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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导、诱使或传授的方式，就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当好人沉浸在“整体情境”时，情境力量会挑战个人人格、个性和道德观的稳定性及一致性， 从而影响人性的表现，引导人做出诸如非理性、愚蠢、自毁自弃，反社会，不计后果的行为。”
我们希望相信人有基本不变的善性，能够抵抗外在压力，并以理性方式评价并抗拒情境诱惑。我们赋予人性以神性，人性具有道德及理性的能力，使人 类公正而富有智慧。在善恶之间，我们竖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篱，以简化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在善这一边的都叫“我们”、“自己人”、“同类”，而在 恶那一边的通通归成“他们”、“别人”、“异类”。矛盾的是，在创造出不受情境力量影响的迷思时，我们却因此对情境力量失去警觉性，从而开启了堕 落之门。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参见第十二章、十三章）透露出我们不愿接受的信息：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社会力量的严格考验时，都会出现重 大的性格转变。我们置身事外地想象自己的可能作为，然而一旦进入社会力量的网络中，想象自己的行为表现及实际能做的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斯坦福监狱 实验号召我们捐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情境”的简化观念。正如情境感染相同处境的其他人一样，只有当我们承认情境也有“感染我们”的潜在力 量，才能最完善地抗拒、避免、挑战及改变这类负面情境力量。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斯（Terence）说过：“凡出于人性的，必适用于我。”这句话提醒我们 时刻莫忘此一认识的重要性。
通过纳粹集中营狱卒、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的毁灭仪式，以及更近期的日本“奥姆真理教”仪式所造成的行为变化，这些教训一直重复地传达 给人们。而在波黑、科索沃、卢旺达、布隆迪及最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暴行，也同样提供了有利的证据，证明人类会将人性及仁心屈服于社会力 量，以及诸如战争征服、国家安全等抽象的意识形态借口。
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正确或错误的情境中，这些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这样的认知并不构成为邪恶开脱的理由， 相反地，它使得邪恶民主化，让一般行动者共同承担了邪恶的责任，而非宣称邪恶是偏差分子或者是暴君的专利——邪恶的都是“他们”，不会是“我们” 。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单纯的教训是告诉我们情境的重要性。社会情境在个人、群体及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心智运作上产生的作用力，远较我们能想象的还 深刻。有些情境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让我们做出不曾更不可能预测得到的行为反应。”
人若处在无法依循从前法则行事的新环境中，情境力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类情境中，惯常的报偿结构不同了，预期也被打破了。置身其中时，人格 变项的预测力变得很低。因为它们的预测力依赖的是想象的；未来行动估计，而未来行动则是以过去在熟悉情境中的典型反应为基础——但现在我们遇到的 新情境并非如此：一位新狱卒或囚犯会这么说。
也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或他人令人困惑的不寻常举动时，都必须以情境分析为出发点。只有以情境为基础的侦查工作无法解答谜题时，才采用天 性式分析（基因、人格特质、个人病理学等），我在斯坦福的同僚李·罗斯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是邀请我们从事“归因的仁慈”（attritutional charity）。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做这件事的行动者，而是仁慈地从现场调查出发，去找出行为的决定因素。
然而知易行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心理偏见——“基本归因谬误”，使我们无法以这样理性思考。提倡个体主义的社会如美国及许多西方国 家，逐渐习惯去相信天性的重要胜于情境。在解释任何行为时，我们过度强调人格的重要性，却低估了情境的影响力。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希望读者们开始 注意这个行动的双重原则是如何频繁出现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他人的决定过程中。接下来要以我们的监狱研究思考让情境发挥影响力的特质。
规定的塑造力量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出现的情境力量结合了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单独而言并无特殊之处，然而一旦联合起来，就会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特质 就是规定的力量。规定是以正式而简化的方式来控制非正式的复杂行为。其运作方式是规则的外化，即制定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可接受、可以得到报偿的 ，以及什么是不被接受并因此会受惩罚的。当时间久了，规定逐渐有了自己的生命，开始不受控制，并拥有合法的威权。即使规定不再适用、变得含糊不清 ，或是因为规定执行者的任意诠释而变化，规则仍然屹立不摇。
借着怪罪“那些规定”，我们的狱卒可以将加诸囚犯的大多数伤害正当化。举例来说，让我们回想一下囚犯在熟记狱卒和典狱长发明的17条专制规定时 必须承受的痛苦吧！也请思考一下用餐时间进食行为的规定二是如何被滥用来惩罚克莱416，只因为他拒绝吃下不洁的香肠。
有些规定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行为，故有其必要；例如演讲者说话时观众必须聆听、驾驶遇到红灯要停车、不可插队。然而有些规定只是幌子，只为了掩 饰创造规定者或负责执行者在支配的事实而已。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规定一样，最后一条规定自然是关于破坏其他规定时的惩罚方式。也因此一定会有某个 人或某个代理机构愿意并且有能力执行这类惩罚，在公开场所执行最理想，可以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喜剧演员连尼·布鲁斯（Lenny Bruce）曾以逗趣的 方式描绘谁可以、谁不能把粪便丢到邻居院子里的规定是如何发展出来。他也将警察角色的创造描述成是为了担任“我家院子里不准有屎”规定的守护者。 规定和规定的执行者都是情境力量内在固有的，尽管如此，系统仍扮演了一定角色，雇用警察并创造监狱来监禁破坏规定者的都是系统。
