样好心，时间压力对你（或对其他人）而言怎么会构成差别？我打赌你会认为这么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差别 ，如果你在那个情境下，无论如何都会停下来伸出援手，其他神学院学生也都会这么做。
现在你再猜猜看谁赢了：如果你像我说的那样想，你就输了。从受害者的观点来看，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千万别在人们迟到而匆忙赶路时遇难。几乎每 个神学院学生——有整整90％的人——都错过了成为好心撒马利亚人的绝佳机会，原因是他们正忙着去举行一场关于好心撒马利亚人的布道会。他们遭遇到 任务要求抵触的试炼：科学和受害者，两者都需要他们的协助。科学赢了，受害者被留下来继续受苦。（正如你现在意识到的，受害者其实是实验者找来的 临时演员。）
当神学学生认为他们的时间越充裕，就越可能停下伸援。所以时间压力的情境变项造成了行为结果的主要差异。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没有必要像分析对 可怜的基蒂袖手旁观的纽约客一样，诉诸于天性式的解释，假设神学学生冷酷无情、愤世嫉俗、对人漠不关心。其他研究者复制这个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但是当神学院学生赶路的理由不是那么重要时，绝大多数人都会停下来救人。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学到了一课：当我们试着了解人们没有在他人急难中伸出 援手的情境时，不要问谁会帮忙，谁不会帮忙，要关心的是在那个情境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心理特质。
制度化的姑息之恶
一个邪恶事情正在发生的情境里有三种主要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然而邪恶情境中也常出现观察者以及知情者，前者旁观着恶行进行，后者 知情却不插手协助或者向邪恶挑战，导致邪恶因他们的不为而持续猖獗。
正是因为好警察对弟兄们的纵容，才会出现在街头、在警局后面的小房间殴打弱势者的野蛮行为。正是因为主教或红衣主教重视天主教会的形象胜于一 切，才会掩护教区神父欺凌幼童的罪孽。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错，却任凭邪恶横行而不拦阻，造成奸淫幼童者长期持续罪行（天主教会对此付出的终极代价 则是天价的赔偿金以及大量流失信徒）。
同样地，在安然、世界通讯、安达信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出现类似弊端的公司中，正是那些优良员工默许各种作假行为，知情而不阻止。还有，正 如我先前提到过的，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由于好狱卒并未为了囚犯们所受的凌虐挺身而出，让坏狱卒们有机会放轻松，结果等于是默许虐待情况愈演愈烈 。而眼睁睁看着恶行发生的人正是我，当时的我只是禁止肢体暴力出现，却允许狭小的囚室之中充斥着精神暴力。我让自己受困于研究者和监狱监督者的角 色冲突中，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需求而不知所措，以至于种种苦难就在我眼前上演，而我却浑然不觉。我也因此犯下不为之恶。
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当需要采取行动时，民族国家的不为，纵容了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事件，正如我们在波黑、卢旺达以及最近的苏丹达尔富尔地 区所看到的。国家就跟个体一样，常不愿卷入麻烦，国家也一样会否认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行动的急迫性，也一样宁可相信统治者的宣传性说法，听不进受害 者的哀求。此外，决策者还经常受到来自“当地主事者”的内部压力，因此只能作壁上观而无法采取行动。
有关于制度性的姑息之恶，就我所知最悲惨的例子之一发生于1939年，美国政府以及当时主政的人道主义者罗斯福总统拒绝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在 任何港口停靠上岸。那一年，“圣路易斯”（St. Louis）号客轮从德国汉堡市起程，载着九百三十七名逃离大屠杀的犹太难民前往古巴。然而古巴政府却 推翻了先前接受他们入境的协议。难民们和这艘船的船长绝望地试着想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进入就在眼前的迈阿密，他们花了十二天的时间，却无法从任何 港口进入美国，只好载着这些难民再次横渡大西洋返回欧洲。一些难民之后获准入境英国及其他国家，但许多人却难逃纳粹集中营的毒手。请试着想象一个 人曾距离自由只有咫尺之遥，却死于被奴役的生涯，那是什么样的遭遇？
