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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狄沙罗法官回到法官席时，他带着一帧他死去的女儿装在相框里的照片，照片立刻令我认为我打输了官司。"在交叉诘问证人的过程中，有一件打动我的事情，"他说，"是在这个法庭里，我们所有的人都进入生命品质对抗生命尊严的争论中。费兹杰罗一家无疑一直相信让凯特活着，继续做他们家的一份子非常重要--可是此时，凯特生存的尊严开始完全与安娜的生命品质纠缠在一起。我的工作是看看能否将两者分开。"
他摇头，"我不确定我们之中任何人有资格来决定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一个父亲。我女儿狄娜十二岁的时候，被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死。那天晚上，当我赶到医院，我愿意做任何事来换取她多活一天。费兹杰罗一家处于这种状态已经十四年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让他们的女儿多活一天。我尊重他们的决定。我钦佩他们的勇气。我羡慕他们事实上有这个机会。可是就像两位律师都指出的，这个案子不仅关于安娜和一个肾脏，它关于这些决定该怎么作，以及我们该如何决定，由谁来作决定。"
53 安娜
能见度好差。雨下得可能比早上还大。我有个短暂的幻象，看到自己把车子当成可乐罐，打得它吱吱嘎嘎地缩成一团，那使我更加难以呼吸。我花了几秒钟才明白，这儿讨厌的天气或幽闭恐惧症无关。但事实是，我的喉咙只打开了平常的一半，泪水使他硬的像动脉。所以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都要比平常多花两倍的力气。
到现在，我拥有了医疗决定权已经整整半个钟头了。坎贝尔说，感谢这场超大的暴雨把记者都赶跑了。或许他们会去医院找我，或许不会。可是那时候，我会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所以其实没什么关系。我爸妈比我们先离开法院，我们必须留下来签署啰嗦的公文。坎贝尔说等我们办完事，他会载我去医院。他很体贴，我知道他迫不及待地想和朱莉亚独处。他们还以为他们挺隐秘，别人不清楚他们的关系。其实不然，任谁都可以从他们暧昧的眉来眼去中猜出端倪。我在想，当他们浓情蜜意地黏在一起时，法官会不会觉得被排挤？
“坎贝尔？”我突然问，“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他没有假装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审讯期间非常卖力地为你争取选择权，所以我不告诉你我怎么想。”
“太好了，”我在我的座位里沉下去了一点，“我甚至不知道真正的我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整个普罗维斯登州的首位擦门把童工，你有一张聪明的嘴巴，你选择Chex Mix牌的饼干，你讨厌数学和……”
这样挺酷，看着坎贝尔试着把所有的空白填满。
“你喜欢男孩吗？”他的结语竟是个问题。
“他们有些还OK，”我承认，“可是他们长大后可能都像你。”
他微笑，“千万不要。”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坎贝尔耸肩，“我可能必须接个会付钱给我的案子。”
“让你可以继续供养朱莉亚，过她过惯了的有品位的生活？”
“没错，”他笑着，“差不多。”
车内安静了一会儿，我只听得到雨刷的嘎嘎声，我双手塞到大腿下面，坐上去。“你在法庭的时候说过……你真的以为我十年后会令人刮目相看吗？”
“干吗？安娜·费兹杰罗，你要钓出我的恭维吗？”
“算了，忘了我刚才说了什么。”
他瞄了我一眼，“是的，我是那样认为。你会伤了某个家伙的心，在巴黎的蒙马特画画，开喷气式战斗飞机，或者徒步旅行还没有被探索过的国家。”他顿一下再说，“或许以上皆是。”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和凯特一样，想做芭蕾舞女星。可是从那时候起，我想过一千种不同的舞台：我要做太空人，我要做古生物学者，我要做艾瑞莎·弗兰克林的和声天使，做内阁官员，做黄石公园的管理员。现在，我每天换一个想法，有时候想做显微外科医生，诗人，或者抓鬼的猎人。
只有一件事不变。“十年后，”我说，“我还要做凯特的妹妹。”
54 布莱恩
凯特又开始析肾时，我的呼叫器想起来。是场意外的车祸，两辆车相撞，有伤患。“他们需要我。”我对莎拉说，“你没事吧？”
救护车朝爱迪街和喷泉街的交叉路口开去，那是个事故常发路段，这种天气恐怕更难避免。我抵达的时候，警察已经封锁了那个街区。那是个T字路口，两辆车显然相当猛力地撞在一起，成了一堆扭曲的废铁。卡车的情况好一点，较小的宝马毫不夸张地弯成车前的微笑标志。我下车走进倾盆大雨中，问我遇到的第一个警察。“三个人受伤。”他说，“一个已经送往医院。”
我发现瑞德正在用油压剪断器，想试着切开第二辆车驾驶座那边的车门，救出受困在里面的伤者。“情况如何？”我越过警笛声大喊。
“第一辆车的司机冲出挡风玻璃，”他吼道，“恺撒送她上救护车了。第二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从这里我看到有两个人，可是两边的车门都撞弯了，打不开。”
“让我看看能不能从卡车上面爬进去。”我踩着滑滑的金属和碎破玻璃往上爬。我的脚踩进一个洞，陷在卡车头后面的平板上，什么都看不见。我诅咒着，试着让自己脱身。我小心地移动，把自己往前拉进撞缩了的卡车驾驶室。司机一定是冲出挡风玻璃，从小宝马的上方飞出去。整辆福特一五零的车头撞进宝马的副驾驶室，仿佛它是纸做的。
我必须爬出卡车已不成形的窗子，因为引擎挡住我和宝马车里的人。可是空间很小，即使我扭转身体，也很难挤进强化玻璃碎的像蜘蛛网、沾着红色鲜血的小车里。在瑞德用油压剪把驾驶座的门切开后，一只狗呜咽哀鸣着跑出来。我发现抵在另一边破窗子上的那张脸——我女儿安娜！
“把他们拉出来！”我大叫，“快把他们拉出来！”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迅速地退出卡车的残骸，拉开挡路的瑞德，解开坎贝尔·亚历山大的安全带，拉下他躺倒街上，任凭大雨淋他。我不知道我是怎么钻进扭曲的车里，凝视我那身体僵硬、被安全带扣着、睁大眼睛的女儿。哦！上帝！耶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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