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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利用这些机会进行“道德教育”，跟他们讨论在研究中共同遭遇到的道德冲突。道德发展理论先驱拉里·科尔贝格（Larry Kohlberg）曾主张，在 道德冲突背景中进行讨论是最重要、也许也是唯一的方式，借此可提高个人的道德发展层次。
回顾从情绪形容词自陈表中取得的资料，显示出减压解说会后，囚犯和狱卒的情绪都回到较平衡的状态，已接近研究刚开始时的情绪水准。参与者在实 验中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持久，原因可归诸于三个因素：首先，这些年轻人都拥有健全身心，因此能在实验结束后迅速调适，第二，这个经验是属于当时的 时间、环境、服装、角色脚本所独有，他们大可以将一切打包，存放在标明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大冒险”的记忆行囊里，不再触碰。最后，精细的减压程序 指出了造成影响的情境特质，成功地让狱卒和囚犯摆脱自己的恶劣表现。
对实验参与者的正面影响
针对研究的相对伦理，传统观点的看法是，只有当研究结果对科学、医学或社会的贡献大于实验参与者所付出的代价，研究才能获准进行。尽管计算得 失比率的做法看似妥当，不过我想在此挑战这个会计观点。我们的实验参与者（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被称为“实验对象”）付出的代价的确是真实、立即而 且明确的。不过相对地，无论预期的收获会是什么，在研究者进行研究设计或获得实验许可的阶段，那些收获都只是遥远的可能性，也许不会有实现的一天 。而一个极有希望得到预期成果的研究却往往没什么意义，甚或因此不能发表，也无法在科学界讨论。就算是得到有意义的发现并获得公开发表，也可能无 法转为实务用途，或者若要达到有利社会的目的使得规模必须放大，因此未必实用和可行。另一方面，有些研究或许一开始未必有明显用途，最后却有重要 用途产生。例如调节自律神经系统的基础研究，就对以生物回馈方式辅助治疗的保健应用有直接贡献。此外，大多数研究者对“社会工程”中可运用于解决 个人及社会问题的方法多半缺乏兴趣，也没有特殊才能。
综上所述，这些评论说明了无论从原则上或实践上思考，研究伦理等式中关于获益的崇高理想都有落空的可能，然而就实验参与者及社会而言，他们仍 然得分别付出损失的代价，就个人而言是净损，对社会而言则是毛利损失。
相对伦理等式中还有项被单独忽略的因素是实验参与者的净收益。他们是否也能从参加研究计划的经验中得到某些好处呢？举例而言，他们在金钱报酬 方面是否能抵偿参加医学研究时经验到的痛苦呢？若要实现人体受试者研究的次要目标，适当且操作细腻的减压解说会不可或缺。我在诱发性精神病理学（ induced psychopathology）研究中的经验可作为范例参考。然而这类收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经验上来说，我们必须把这样的收获当作是结果测量，是 当研究者事先抱持对其“伦理可疑性”的敏感度而做研究时，得到的一种检验。考虑到研究伦理时，还有一个大多数时候都被忽略的因素，就是研究者负有 社会行动的义务，为了让他的研究能用于他的知识领域及社会改革，研究者必须有所作为。
斯坦福监狱实验参与者及工作人员的意外收获
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于某些参与者及工作人员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不在预期中的正面效应也因此渐渐浮现。总体来说，在最后一次追踪评估中（研究 结束后的不同时间里，由参与者在家中完成并寄出），大多数参与者都表示对个人而言，这是一次价值非凡的学习经验。这些正面感受多少可以平衡负面的 监狱经验，虽然只到某种程度而已：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没有任何参与者愿意再次自愿参加类似的研究。以下让我们从参与者的评估中检视斯坦福监狱实验 留下的正面效应。
先说说道格8612这位囚犯造反事件中的领袖，他也是第一位出现极端情绪性压力反应的囚犯。他的反应迫使我们必须提前释放他，而当时他进入实验的 时间不过才36小时。在我们的纪录片《寂静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拍摄过程中，道格曾在一段访谈里承认这段经验十分令他困扰，他是这样说的：“这 是个无与伦比的经验，我这辈子从来没叫得这么大声过，也从来没有这么不舒服过。这是个失控的经验，不管是对那个情境还是我个人都一样。或许我一直 以来都有不容易失控的问题吧。为了了解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束后）我开始走人心理学领域，我会继续研究心理学，去了解是什么事物会让一个人 理智短路，这样我就不会这么恐惧未知了。”
