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在伦敦过得很艰苦。”他说,“难免会做错事情。”
我由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不错,”我说,“例如你跟谁结婚之类的。这是一份认证过的结婚证书。原件来自卡克斯顿市政府注册署。结婚日期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双方名叫保罗·爱德华·马斯通和艾琳·维多利亚·桑普塞尔。算起来韦德太太也没说错。根本没有保罗·爱德华·马斯通这个人。那是假名字,因为军中必须上级批准才能结婚。那人假造身份。他在军中另有名字。我手上有他完整的服役记录。我觉得很奇怪,只要打听就行了,大家却好像从来不知道。”
现在斯潘塞非常安静。他仰靠着,瞪大了眼睛,却不是看我。他盯着艾琳。她含着女性擅长的半求饶半诱惑的微笑回头望着他。
“霍华德,可是他死了——远在我认识罗杰之前。这有什么关系呢?罗杰全知道。我一直使用婚前的姓名。在那种情况下不得不如此。护照上那么写的啊。在他战死之后——”她停下来,慢慢吸一口气,手慢慢轻放在膝上。“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失落了。”
“你确定罗杰知道?”他慢慢地问她。
“他知道一些。”我说,“他对保罗·马斯通这个名字有印象。我问过他一次,他眼中露出古怪的表情。但他没告诉我原因。”
她充耳不闻,跟斯潘塞说话。
“嗯,罗杰当然全都知道。”现在她耐心地对斯潘塞微笑,活像他的反应有点儿迟钝似的。太狡猾了。
“那日期方面为什么要撒谎呢?”斯潘塞干巴巴地说,“那人在一九四二年失踪,为什么要说是一九四○年?为什么戴一个不是他送的军徽,却特意说是他送的?”
“也许我迷失在梦里吧。”她柔声说,“说噩梦更精确。我有很多朋友都在轰炸中死亡。那时候道晚安尽量不让人听来像道别。可是晚安往往等于道别。跟军人说再见更凄凉。死的总是好心又温文的人。”
他一言不发。我也一言不发。她低头望着前面桌上的坠子,接着拿起来,重新钩到项链上,身子泰然自若地往后仰。
“艾琳,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反问你。”斯潘塞慢慢地说,“我们忘了这件事吧。马洛对军徽和结婚证书小题大做,害得我一时也疑惑起来。”
“马洛先生,”她平静地说,“对枝枝节节的事小题大做,可是该办真正的大事时——例如救人一命——他却到湖边看一艘快艇去了。”
“而你从来没跟保罗·马斯通重逢。”我说。
“他死了,怎么会重逢?”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死。红十字会没有他的死亡记录。他也许被俘虏了。”
她突然打了个冷战,慢慢地说:“一九四二年十月,希特勒下令一切英军突击队俘虏都得交给盖世太保处置。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某一处盖世太保地牢中受酷刑,不为人知地惨死。”她又哆嗦了一下,然后满面怒容地看着我。“你真是恐怖的人。你要我重温往事,来惩罚我撒了个小谎。如果你爱的人被那些人抓住,你知道情形,那他或她可能会怎么样?我设法建立另外一种回忆——哪怕是假的,会显得这么奇怪吗?”
“我需要喝一杯,”斯潘塞说,“非常需要。我可以喝一杯吗?”
她拍拍手,坎迪照例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他向斯潘塞一鞠躬。
“你想喝点儿什么,斯潘塞先生?”
“纯苏格兰威士忌,多来点儿。”斯潘塞说。
坎迪走到角落里,把墙边的吧台拖出来。他拿起一瓶酒,倒了满满一杯,回来放在斯潘塞的面前。他抬腿要走。
艾琳平静地说:“坎迪,说不定马洛先生也想喝一杯。”
他停下来看看她,神色暗淡又固执。
“不,多谢,”我说,“我不喝。”
坎迪闷哼一声走开了。又是一阵缄默。斯潘塞放下半杯酒,点了一根烟。他跟我说话,眼睛却不看我。
“我相信韦德太太或者坎迪会开车送我回贝弗利山。或者我叫出租车。我想你的话已经说完了。”
我重新折好那份结婚证书,放回口袋。
“你确定要这样?”我问他。
“换了谁都会如此。”
“好。”我站起来,“我猜自己是傻瓜,才会这么做。你是热门出版商,头脑灵活——如果干这一行需要脑子的话——你也许会知道我不只是来唱黑脸的。我重述历史或自费查出事实,不只是要找人麻烦。我调查保罗·马斯通可不是因为盖世太保杀了他,不是因为韦德太太戴错了军徽,不是因为她搞错了日期,不是因为她在战时克服困难嫁给他。开始调查他的时候,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的名字。你们猜我是怎么知道的?”
“一定有人告诉你了。”斯潘塞回了一句。
“没错,斯潘塞先生。有一个人在战后纽约认识他,后来又在此地的餐馆看见他们夫妻俩,是那人告诉我的。”
斯潘塞说:“马斯通是相当普遍的姓。”说完他啜了一口威士忌,头向旁边转,右眼皮垂下一点,于是我又坐下。他接着说:“连保罗·马斯通这个名字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纽约地区电话簿一共有十九个霍华德·斯潘塞。其中四位就叫霍华德·斯潘塞,中间没有缩写字母。”
“对。那你说会有多少位保罗·马斯通半边脸被延期爆炸的迫击炮弹毁容,而且露着伤疤和事后整容的痕迹?”
斯潘塞嘴巴张开,吐出沉重的呼吸声。他拿出手帕,拍拍鬓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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