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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他们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更觉得必须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做出违背他们真正信 念及道德主张的事。在许多情境中，认知失调的情形被承诺掩盖，因此让明智的人受蒙骗，做出非理性的行动。社会心理学提供许多证据，证明这种情形可 以让智者做出蠢事、清醒的人行事疯狂、道德的人行为下流。做出违背信念的事情后，人们总会提出“好的’理由为自己无可抵赖的作为辩解。相较于合理 化——替自己的私人道德观与实际行动间的矛盾开脱——的功力，人们的理性能力反而是差了点。借着合理化，他们可以说服自己和别人，主诉他们的决定 都经过理性考虑。然而人们对于自己在面临失调时那股维持一致性的强烈动机，却是一点也不敏感。社会认可的力量
还有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影响人的行为，不过人们对此同样毫不察觉：社会认可的需求。人们需要被人接纳，被人喜欢，被人尊敬，这意味着行为要 看起来正常、恰当、符合社会期待。这股力量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会优先服从陌生人告知的正确行为，即便那些行为极端地愚蠢怪异。我们嘲笑着向我们 揭露真相的“整人游戏”节目，却很少注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成为整人游戏“主角”的次数有多频繁.
除了认知失调效应之外，我们的狱卒也同样受到服从的压力。来自其他狱卒的群体压力强化了当一个“合群的人”的重要，而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必须 以各种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好心的狱卒成了群体中的异类，值班时，他被排除在其他狱卒组成的小圈圈之外，沉默地承受痛苦。而在每个班次中，严酷 的狱卒总是会成为至少—位其他狱卒的模仿对象。
现实的社会建构
狱卒们身穿军装风格的制服，囚犯们则穿上皱巴巴、别上身份识别号码的罩衫，前者所得到的权力感和后者感觉到的无权感彼此相称。尽管狱卒和囚犯 的装束不同，狱卒们配有警棍、哨子和遮住双眼的太阳镜，囚犯们则佩戴脚镣以及盖住他们长发的头罩，但造成情境上的差异并非来自服装或硬体装备的差 异，反而是必须从心理元素中，亦即调查群体各自对这些装束的主观意义建构，才能找出权力的来源。
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须先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以及诠释既定的行为环境。人们赋予这情境中各种要素意义，而正是这些意义，创 造了情境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不光是指情境的物理性质，社会现实也是人们对情境，对目前行为阶段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参与了各种心理过程。这类心理 表征也是信念，这些信念可以修正人们对于情境的理解，让它们符合行动者的期望及个人价值观，或者与之同化。
这类信念又创造了期望，当期望变成自证式预言时，期望就会拥有自己的力量。举个例子，在一个由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 以及小学校长雷诺，约可布逊（Lenore Jocobson）所执行的著名实验中，当老师们被引导相信小学班级里的某些孩童是“资优儿童”时，这些孩子的确开 始在学业上有杰出表现——即便研究者不过是用随机方式挑选出这些孩子的名字而已。在研究中，老师们对这些孩子潜能的正面看法，回过头来修正他们对 待这些孩子们的方式，因此促进他们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这些普通孩子成为他们的期望——课业表现杰出的人，因而证明了“皮格马利翁效应” （Pygmalion Effect）。令人难过的是，老师也会预期某些类型学生会有较差的学业表现一—比如弱势背景的学生，甚至在班级里的男学生。老师们对他们 无意识的对待方式，证实了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得这些学生表现得比他们实际能力还差。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自愿的学生原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只是在一份受试者选择表格上头承诺会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实验而已，没有人 威胁或者规定他们一定得关在监狱里。