在研究结束五年后的一份追踪评估中，道格透露他开始会为了得到释放而让自己陷入极端痛苦，接着8612这个角色又会缠上他。“我以为摆脱这个实验 的方法就是装病，一开始只是假装身体有病痛，当那方法不管用时就装出精神疲劳的模样。但花在装病上的精力让我痛苦，而这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也 真的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到底有多痛苦？他在报告中说到，他女友告诉他，他紧张不舒服到实验结束两个月后还老是在谈那件事。
道格继续学习心理学，最后拿到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部分原因就是希望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对囚犯地位的）羞耻感 及（对狱卒地位的）罪恶感，他在圣昆廷监狱而不是一般的医疗／临床院完成实习学分，之后超过20年的时间在旧金山和加州的矫正体制中担任法庭心理学 家（forensic psychologist）。由于他动容的见证，让我们为实验的纪录片取名为《寂静的愤怒》，他谈到我们必须防范的是囚犯身上出现的嗜虐冲动， 这种冲动总是存在权力差异的情境中——就像一股寂静的愤怒，随时伺机突围、爆发。道格的工作一部分是协助囚犯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仍能保持尊严，以 及促使狱卒和囚犯和平共存。他的例子说明，尽管斯坦福监狱实验一开始造成了强烈的负面效应，最后仍能转化为智慧与洞见，持续对个人与社会产生贡献 。身为受试者的收获与承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
在所有电视节目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报道中，都会特别介绍被昵称为“约翰·韦恩”的酷吏赫尔曼，他由于身为支配性角色，并且为虐待囚犯发明了各 种“有创意的邪恶”任务和游戏而闻名。我们在我最近的一场演讲中碰面时，他向我吐露心声，他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说过，每个人一辈子中 都会有一次机会享有短暂的美名，不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带给他的却是“一时的丑闻、一辈子的臭名”。我曾经要求他想想这次参与是否曾在他的人生中留下 任何正面影响，他寄给我一张短笺作为回答：
数十年来，我背负的生命重担已经软化了当年那个傲慢而不经世事的年轻人。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我的行为伤害了某位囚犯，我可能会回答他：“那些 人全是懦夫跟娘娘腔。”不过今天，我回忆当时是如何走火入魔以致伤害他人而完全不自知时，这些经验已变成一则警世传奇，提醒现在的我必须注意对待 他人的态度。事实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对自己身为公司老板的身份太过小心翼翼了，像是有时候我会对开除表现不佳员工这类决定有所犹豫，因为我担 忧这对他们来说太过残酷。
克雷格继续就读斯坦福法学院，他后来以法学博土身份毕业，同时也拿到我们心理系的博士学位。他在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任教，教授颇受欢迎的心理学及法学课程。克雷格后来成为美国的狱政首席顾问，也是少数与囚犯集体诉讼案件的律师代表合作 的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他曾针对犯罪，刑罚、死刑等许多不同面向广泛撰写文章，提出出色的见解。我们曾在许多专业的期刊论文、书籍以及贸易杂志上合 作发表文章。从他对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他造成的影响所做的声明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实验的价值：
对我而言，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改变我职业生涯的再造经验。当津巴多教授、科特和我开始规划这个研究时，我只是个刚读完二年级的心理学硕士生，那 时在津巴多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对运用社会心理学解决犯罪及刑罚问题的兴趣才刚要开始成形……当我完成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工作后不久，我开始研究 真正的监狱，而最后我将焦点转向社会史，因为社会史协助塑造了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内在局限。但我从未忘记在那短暂的六天中，我在模拟监狱里所观 察及体悟到的教训，以及因此而对制度产生的洞察。
