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互动及其脚本
有些角色要求相对的伙伴关系,就像狱卒角色的存在如果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人扮演囚犯才行。除非有人愿意扮演狱卒,否则一个人无法成为囚犯。在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就可以扮演角色,也没有手册教你该怎么做。回顾第一天狱卒的笨拙以及囚犯的轻浮举止,只是因为两方都正在 适应这个陌生角色。但是很快地,随着以狱卒一囚犯共生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差异愈益明显,我们的实验参与者也轻易地进入了他们的角色中。演出囚犯或狱 卒,一开始根据的脚本是来自于实验参与者自身关于权力的经验,包括观察父母之间的互动(传统上,父亲是狱卒,母亲则是囚犯),以及自身对医生,教 师、老板等权威人士的回应,最后,通过电影中对监狱生活的描绘而刻画在他们脑海中的文化铭印,也是脚本的来源之一。社会已经帮我们做了训练,我们 只需要记录下他们演出角色时的即兴程度,就可以取得资料。
许多的资料显示,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反应,实际上都曾在某个时候远超出角色扮演的要求,而这些反应渗透到囚禁经验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一开始,有 些狱卒的反应受到我们的说明会影响,在会中,我们曾大略提及为了模拟真实的囚禁情境而希望创造出什么样的氛围。但无论这个舞台环境对于当个“好演 员”这件事曾大略提供出何种一般性要求,当狱卒私下独处,或是相信我们没有在监看他们时,这些要求理应不会有效。
实验后的报告告诉我们,单独私下和囚犯待在牢房外头的厕所时,有些狱卒会特别残暴,他们会把囚犯推进便器中,或是推到墙上。我们观察到最残酷 的行为都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的值班时间,如我们所知,狱卒们认为这时候他们不会被我们监视或录音,在某个意义上也可视为是实验“关闭”的时候。此 外我们也看到,尽管囚犯们不反抗,而且随着这场狱中灾难达到顶点而露出颓丧迹象,狱卒对囚犯们的虐待还是每天不断推陈出新、愈演愈烈。在一场录音 访谈中,一位狱卒笑着回忆,实验头一天他还曾经因为推了一个囚犯一把而感到很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他却已经对推挤和羞辱他们毫无感觉了。
克雷格敏锐分析了狱卒的权力转变。他仔细回想进入实验没几天后,他和其中一位狱卒之间发生的冲突:
在实验开始前,我和囚犯以及所有狱卒们都曾做过访谈,虽然为时短暂,但我觉得自己是从个体角度来认识他们。也许因为这样,尽管他们的行为随着 实验进行越来越极端、嗜虐,但我对他们是真的毫无敌意。不过很明显的是,因为我坚持和囚犯们私下谈话——表面上的理由是和他们进行咨询,而且偶尔 也会吩咐狱卒们停止一些特别严重且毫无理由的虐待,所以他们把我当成背叛者。因为这样,有一位狱卒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我和他的互动:“那个心理学家 离开(咨询)办公室前责备我铐住囚犯而且蒙住他的眼睛,我很气愤地回答他,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安全的考虑,而且这是我的事,不管怎样都和他无关。” 他的确这样告诉过我。奇怪的是事情似乎颠例过来,是我协助创造了这个模拟环境,现在我却因为无法支付这些新规范,而被一个我随机分派角色的狱卒戗 得哑口无言。
谈到狱卒说明会可能造成的偏差,我们才想起我们完全没有为囚犯办任何说明会。那么当他们私下独处时,当他们脱离不间断的压迫时,他们都做些 什么?我们发现他们不是去认识对方,或谈论跟监狱无关的现实生活,而是非常着迷于当下处境的各种变化,他们增饰自己扮演的囚犯角色,而不是与之疏 离。狱卒们的情形也一样:从他们私下在寝室或在准备轮班、换班空当中搜集到的信息显示,他们彼此很少聊和监狱无关的事或私事,常聊的反而是关于“ 问题囚犯”、狱中即将出现的麻烦或对工作人员的反应——完全不是人们认为大学生在休息时间会讨论的话题。他们不开玩笑、不笑,也不再其他狱卒面前 流露出个人情绪,原本他们可以轻松运用这些方式让形势愉快点,或是跟角色保持点距离,却没有这么做。回想一下克里斯蒂娜稍早的描述,她谈到她见到 的那位亲切、敏感的年轻人,一旦穿上制服进入他在牢场的权力位置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粗野残暴的西部牛仔。
扮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成人角色
