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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曾声明，一届任期结束后不再参加国会议员竞眩还在大选期间，他就曾回斯普林菲尔德活动，但他显然受到了冷遇。他的前合伙人洛根法官竞选参议员落选了，这并不是因为林肯坐视不救，恰恰是因为他帮了忙，但帮了倒忙，那里的人们在他出现于公众场合总给他以嘘声。泰勒也没在这一州取胜，这一州是民主党的天下，那个道格拉斯早已是国会参议员，而那个差点与他决头的谢尔兹也进了国会。林肯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回来重操旧业做律师，除此之外他似乎也并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他于1849年春回到斯普林菲尔德，继续他的律师事务，重新在第八巡回审判区巡回。他在几年前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买了一辆马车，现在债务也基本还清，他总算松了口气。然而不久，1850年2月1日他的才四岁的儿子爱德华·贝克病死，不到一年， 1851年1月17日，他的父亲老汤姆也去世了，终年七十三岁。他似乎不断地经受着周期性的打击，九岁的时候，母亲辞世，十九岁之际，姐姐去世，七年之后恋人病逝，再过六年，因婚姻而大受折磨，此后九年之中，基本平静，而现在当他从国会回来颇有些心灰意懒之际，他的亲人却接连离世，他很有些舍不得他的儿子，他没有功夫去查尔斯顿送别他的老父亲，他极为痛苦。
他的国家现在也处于一种周期性痛苦中，那是由奴隶制问题引起的。
1848年初，加利福尼亚在萨特矿发现黄金，随即移民们潮水般涌至，1849年一年即达8万之众。新上任的泰勒总统为了避免领地问题恶化，派密使至旧金山和圣菲，鼓励当地人制定宪法并立即申请加入联邦。加利福尼亚很快就做到了这点，他们10月份起草了一份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申请获得州的地位。这引起了南部的抵抗，因为如加利福尼亚被接纳为州，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威尔莫特附件。南部人许多承认自己是分裂主义者，卡尔霍恩的追随者更是发誓宁可使合众国分裂，也不愿看到奴隶制被排斥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之外。他们还要求制定一部更为有效的逃亡奴隶法。
在这南北对抗之际，三位老政治家被推向前台，使他们的晚年像一颗颗在大气层燃烧的星星放射夺目的光华。亨利·克莱首先站出来，以他伟大的妥协者身份最后一次提出一妥协案。 1850年1月29日，克莱建议： 1）立即接纳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合众国； 2）得自墨西哥的其余割让领地组织领地政府，而对奴隶制不加任何限制； 3）得克萨斯放弃其对新墨西哥东部土地的要求； 4）联邦政府承担得克萨斯合并前的公共债务作为补偿； 5）禁止把哥伦比亚特区作为州际奴隶贸易的场所； 6）只能在征得特区居民和马里兰州的同意，并对奴隶主实行赔偿之后，才能在特区废除奴隶制。这六项提案每两项为一组，对南部和北部各打五十大板，再各给一杯糖水。但整个加利福尼亚成为自由领土（它有一半在密苏里妥协线以南），新墨西哥则由于气候原因不适宜奴隶主种植园制，极可能成为自由州，而适于蓄奴的得克萨斯则被缩小，南部原指望可将其一分为二，甚或分成更多的蓄奴州，现在也成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一耳光打得显然较重，但亨利·克莱给南部喝的糖水也较甜，哥伦比亚特区这个美国的象征允许保留蓄奴制，那个恼人的威尔莫特附件在此也基本遭否定。而最后，克莱还给予了两项议案，即7）通过一项更为强硬的逃亡奴隶法，帮助奴隶主追回逃亡到北部的奴隶（我们不难发现林肯与克莱的相似）；8）国会应宣布其无权干预州际奴隶贸易。
亨利·克莱为他的提案慷慨激昂，口若悬河，辩护达两天之久，他敦促双方为保全合众国而让步。而后垂死的卡尔霍恩坐在一旁听着别人代他宣读讲话稿。他认为要拯救合众国，就必须停止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必须忠实履行逃亡奴隶法，特别是在各领地要给予南部以平等权利。他说每一起分裂事件都是由北部主动挑起的，要维护合众国，就必须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恢复两个地区之间的平衡。卡尔霍恩此后不久去世，有人评论说，"他是错误的，但他是一个比许多曾经是正确的人们更为伟大的人和参议员。"
三天后即3月7日，丹尼尔·韦伯斯特既不是作为马萨诸塞人，也不是作为北部人，而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站了起来，为了维护合众国的存在而讲话，他支持克莱，驳斥了卡尔霍恩对北部的指责，同时也谴责了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他呼吁不要再抵制逃亡奴隶法，不要坚持威尔莫特附文，这样他就放弃了他的自由土地党思想。