这份合约是由大学里的研究者、大学人体受试者研究委员会以及大学学生三方所签署，本身没什么大不了；一开始的 预设只是希望学生们是在自由意志下参与，并且随时可选择中止实验。然而事实上，事态发展到实验第二天就非常明显了，囚犯们开始相信这真的是座监狱 ，只是管理者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国家而已。听了道格8612的嘲讽之后，他们说服自己没有人可以冼择离开。也因此，他们没有人曾经说过：“我要中止实验 。”事实上对许多人而言，离开的策略变成是用极度的心理忧郁来消极地迫使我们释放他们。他们认为，是这个新的社会现实将他们牢牢钉在压迫性的情境 中，而这情境是由狱卒们任意、恶劣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于是，囚犯成了自囚的人。
在这个研究中，还有另一种社会现实，也就是在假释听证会结束时囚犯们终于得到“假释谈判”的机会。在我们制定的情境架构电，如果囚犯愿意放弃 他担任“囚犯”赚到的全部酬劳，我们有权通过假释委员会的运作让他获得假释。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勉强接受这个谈判结果，自愿放弃他们这几天实际担任 “研究受试者”的所有酬劳而离开，即使如此，那时候也没有人尝试要“中止实验”。囚犯们宁可接受假释建构出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基于个人最大利益采 纳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现实。他们每个人都允许自己被铐起来、用头套罩住，然后从最接近自由的地方被带回到地牢里。
去人性化：否定他者价值
杀越南鬼子献真神。
——一名越战美军写在头盔上的一句话
人对人类手足能做出的极端恶行，莫过于剥夺他人人性，也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去人性化过程让人失去存在价值。当我们认为“他者”不具有跟我们一样 的感觉、思想、价值以及存在目的时，我们就是将他者去人性化。通过感情的理智化、否认及孤立等心理学机制，我们从意识中贬低或是抹消掉这些“他者 ”与我们共享的人类特质。相对于人性关系中的主体性、个人性和情感性特质，去人性化关系的特质则是客体化、分析式，而且缺乏情感或移情作用。
用马丁·布贝尔的话来说，人性化的关系是我—你（I-Thou）关系，而去人性化的关系则是我一它关系（I—It）。随着时间的逝去，去人性化的施为 者（agency）会被吞没进人负面性的经验，造成“我”发生变化，并且产生出客体与客体间或施为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它一它”关系。于是人们通过标签、 刻板印象、标语和形象宣传的方式，助长了将某类他者视为次等人、劣等人、非人、下等人、可有可无之人或者是“禽兽”的错误概念。
当施为者在紧急情况、危机发生，或是需要侵入他人隐私领域时，的确有必要暂时搁置正常的情感回应，因此有时候去人性化过程也可以发挥适应的功 能。例如外科医师执行危及他人性命的手术以及担当第一线救人任务时，他们就必须如此。而当工作的工作量或日常计划必须接待大量的人时，也会发生同 样的情形。在某些照顾专业如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和医学专业里，这过程有个专门称呼：“疏离的关怀”。这时的行动者被放在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他一 方面得将客户去人性化，一方面又需要给予他们协助或治疗。
然而针对被过度客体化的对象，去人性化过程往往会助长对他们的虐待和破坏。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狱卒竟会这样描述他们的囚犯——那些只因为 掷铜板时运气不佳，因而没能穿上狱卒制服的大学生：“我叫他们互相叫对方的名字，然后徒手把厕所打扫干净。事实上我根本就把这些囚犯当成‘畜牲’ ，而且我—直觉得他们会对我不利，所以得看好他们。”
或者是另一位狱卒的告白：“这些囚犯穿得—身破烂，整个牢房里充满了他们身上发出的恶臭，实在很让人厌恶。只要下个指令，他们就会彼此杀红了 眼，我就等着看好戏啰。”
斯坦福监狱实验创造出一种去人性化的生态，就像真的监狱里会出现的情形，而这是通过许多直接且不断重复的信息而逐渐形成。囚犯从一开始失去自 由，接着失去隐私，最后失去个人的身份意义，一连串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去人性化过程。这过程将囚犯从他们的过去、社群以及家庭中割离，然后由当下现 实取代了正常的现实。当下现实迫使他们和其他囚犯们一起生活在毫无特色的小牢房里，完全失去个人空间，而来自外在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狱卒们的独裁决 定则支配了他们的行为。正如所有监狱中都有一些隐约的压迫，我们的监狱也不例外，在这里，情感被压抑、禁止，而且受到扭曲。才不过进入监狱短短几 天，温柔呵护的感情就从狱卒和囚犯们身上消失了。