在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的最后教训之前,我想要再提出两个最后的观点来讨论角色权力及运用角色来正当化违法行为。我们现在先跳出狱卒与囚 犯是由志愿者扮演的,回顾一下几个角色:来访的天主教神父、假释委员会的委员长、公设辩护律师,以及在探访夜出现的父母。父母们不仅觉得我们展示 的监狱情境良好、有趣,还允许我们将一系列武断独裁的规定用在他们身上、限制他们的行为,就像我们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也信任他们会好好扮演 深植于内在的角色——他们是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公民,尊重威权、极少直接挑战系统。我们同样也知道即使囚犯们处于绝望中,而且人数远多于狱卒,但 是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狱卒。其实只要有一个狱卒离开牢房,囚犯与狱卒的人数比甚至可以达到九比二,他们却不曾反抗。这类暴 力不属于他们从小习得的角色行为,却可能是出身较低阶层的实验参与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较可能会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证据证 明囚犯们曾经策划要发动人身攻击。
角色的现实依赖支持系统而存在,系统对角色提出要求、规范,并且阻止其他现实情况入侵。回想一下,里奇1037的母亲向我们抱怨他的情绪不佳时, 我立刻动员了我的制度性威权角色回应并挑战她的观察,我暗示囚犯1037一定有些个人困扰,所以他的情绪状态完全和监狱的运作问题无关。
回溯我当时的反应,我的角色从一个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师,成为一心只顾搜集资料的研究者、麻木无情的警务长,这样的转变最令人痛苦,在这个陌生 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适当的怪事,我狠心打断了一位母亲的抱怨,而她的确有理由抱怨;当帕洛阿尔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绝将我们的囚犯移到市立监狱时 ,我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我想我会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接纳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让监狱尽可能正常运作。但也由于接纳了这角色,我只关注“我 的监狱”的安全和维持,于是在第二名囚犯也达到崩溃边缘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有中止实验的需要。
角色的过错与责任
我们可以深深沉浸在角色之中,又能在必要时将自己和角色区隔开,也因此,当我们由于身为某个角色而犯下过错时,很容易帮自己撇清个人责任。我 们拒绝为行动负责,将责任怪罪在扮演的角色身上,说服自己本性和角色没半点关系。这种说法显然和纳粹党卫军领导人在纽伦堡大审时的开脱之词有异曲 同工之妙:“我只是照命令行事。”只不过辩护的理由变成:“别怪罪到我身上,我不过是做我当时那位置上的角色该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
赫尔曼和克莱416曾经接受过一次电视访问,我们回想一下赫尔曼当时如何合理化他对克莱的虐待行为。他声称自己只是在进行“属于我的小小实验” ,目的是观察要把囚犯逼迫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们造反或是挺身维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他主张自己的严酷行为是为了刺激囚犯们变得更好,而残暴的 主要报偿就是囚犯的起义。这个事后合理化有什么样的谬误呢?从他处理克莱416香肠造反事件的方式还有“中士”的反抗辱骂,我们可以轻易看出端倪。 赫尔曼并没有赞许他们起身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原则,反而是大发雷霆,变得更极端、嗜虐。赫尔曼彻底运用身为狱卒的最大权力,做出远超出情境的需求, 只为制造自己的“小小实验”来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和乐趣。
为了进行斯坦福监狱实验后效的回溯性调查,赫尔曼和道格8612曾在最近接受《洛杉矶时报》的访谈,而他们都用了类似理由来说明当时的行为——一 个自称“残酷”,另一个人则用“疯狂”来形容;他们的理由则是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取悦我。”也许他们所扮演的正是日本电影《罗生门》里的新角色吧, 如同电影里的每个人都对事实有一套不同观点。
匿名性及去个人化