★等待高飞的鹰
林肯在伊利诺伊看到这些政治巨星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之旅放出的夺目光华，不禁有些眼花缭乱，他大量地读着有关报纸，特别是《国会环球报》，感受着他的时代的强音，他知道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个人都将自己身上可当做武器的东西亮了出来。他还特别注意到那个纽约州的西沃德亮出的兵器最为犀利有力，西沃德谴责妥协方案极端错误并且充满罪恶，他认为奴隶解放是必然的，而要使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停止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解放的进程让路。西沃德说，不仅宪法证明在领地上禁止蓄奴是正确的，而且他还说"有一种比宪法更高的法律"，即上帝的法律，他求助于这个法律，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自由平等。
围绕克莱的妥协案，各路势力唇枪舌剑，甚至拳打脚踢，最后妥协占了上风。泰勒总统病逝后，道格拉斯担任了妥协派的领袖，而菲尔莫尔总统也为妥协尽了最大努力，1850年9月，最后的妥协达成，基本上与克莱年初提案一致。
林肯躺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家里的地板上，头后斜放着个枕头，枕头放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上，舒展着四肢，看着报纸或书，他知道这一年底，新的"逃亡奴隶法"生效了。它包括1）设置联邦专员负责发放允许逮捕和领回逃奴的证明； 2）奴隶追索者只要一纸宣誓书即可被认作所有权的证据，而逃亡奴隶则被剥夺为其辩护的权利； 3）专员如果每次做出有利于追索者的判决可获得十美元的报酬，但如果他释放一个逃奴就只能得到五美元； 4）专员有权要求任何公民作为武装人员去协助执法，拒绝执法者或妨碍执法者将受到严厉的罚款或坐牢。他听到拉尔夫·W·爱默生说它是"一项龌龊的法律"，没有人能去执行，"除非他失去了自尊。"然而他错了，这种失去自尊的人很多，甚至出现了一种以专门捕捉逃奴为业的人，大量自由黑人惨遭绑架并被卖往南方。
林肯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有个女人收到了她嫂子的一封信，信中说："哈蒂，我要是像你有那份写作天赋，我就会拿起笔杆，让国人都明白，奴隶制又有多么地可恶。"他不知道哈丽特·比彻·斯陀看完后捏紧了拳头，这个女人的手这时捏得像男人一般有力，然后她就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她看到一幅幅画面几乎伸手可及，它们犹如一股无法抵御的潮水向她迎面扑来。她将这些画面拿过展开在读者面前，立即那股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至少使30万美国人臣服。《汤姆大叔的小屋》①1851年6月起先在华盛顿一家反奴周刊上连载， 1852年5月出单行本，销量惊人，将南方和北方同时震惊得目瞪口呆。十年后，林肯认识了这位促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林肯懒洋洋地躺着，思考着一些问题，一有所得他就会抓过纸笔将它写下。他现在似乎一心一意地要做个好律师，他觉得做律师必须劝阻人家打官司，要尽量和解，打官司往往只能讨得个说法，却在聘金、费用及时间等方面遭受严重的损失。他觉得再没有比挑拨人家打官司的人更恶劣的了，应当① UncleTom's Cabin，一译《黑奴吁天录》。
在行业中发扬道德风气，以便把这种人清除出去。他觉得做人一定得诚实，这是他的做人准则，他希望别人也如此，特别是做律师之人，如果"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预先就同意作一个恶棍，那你还是宁可另外选择一个职业为好。"他对聘金问题也有一番特别的考虑，"这远远不止是一个牵涉面包与白脱油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律师和当事人就两得其利。索费决不可过高。"林肯到目前为止尽管摆脱了债务，但仍很穷，他办案子收费却仍很低， 1853年他办了四个案件总共只收了30美元。有一次一个当事人送他25美元，他说他太慷慨了而退回了10美元。林肯还反对预收全部聘金，如果一个人预收了全部聘金，林肯1850年7月写道，而他还照样一如既往对案子感兴趣，那他就是真正了不起了。
