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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立个法规来规范哀伤的追诉时效。一本教人该怎么做的指导书里说，哭泣着醒来没有关系，可是只能为时一个月；四十二天后，你就不会再心跳过快的翻身，说你真的听到她叫你的名字；没有处罚条款，你觉得什么时候该清理她的桌子都行；把她的美术作品从冰箱拿出来；当你经过的时候，翻转一帧学校的画像——因为只要看到它，你就心如刀割。思量她走了多久，才不至于太难过，我们用她的生日来算。
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爸爸声称他在夜空中看到安娜。有时候她在眨眼睛，有时候出现她的轮廓。他坚持星星就是被人深爱的人，他们在星座里永远活着，让人追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妈妈相信安娜会回来找她。她开始寻找一些征兆——太早开放的花，双黄蛋，盐撒成信的形状。
而我，开始恨自己。当然都是我的错。如果安娜没有提出诉讼，如果她没有在法院里跟她的律师签署文件，她绝不会在那个特别的时间点，到那个特别的十字路口。他会在这里——我才是不时回来纠缠她的幽魂。
有很长时间，我生病，移植差点失败，然后令人难以置信，我开始急速好转。距离我上一次发病已经八年了，连钱斯医生也不明白。他想有一部分得归功于混合全反式维甲酸和砒霜疗法的延迟效应。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必走，是安娜代替了我。
哀伤是一件奇怪的事，它会突然而至。像撕开创可贴，撕掉一个家庭的表层。一个家庭的表层。一个家的里层绝对不会很美观，我们家也不例外。有些时候，我戴着耳机，呆在我的房间里好几天，那样，我才听不到我妈哭泣的声音。有好几个礼拜，我爸爸自愿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命工作，那样，他就不必回到他觉得对我们来说太空荡的家。
一天早上，我妈发现我们已经吃光家里所有的东西，连缩小的葡萄干和全麦饼干屑都不剩，她才出门去超市。我爸爸付了一两笔账单。我坐下来看电视，看一出老片《我爱露西》，然后，我开始笑。
我马上就感觉到，我仿佛亵渎了神圣的殿堂。我尴尬地掩嘴。坐在我旁边沙发的杰西说：“她也会觉得好笑。”
虽然你想抓住某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辛酸回忆不妨，然而多少还是会从指缝间漏掉一些。活着的行为是潮水，开始时似乎一点都没变化，然后有一天你往下看，看到痛苦已经冲刷掉了许多。
我不知道他会监视我们多久。她是否知道，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和坎贝尔、朱莉亚很亲近，我们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她是否知道，我们不再跟他们来往，只是由于太难过了。因为即使我们不谈安娜，她还是在话语中的空间徘徊，像是闻到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
他是否参加了杰西从警校毕业的毕业典礼？是否知道他去年赢得缉毒奖，从市长手里接下一张荣誉状？我怀疑她是否知道，她离开后，爸爸曾饮酒过度而必须戒酒。她是否知道，我现在在教小孩跳舞？我每次看到两个小女孩在练舞的扶手那里，做扶把下蹲动作时，我就想到我们。
她还是会让我大吃一惊。比如在她死后将近一年，我妈拿着一卷刚冲洗好的照片回家。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肩并肩一起看那些我高中毕业典礼的照片。当我们看着我们那些张张都是笑脸的照片时，默契地不去提起照片里少了一个人。
然后，好似我们的心在召唤她，最后一张是安娜的照片。其实事情就那么简单，我们很久没有用相机了。她围着一条沙滩浴巾，向摄像师伸出一只手，想叫那个人不要拍她。
我和我妈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凝视着安娜，直到夕阳西沉，直到我们想起每一件事，从她马尾发圈的颜色到她的比基尼镶边图案。直到我们不能再清楚地看着她。
我妈让我保存那张安娜的照片。不过我没有把她装进相框。我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封起来，塞到一个档案柜抽屉后面的角落。它在那里，以防有一天我开始失去她。
可能有一天早上，当我醒来，她的脸不再是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或者一个懒散的八月天下午，我不太能回想起，雀斑是在她右肩的哪里。或许有那么一天，我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再也不当那是她的足音。
当我开始这样感觉，我进浴室，掀起我的衣服，抚摸我白色的疤。我记得一开始，我以为缝线似乎拼出她的名字。我想着她的肾脏在我的身体里运作，她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不管去哪里，我都带着她。
朱迪·皮考特访谈
问：你的小说主题都不可思议地很有意义，而且跟社会关注的某些问题息息相关。干细胞研究和"设计出来的宝宝"是医学团体和政治团体争论不休的话题。你为什么要挑选这样一个题材来写《姐姐的守护者》?写这部小说改变了你对这方面问题的观点吗?
答：我无意中想到这本小说的主题，是由于我的上一部小说《Second Glance》。当我为那本小说寻找优生学资料时，我得知美国优生学学会的相关信息--它的资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枯竭，当时正值纳粹开始探究优生政策--这个学会以前位于纽约的冷泉港。猜猜现在什么单位占据着那个地方?人类基因计划组……很多人会认为那是"现代优生学"。对我而言，这是个离奇的巧合，我开始考虑，这项即将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热门尖端医学技术，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优生绝育法几乎雷同，虽然两者也有相异之处。相同的是，你拥有医学技术，研究和执行者凭医生的处方来取舍胚胎；相同的是，在医学技术如此大幅跃进之后，根据个案需求，不满意的胚胎会被放弃。我听到一对美国夫妻，他们成功地怀了一个与他姐姐骨髓配型相符的宝宝，姐姐深受一种罕见的白血病之苦。他的脐带血捐给姐姐，姐姐在几年后仍处于缓解期。我不禁质疑……要是换成较可悲的状况，她的缓解期结束呢?那个男孩会觉得他有责任吗?他会不会怀疑他出生的唯一理由是他姐姐生病?当我更深入去跟踪调查这个家庭的动态，以及干细胞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推演出费兹杰罗家的故事。我个人赞成干细胞研究--它有太多优点，不该轻意把它放弃。然而显然，这是个双刃键，有时候研究者和政治参选人会陷入伦理的泥沼和科学的细节，他们完全忘了我们谈的是有感情、有情绪，会怀抱希望，也会深感恐惧的人类……就像安娜和她的家庭。我相信在几年内我们都会被迫去想这些问题，那何不先把它放进小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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