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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错。你呢？”
“挺好的。”路易莎看着她的旧书架上新腾出的空位。
“工作不错吧？”
“工作挺好。”让我们都脱离苦境。“我想你有一把属于我的钥匙。 ”
哈尔拉上健身包的拉链，在他的口袋里掏着，然后把门钥匙放在了她的手心里。为了强调这一幕的象征意义，他做这些的时候像是在演戏。路易莎闻到一股陌生的剃须后润肤香水的味道，幻想着是她今天早上为他喷的。他八周前也还没有那件衬衫。他们在塞戈维亚音乐会那天一起买了一双牛仔靴。哈尔踩到了一双贾维尔脏兮兮的运动鞋。路易莎看他想要开个她的新男人的玩笑，但是他只说了句：“那，就这样吧。 ”
握手？拥抱他？“好。”
门关上了。
路易莎挂上门上的锁链，回放着刚才的相遇。她打开淋浴，然后脱衣服。浴室的镜子有一半躲在一个架子后面，架子上面放着洗发香波、吹风机、一包卫生巾、护肤霜和赠品肥皂。
为了能更清楚地看看肩胛骨和锁骨之间的那块胎记，路易莎一把把这些东西推到一边。她不再想和哈尔的相遇的事了。总是有巧合发生。但是不可否认，它的形状真像颗彗星。镜子上蒙了一层雾气。事实是你赖以为生的东西。胎记可以像你选择的任何东西，不仅仅是彗星。
你还对父亲的死感到难过，仅此而已。这个新闻记者走进浴室，但是她的思绪已经走在了西德海姆庄园的小路上。
25
天鹅颈岛上抗议者的营地位于一块海滩和遍布沼泽的泻湖地带之间的大陆上。泻湖后方是大面积的柑橘果园，从内陆一直延伸到干旱的小山上。破败的帐篷、喷着彩虹图案的野营车和活动住房好像太平洋丢弃在这里的不想要的礼物。一张用绳子固定着的横幅上写着：全世界反对海滨。桥的远处一端坐落着天鹅颈-A，像正午时分海市蜃楼里的乌托邦一样颤动着。
正在学走路的白人小孩皮肤晒成皮革一样的褐色，在缓缓流动的浅滩里玩水；一个蓄着胡须的传教士正在一个大洗衣盆里洗衣服；一对像蛇一样扭在一起的少男少女在山丘的草地上接吻。
路易莎锁上她的大众车门，穿过低矮的灌木丛来到营地。海鸥在沉闷的热气中滑翔着；农业机械在远处嗡嗡作响。几个住在那儿的人走过来，但是样子并不友善。“干什么的？”
一个男人问，是个像鹰一样的北美印笫安人。
“我以为这是一处公园。”
“你想错了。这是私人的地方。”
“我是个记者。我希望能采访你们中的几个人。”
“你为谁工作？”
“《小望远镜》杂志。 ”
糟糕的气氛稍微有点缓和。“你难道不该写写芭芭拉·史翠珊最新的鼻子历险记吗？”
这个北美印第安人说，还冷嘲热讽地加了一句，“没有不敬的意思。”
“好吧，抱歉，我不是《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但是为什么不给我个机会呢？你们可以利用一些稍微正面的报道，除非你们真的想通过挥舞标语牌和弹唱一些抗议歌曲就把对岸的定时原子弹给拆了。没有不敬的意思。”
一个南方人吼了一嗓子：“女士，你废话够多的。”
“采访结束了，”北美印第安人说，“离开这里。 ”
“别担心，米尔顿——”一个上了点年纪，白头发，黄褐色脸色的女人站在她的活动房车的台阶上，“我来见见这位。”一只贵族杂交犬在主人身边看着她。显然她的话有分量，人群毫无异议地散开了。
路易莎走向活动房车：“爱与和平的一代？”
“1975年跟 1968年可太不一样了。海滨在我们的组织里有内线。上周当局想要清理出重要人物所在的这块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那让警察有借口发动一轮逮捕行动。恐怕偏执狂是要付出些代价的。进来吧。我叫赫斯特·范·赞特。”
“我一直很期待认识你，博士。”路易莎说。
26
一小时后，路易莎把苹果核喂给赫斯特·范·赞特的那只高贵的狗。范·赞特摆满书架的办公室整洁的程度如同格拉什办公室混乱的程度一样让人印象深刻。路易莎的主人正在进行总结陈述：“公司和激进主义分子的斗争是那种发作性睡眠症（注：一种无法控制的阵发性嗜睡或突然的沉睡。）和记忆力之间的斗争。公司有金钱、权力和影响力。我们唯一的武器是公众的愤怒情绪。愤怒阻止了亚肯大坝的修建计划，赶走了尼克松，同时也是结束在越南的丑恶行径的部分原因。但是愤怒不容易制造和掌握。首先，你需要仔细调查；其次，广泛的意识，只有当它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公众的愤怒情绪才会通过爆发而成形。任何阶段都可能遭到破坏。在这个世界上埃尔伯托·格里马迪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真相来对抗周密的调查，例如利用各种委员会，让真相显得枯燥无趣，传送错误信息或是恐吓调查者。他们通过削弱教育、拥有电视台、付给社论作者们“特邀嘉宾的报酬”或者干脆购买媒体来消除人们的意识。媒体——不单是《华盛顿邮报》——是民主人士开展内战的地方。”
“那是你把我从米尔顿和他的同伴手里救出来的原因。”
“我想告诉你我们看到的真相，这样的话，关于要支持哪一方，你至少能做出一个有根据的决定。在小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注：纽约州东南部举行的摇滚音乐节。）期间写一篇文章讽刺绿色前线的新沃顿奈特，你就会证实每个共和党人的偏见，从而让真相隐藏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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