林肯后来写给费尔的自传说，"从1849年到1854年，首尾两年包括在内，我以空前的刻苦精神从事律师工作。"那个时候，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上或在法院，常可看见林肯与一些农民、城镇居民在一起，他们常常就其农作物被盗、栅栏边界，或者牛、马之类的事情向他咨询，他也不厌其烦地解答而不收费，他耐心地促使他们和解，当不得已打官司，他总是乐于帮助他们免于昂贵的诉讼费用，这些费用林肯是知道其昂贵的，而他的当事人就不太清楚了。他从不向他的当事人收取过高费用，他的表现也总是公正而诚实，他也不欺蒙法庭，但他善用事实与法律，甚至不惜采用戏剧性的方式取胜，他会动情地陈述事实而使法官也不知不觉受到感动。
这段时期，勤奋的林肯似乎对游手好闲特别反感，尽管他常常被人看作是懒散的，但他一直在努力奋斗，而终于有了一定地位。1851年他的继弟向他借钱，他觉得约翰·迪并不懒，只是觉得干活挣不了钱就不想干，因而游手好闲。林肯因此建议他的继弟全力以赴给一个愿意出钱雇他的人干活。"为了使你的劳动获得相当好的报酬，我答应你。"林肯1月2日写道，"从现在起到5月1日止，你劳动每挣一美元，无论是现金还是抵还你的债务，我就另外再给你一美元。"他觉得这是医治他继弟游手好闲毛病的良方，"你只要听从我的劝告，就会发现它对你的价值比八十美元的八十倍还要高。"
林肯曾经很深入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要力求使每个劳动者得到他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尽可能接近全部这样一个任何贤明的政府最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必须尽量消灭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现象。什么是无益劳动呢？他举了铁和棉花的例子。如果美国生产铁和铁制品耗费的劳动不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那么，将铁和铁制品从国外运往美国的一切劳动都是无益劳动。
而棉花就应当在产地和消费地纺成纱或织成布，因为从一地运往一地就是无益劳动。至于游手好闲，他说，假如在任何时候，一切劳动都停止，一切现有的储备都在人民当中平均分配掉，那么很快所有的人都会饿死。无疑，整个社会的游手好闲将迅速造成整个社会的毁灭。
林肯思考着，有史以来，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劳动，而另一些人不劳动，而偏偏是那些不劳动的人享受着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这是错误的。林肯这样想着的时候似乎没有把它与奴隶制联系起来，因为那时他把心思放在了保护关税上，他说，放弃保护关税必然会导致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增加。
但另一次（约在1854年）他对南部的奴隶比北部的雇佣劳动生活富裕的说法作了批判，他以自己为例写道，"我们当中没有永久的雇工阶级。二十五年前我自己也是一个雇工。昨天的雇工今天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明天还会雇佣别人为他工作。"他认为，"进步--改善条件--是平等社会的规律"，而"社会平等战胜不平等"。林肯认为，"劳动是人类的共同负担，有些人想把他们的一份负担转嫁到别人肩上，这就成了人类巨大而持久的被诅咒的事物。本来是对全人类的罪恶的诅咒，而在奴隶制的情况下只集中在一部分人的身上，就成为上帝对他的创造物的倍加精练的诅咒。"他认为，"自由劳动有鼓舞人心的希望"，而"十足的奴隶制则没有希望。"他设譬道，"一个奴隶，你不能用鞭子强迫他一天割七十五磅大麻，但是，如果派他割一百磅，并答应超额完成部分给他报酬，他就会替你割一百五十磅。"林肯由此总结道，"你用希望代替了棍棒。然而，就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收益来说，你恐怕没有想到你已经放弃奴隶制度，采取自由劳动制度了。"
林肯驾车在第八审判巡回区巡回，巡回法庭的路线长达四百多英里，道路坎坷，尘土飞扬。林肯与赫恩登同行，赫恩登常向他推荐一些书读，林肯有时会感兴趣地看上一眼，但很快就会放开，他对那些枯燥的历史似乎没有兴趣，他更多地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彭斯、拜伦及密尔顿等人的诗，他有一种多愁善感的天性，使他看起来一个人好象独霸了全世界的忧郁，他喜欢那些哀伤的甚或是病态的诗，自己也写点诗。 1844年他曾去过印第安纳他母亲和姐姐埋葬的地方，他那时离开那里已有15年，"那个地方就其本身来说，一点都没有诗意，"林肯说，"尽管如此，看到了它，看到了那里的景物和居民，就激起了我的感情，"他颇有些激动，接着道，"这肯定就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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