综观人类历史，有能力行劝者却袖手旁观；知情者却无动于衷；正义之声在最迫切需要时保持沉默；于是邪恶方能伺机横行。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前埃塞俄比亚皇帝
情境与系统为何至关紧要？
人格与情境互动产生了行为，这在心理学是老生常谈；事实是，人们是在各种行为脉络中行动。人是其所处不同环境下的产物，也是他所遭遇环境的制 作者。人类并不是被动的客体，只能不断承受环境中各种机遇的后果。人通常选择他将进入或避免接触的环境，而借助他的出现和行动，人也能改变环境， 影响同一个社会场域中的人，用各种方式来改造环境。我们多半都是主动的施为者，有能力选择生命的具体走向，也有办法形塑自己的命运。此外，基础的 生物机制以及文化价值和实践，也对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有巨大影响。
在所有主要的西方制度中，包括医学、教育、法律、宗教和精神治疗，其运作范畴都是以个体为核心。这些机构集体创造出一种迷思，也就是认为个体 始终控制着自己的行为，他的行动乃出于自由意志和理性选择，因此他可以为任何行动负起个人责任。除非是神智不清或者行为能力不足，否则做错事的人 都该知道自己错了，并依照他的犯错程度接受惩罚。这些制度的背后预设是，情境因素不过是一组最低限度相关的外在事项。在衡量造成所欲探讨行为的各 种因素时，天性主义者会针对个人因素大做文章，针对情境因素却只是随便提提。这样的观点似乎标榜了个人的尊严，个体理应有足够的内在意志力可抵御 各种诱惑及情境诱因。但我们这些从这个概念路径另一边思考的人却认为，这样的观点拒绝承认人的脆弱性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情境力量做了 许多回顾，而承认人在面对各种情境力量的脆弱性，则是升高防御这类有害影响的第一步，也是发展出有效策略以强化个人和社群弹性的第一步。
当我们试着去了解暴力、破坏物品、自杀式恐怖主义、酷刑拷打或强暴这些“不可思议”、“难以想象”、“麻木不仁”的恶行时，情境主义的思维方 式让我们感受到深刻的谦卑感。它让我们不会立刻去拥抱把好人跟坏人区隔开的高道德标准，却轻放过情境中使人为恶的原因，情境式思路是对“他者”施 与“归因的慈悲”。它鼓吹的教训是，只要处在相同情境力量的影响下，你我也可能会做出任何人类曾做过的事，不论善恶。
我们的刑事司法正义体系过于仰赖一般大众持有的常识观点，而人们认为造成犯罪的原因通常都是由动机和人格决定。该是改变司法正义体系的时候了 ，它应该考虑到来自行为科学的实质证据，而不该忽略社会脉络对行为、犯罪及道德行动的影响力。我的同事李·罗斯和唐纳·谢思托斯基（Donna Shestosky）曾针对当代心理学对法理与实务所带来的挑战，做过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司法体系必须采纳医疗科学及实作的模式，充分运用 现有研究对何者有害或有利于身心运作的理解来协助司法：
犯罪司法体系对于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在它错误的观念中认为在引导行为方面，天性力量与情境力量的影响力是相对的，无法用“ 个人与情境”互动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它所标榜的自由意志概念虽然令人欣慰，但绝大部分只是幻觉，就跟从前的人普遍以为犯罪是由于巫术或着魔所造成 一样，根本没有高明到哪里去。司法犯罪体系不应该再继续被这些幻觉和误解牵着鼻子走。
评估情境力量
就主观层次而言，你必须先身处在那个情境中，才能评估情境对你以及处在同一情境中其他人的转化性影响。旁观者清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一个人对于 情境的抽象认识即使达到巨细靡遗、眉目分明的程度，也还是掌握不住那地方的情感调性、无法用言语传达的特质，抓不到它内在生产出的规范以及参与者 的自我涉人和激扰程度。这就是电玩比赛的观众和舞台上参赛者之间的差别。这也是经验性学习的效果如此强大的原因，对此我们前面提过艾略特小姐及朗 ·琼斯已经为我们在课堂上亲自示范。前面也提过，40位精神病学家被要求预测米尔格伦的实验结果，而他们却大大低估了权威在实验中的强大影响力，你 还记得吗？他们说只有1％的人会全程做完最高450伏特的电击惩罚，而你已经看到他们错得多离谱。他们根本无法完整评估社会心理环境对一般人异常行为 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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