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筒那边传来她的叹气声和点香烟的声音。身后传来勃布．迪兰的《纳什维尔地平线》。大概打的是店里的电话。
“问题不是你怎么感觉的，起码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想。”她一连声他说道。
“挺严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样做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今晚可以见面？”
“没问题。”
“8点在爵士酒吧，好么？”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谢谢。”
她放下电话。
说起来话长，我现已21岁。
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惊险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
“喂，我从纽约摩天大楼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困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朝日新闻》的日报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她似乎不大舒适地坐在爵士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汽水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气派吧？”
“啊，要是气派加没钱，怕是会高兴得掉出泪来。”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汽水。
“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
我把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
“父母在哪儿？”
“不想说。”
“为什么？”
“正经人决不至于向别人没完没了他讲自己的家，对吧？”
“你是正经人？”
她想了15秒。
“想是，而且相当认真。谁都如此吧？”
对此我决定不予回答。
“不过还是说出为好。”我说。
“为什么？”
“首先，早晚总得向人讲起；其次，我不会再讲给任何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