一旦规定成真
一旦你穿上制服并被赋予一个角色，我是说，一份差事，有人对你说：“你的工作就是管好这些人。”然后你就会变了个人，不再扮演穿着休闲服的角 色了。当你穿上卡其制服、戴上眼镜、拿着誓棍时，你就会真的变成狱卒，你会开始演起那个角色。那是你的戏服，穿上它，你就得照着剧本演。——狱卒 赫尔曼
当演员扮演虚构人物时，常常必须演出与他们人格认同相异的角色。他们按照演出角色的需求，学习说话、走路、吃东西，甚至是思考和感觉。演员的 职业训练使他们得以维持人物角色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区隔，将自我隐藏在幕后，在幕前演出和真实自我大不相同的角色。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 都会遇到界限模糊的时候，在戏落幕或电影杀青后仍然走不出剧中人的阴影。他们全神贯注于角色的内在强度，而让这股强大力量指挥舞台下的人生。观众 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演员的心思已经完全被角色占据。
要解释戏剧化角色最后“弄假成真”的效应，英国的电视“真人实境秀”《乡郊大宅》（The Edwardian Country House）有个很棒的例子。该电视剧 从约800名应征者中选出19个人，在优美庄园里担任英国仆役的角色。根据剧中的时代设定，扮演管理仆役的总管一职的人，行为举止必须遵照严格的阶层 制度，可是演出者却被自己能轻易变成专制总管这件事给“吓到了”。这名六十五岁的建筑师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无法接受自己可以轻易对他管理的仆役 施加绝对权力，“你突然明白你不用说话，只需要动根手指他们就会乖乖听话了。这想法很吓人——令我毛骨悚然。”而一位扮演女仆的女性，在真实生活 中担任旅游信息处官员，她开始觉得自己像隐形人一样无足轻重。她描述她和其他人如何快速适应仆役的角色，她说：“我先是惊讶，然后就感到害怕了。 全部的人都变得低声下气，我们很快学会了不要回嘴，而且觉得自己是卑下的。”
典型的情况是，角色和特殊的情境、工作、职务是相连的，比方说教授、门房、出租车司机、牧师、社会工作者或色情片演员都是如此。人处在某个情 境时就会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在家、在学校、在教堂，在工厂或是在舞台上时，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而通常处在“正常的”生活中时，角色就会被抛在 一边。然而有些角色会不知不觉渗透进入你的生活。这些角色不只是偶尔演出的剧本而已，它们会在大多数时候变成你。即便一开始我们只承认它们是人为 的、暂时的、受情境限制的角色，但它们仍被内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变成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邻居、老板、劳工、助人者、医治者、娼 妓、士兵、乞丐及其他许许多多角色。
更复杂的是，我们都必须扮演多重角色，有些角色相冲突，有些则可能挑战我们的基本价值与信念。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例子，当初一开始我们只 是用“不过是个角色”来和真实个人做区别，但是当角色行为得到报偿时，却开始造成深刻的影响。就像“班上的小丑”虽然赢得他无法用特殊学业表现得 到的注意，可是接下来就再也不会有人认真看待他了。或者是羞怯，一开始时可以用怕羞来避免笨拙的社会互动，这时羞怯是一种情境式的笨拙，但是当怕 羞的次数多了，原先只不过是扮演角色，最后却真的成了怕羞的人。
挫败感也是如此。当人们扮演界限僵化的角色，并因此赋予既定情境许多限制，像是限制什么行为才是适当、被期待及获得强化的等等，这时候人们就 可能做出很糟的事来。当人处在“正常模式”时，会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来支配生活，然而角色的僵化性却关闭了正常模式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角色分 隔（compartmentalization）的自我防卫机制，允许我们在心智上接受相互冲突的信念与期待，让它们成为彼此分隔的密室，以避免争执。于是好丈夫也可 以毫无罪恶感地演出奸夫的角色，圣徒可以是一辈子的鸡奸者，亲切的农场主人可以是冷酷无情的奴隶主子。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角色扮演的力量均 足以形塑我们的看法，当一个人接受了教师或护士角色，他就可能会为了学生及病患的利益终其一生牺牲奉献。
角色过渡：从医治者变成屠夫
这方面最糟的案例是纳粹党卫军医师，他们的角色是在集中营囚犯中挑选出处决或“实验”的人犯。而在经过重新社会化之后，他们已经完全摆脱常态 的医治者角色，完全进入杀人共犯的新角色当中。基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必须有所作为的群体共识，他们接纳了几个极端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事实— —身为犹太人集体屠杀事件的共犯。要理解这段复杂过程，我们必须再次提起社会心理学者利夫顿。
刚进入这环境的新医生，一开始一定会对他所见到的景象感到惊骇，他会问一个问题：“这里的人怎么会做出这些事？”一个普通的答案就能解答一切 ：对他（囚犯）而言，什么是比较好的？是在粪堆里苟延残喘还是乘着一团毒气到天堂去？于是这个新人就会完全被说服了。面对严酷的生命现实时，大屠 杀是每个人都被期待去适应的手段。
将犹太人灭绝计划塑造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心理学目的有两个：“它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屠杀计划，而且从根本上把焦点锁定在问题的解决。” 于是它把整件事变成一桩有待解决的难题，任何手段只要是必需的，都可以来达成这个实用性目标。这样的理智训练，让同情与怜悯从这名医师的日常巡诊 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挑选人犯进行毁灭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和极端的邪恶又息息相关”，这让高等教育的医师们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他们 是谋杀共犯的事实。对某些人来说，将情感与认知分离的“心理麻木”成了常态：而另一些人则采取精神分裂式办法，过着“双重”的生活。于是在不同时 间里，同一位医师身上可以存在着残忍与高贵的极端特质，这必须召唤“存在于自我中两个彻底不同的心理丛结：一个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以及身为‘ 正常人’的教育和背景为基础，另一个则是建立在‘与普遍被接受价值极端不同的（纳粹一奥斯维辛）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些双重倾向日复 一日地来回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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