在制度性的环境中，人类被禁止表达情感，因为它们代表了冲动的个人反应和不可预期，然而制度性环境却只期待一致性的集体反应。狱卒们通过各种 对待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贬低人格的制度性程序也在去人性化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然而囚犯们也马上将自己加入去人性化的过程里，他们压抑自己的情 感反应，直到“崩溃”为止。情感是人性的基本要素，但在监狱里，压抑情感却是基本的生存之道，因为情感是脆弱的象征，流露情感形同将自己的弱点暴 露在所有人面前。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将更完整讨论去人性化过程和道德撤离的关联，以及其对人性的破坏效果。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意外发现
在实验结束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意外——美国加州圣昆廷州立监狱及纽约州阿蒂卡监狱（Attica Correctional Facility）的屠杀事件，使 得我们的实验成为邪恶心理学的主要范例。原本这个小小学术实验只是用来检验情境力量的理论想法，但这两个事件却使这个实验受到全国性的瞩目。在这 里，我只从斯坦福监狱实验及我的角度，概略叙述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关键面向。关于更完整的细节以及大约同时兴起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激进学生团体“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
斯坦福监狱实验被迫中止的隔天，在圣昆监狱一场声称由黑人政治激进分子乔治?杰克逊领导的逃狱行动中，有许多狱卒和囚犯遭到杀害。三个礼拜后 ，在美国东岸纽约州北部的阿蒂卡监狱也出现了囚犯暴动。囚犯控制了整座监狱，并劫持了近40名狱卒和一般工作人员为人质，整个事件持续了五天。他们 要求改变压迫的处境及去人性化待遇，但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并未选择进行协商，反而下令触动该州的警力部队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夺回监狱。州警部队在牢房中枪击和杀害了40名以上的狱囚及人质，并造成多人受伤后，整个事件才落幕。由于两个事件发生时间相当接近 ，监狱现况于是成为当时舆论的关注焦点，基于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心得与认识，我受邀在几个国会委员会中提出证词。我也成为参与圣昆廷监狱 屠杀时间的六名囚犯之一的专家证人。而大约在那段时间，有位曾看见我和圣昆廷典狱长进行电视辩论的媒体记者，决定要在国家电视频道【1971年美国电 视频道NBC的节目《年代报导》（Chronolog）】中，制作一部关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纪录片。美国《生活》（Life）杂志的一篇特别报道也迅速跟进，斯坦 福监狱实验虽然结束了，但现在又继续上路了。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其代表的时代氛围
在我们的模拟监狱中，学生囚犯和狱卒受到经验诱发而出现性格上的转变，为了更充分评鉴性格转变的程度，我们有必要考虑60年晚期及70年代早期的 美国时代氛围。那个时代的代表性思潮是拒绝威权、“不要信任大人”（trust no one over thirty）、反对军队及工业化，参与反战示威、加入民权及妇 女权益促进行动。那是个年轻人起而造反、反抗来自父母和社会死板教条的时代，而那些教条曾在50年代桎梏了他们的父母。那是性、毒品和摇滚乐的实验 年代，年轻人蓄着长发，高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也是个嬉皮士的年代，为了爱和存在而静坐抗议的时代，是头上戴几朵花去加入旧金山反 战青年“花孩儿”（flower child）行列的时代，是和平主义者的时代，更是个体主义者的时代。那一代人的智性导师——哈佛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 （Timothy Leary）曾经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处方，里面包含三重指引：别管传统社会说什么、尝试看看改变心智状态的药丸、倾听自己内在的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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