克里斯蒂娜·马斯拉什这位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女英雄，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大学教务长、人文暨科学院院长，也是卡耐基基 金会的年度杰出教授。她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短暂但强烈的经验，也对她的职业生涯抉择有了正面影响，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她这么说道：
对我而言，这个监狱经验遗留下的最重要影响，是我从个人经验中所学到的教训，而这样的学习又塑造了我接下来对心理学的专业贡献。我最直接体会 到的是心理学的去人性化——如何能让一个堪称善良的人用如此恶劣的方式来认知和对待其他人；对于仰赖他们伸出援手和善意的他者，人们多容易就可以 不把他们当人，而且当成不值得他们尊敬和平等对待的畜牲、下等人。斯坦福监狱实验里面的经验启发我进行关于精疲力竭感（burnout）的前瞻性研究， 即探讨对情感过度苛求的人类服务工作可能产生的心理危机，也就是导致起初仁慈、奉献的人去人性化，甚至虐待他们原本应该服务的对象。我的研究尝试 说明在各种职业环境中出现精疲力竭感的原因和结果，并试着将研究发现应用于实务。我鼓励分析和改变造成精疲力竭的情境决定因子，而不是把焦点放在 照顾者的个性上。因此我的斯坦福监狱故事不只是扮演提前结束实验的角色，我也扮演了开始一项新研究计划的角色，而这都是来自于我在那独一无二实验 中得到的启发。
然后就是我了，菲利普·津巴多（关于科特及贾菲在实验中的角色请参见注释17）。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一周体验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女生，从个人面 及专业面都可说是如此。要追溯起这个经验为我带来的意外正面影响，那可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我的研究、教学和个人生活都逃不出它的影响，而我也因此 成为一名社会改造分子，为改善监狱境况，并为唤醒人们关注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权力滥用而积极奔走。
实验结束后的三十年来，我的研究焦点可说是由模拟监狱的许许多多观点刺激而成。它们带领我走进“羞怯”、“时间洞察力”和“疯狂”的研究世界 。在简述过监狱实验对羞怯研究与治疗严重羞怯者的关联之后，我接着会详述这经验对于我个人生活的改变。
羞怯：自我加诸的监牢
什么样的地牢比诸心事幽暗？什么样的狱吏较诸自我无情？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在我们的地牢中，囚犯回应狱卒们强制掌控的方式是交出自己的基本自由。然而在实验室外的真实生活中，许多人却在没有外在狱卒逼迫下自愿放弃他 们的谈话、行动和结社自由。他们在内心的自我形象中内化了一位苛刻的狱卒，限制他们自发地表达自己、限制他们享受自由以及生命中的欢愉。矛盾的是 ，这些人也同时在自我形象中内化了一位消极被动的囚犯，心不甘情不愿地默许他们自我强加在行动中的限制。任何行动只要威胁到内在自我，可能造成羞 辱、羞耻，以及社会否定，就必须予以回避。为了回应内在的狱卒，内在囚犯的自我于是从生命中退缩了，缩回到一个保护壳里，选择躲在羞怯筑成的寂静 监牢中享受安全感。
在仔细说明来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隐喻后，我进一步去思考羞怯为一种社会恐惧症的病理学，它让我们看待他者为有恶意的人而不是善类，并且因而破 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关系。在我们的研究结束后那年，我开始进行一项重要的创新研究“斯坦福羞怯研究计划”（Stanford Shyness Project），以成 年和青少年为对象，目的是调查羞怯性格的原因、结果和相关因素。这是首次针对成年人的羞怯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大家已知之甚详的是后来我们又继续发 展了一个计划，也就是成立了独一无二的“羞怯性格门诊”（Shyness Clinic，成立于1977年）从事治疗。这些年来，位于帕洛阿尔托市的诊所一直在林恩 ·亨德森（Lynne Henderson）医师的主持下继续相关的治疗工作，目前则隶属于太平洋心理学院（Pacific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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