除了规定和角色权力之外,由于制服、装束和面具的采用,掩盖了每个人的一般面目,从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现并降低了个人责任归属,情境力量也变得 更有权威性。当人在情境中觉得自己拥有匿名性,也就是觉得没有人会意识到他们的真正身份(所以也没有人会在乎)时,反社会行为就比较容易被诱导出 现。假如情境本身又允许个人冲动、服从指令,或者鼓励建立一些一般情形下会受鄙视的行为方针,情况更是如此。银色反光太阳镜就是这种工具,它让狱 卒、典狱长和我在与囚犯往来时显得更高不可攀、更缺乏人情味。制服则赋予狱卒一个共同身份,必须称呼他们“狱警先生”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大量的研究资料证实,去个性化助长了暴力、破坏公物、偷窃等越界行为(将在后面的篇章中进一步讨论),尤其当情境支持这类反社会行为时,这 对孩童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成人。在文学作品,如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苍蝇王》中找到这类过程描述。当群体中所有人都处在去个 性化的状态下,他们的心智运作方式会改变:他们活在一个延伸现在的时刻中,使得过去和未来都变得遥远而不相关。感觉会支配理性,行动能凌驾反思。 在这种状态中,导引他们行为不偏离社会正轨的一般性认知和动机激发过程已不再发挥作用。阿波罗式的合理性及秩序感被迫让位给戴奥尼索司式的过度放 纵甚至混乱。接下来,人们不再考虑后果.发动战争就会变得像做爱一样容易。
于是我想起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的启发:“为了彼此斗争,同一只母鸡生下的同一窝小鸡,脸上的颜色不会一样。”这是个妙喻,可以用来描绘去个性 化在助长暴力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伊拉克虐囚监狱阿布格莱布中臭名远播的1A层,一位狱卒曾模仿摇滚团体“跳梁小丑”(Insane Clown Posse)以银色和 黑色彩绘自己的脸,当时他正在值勤,并且为了拍照而摆着姿势,因而拍下了一张记录虐囚事件的照片。关于去个性过程如何参与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 ,我们稍后还会有许多讨论。
认知失调对邪恶的合理化
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产生认知失调。行为与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 调出现的条件。失调是一种紧张状态,它会强而有力地刺激个人改变公共行为或是私人观点,以降低失调程度。人们将会竭尽所能,力求拉近信念与行为的 差异,以达到某种功能性统一。差异程度越本,达成调和的动机就越强,而人们也会期待看见越极端的改变。如果你有许多好理由去伤害一个人,反倒很少 会出现失调,比方说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为军人的职业要求你得听从权威者命令行事,或者从事违背你和平信念的行动可以得到丰厚报酬时。
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从事这类行为的正当理由减少,失调的效应却会开始增强。好比说你只为了微薄报酬去做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你的生命不受威胁, 提供给你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或是不妥当,失调情形就会变严重了。在人们拥有自由意志时,或者当情境压力迫使他从事与信念不符的行动,但是他或她一时 失察或无法全然赞同这样的行为时,失调程度会升高,试图去降低失调的动机也会最强。如果与信念不符的行为属于公开行为,否认或修正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改变的压力会施加在认知失调方程式中较软性的元素上,也就是属于内在、私密的部分,亦即价值、态度、信念,甚至是知觉感受上。有大量的研究 可以支持这样的预测。
认知失调是如何刺激我们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身上所看见的改变出现呢?他们从事长时间且辛劳的值班工作,完全出于自愿,只为了一小时不到2美 金的微薄薪水。他们很少得到指导,告诉他们该如何扮演这个困难的角色。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穿上制服、出现在牢房中,或者足有仟何其他人在场,不管 那个人是囚犯、他们的父母或是访客,他们就必须一贯维持每天轮班八小时的狱卒角色。他们不当班时,有1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远离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日常 工作,然而16个小时后,他们还足得回到角色里。这样的情境是导致认知失调的强大源头,也许就导致狱卒内化其公共角色的行为,并且造成他们用私人认 知和情感回应方式来自我合理化,因而使得独裁及虐待行为日益增加。
42/82 首页 上一页 40 41 42 43 44 45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