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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豪森和厄尔巴赫的分析中，信念程度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先验概率是另一个问题。似乎是，假如一个科学家一开始就非常相信对他或她的理论(在主观贝叶斯主义中没有什么东西能防止信念程度达到人们想要的那么强)，那么这种信念不可能被任何相反的证据所动摇，不管这个证据有多强或多细致。普劳特的研究事实上说明了这一点，而豪森和厄尔巴赫就是利用普劳特的研究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回想一下，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假定开始时普劳特派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原子量是氢原子量的等倍数)的先验概率是0.9，而原子量的测量是实际原子量合理精确的反映这一假定的先验概率是0.6。根据获得的氯的值是35.83计算出的后验概率，普劳特理论是0.878 ，而认为实验是可靠的假定是0.073。因此，普劳特派坚持他们的理论而摈弃这个证据是正确的。我要在这里指出，普劳特假说背后的原初动机是除氯以外一系列原子量接近整数的值，而测量原子量的是普劳特后来认为不可靠的那些技术，他们给予这些技术的概率低到0.073！这难道不是说明，如果科学家打一开始就非常教条，他们能够消除任何不利的证据吗？就此而言，主观贝叶斯主义没有办法认定这种活动是坏的科学实践。对先验概率不能评判。必定认为它们简直就是给予的。正如豪森和厄尔巴赫(Howson and Urbach, 1989, p. 273)他们自己强调的，他们"没有义务就人们采取的给先验概率赋值的方法立法"。
贝叶斯主义者反对波普尔主义者断言所有理论的概率必定是零有一个筹码，因为他们将概率等同于科学家事实上具有的信念程度。然而，贝叶斯主义的立场不那么简单。由于贝叶斯主义者必须赋值的概率是反事实的，因此不可能简单地将概率等同于实际持有的信念程度。让我们以过去的证据对一个理论有多重要为例。要是对水星规道的观测先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几十年，如何能够将这些观测作为对这个理论的确认呢？要根据这个证据计算爱因斯坦理论的概率，除了其他事情以外，就要求主观贝叶斯主义者提供一个爱因斯坦支持者本来会给予水星轨道进动概率的概率测量值，而在不知道有爱因斯坦理论的情况下。这个概率就不是科学家实际有的信念程度，而是他们本来会有的信念程度的测量值，如果科学家不知道他们事实上知道什么的话。这些信念程度的地位以及人们应如何评价它们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转向在主观贝叶斯主义中"证据"的性质。我们已经将证据看作给予的，将证据馈入贝叶斯定理，先验概率就转换为后验概率。然而，正如本书前面几章本来应该澄清的那样，科学中的证据远不是一目了然地给予的。豪森和厄尔巴赫(Howson and Urbach, 1989, p. 272)的立场是明确无疑的，且与他们整个进路保持一致。
"我们建议的贝叶斯理论是一种根据资料进行推论的理论，对于认可这些资料是否正确以及甚至你对这些资料的信任是否是绝对的，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也许这样做是不正确的，也许你对它充满信心有点傻。贝叶斯的支持理论是这样一个理论：接受一些证据陈述为真如何影响你对某个假说的信念。你如何接受证据的真值，你接受它为真是否正确，从这个理论的观点来看，是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这对要写一本科学推理的书的那些人，这肯定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立场。因为我们谋求的难道不正是关于什么才算科学中合适的证据的理论吗？一个科学家当然会对某一可作证据的断言作出回应，但不是通过问作出这种断言的科学家他或她相信它有多强烈，而是通过理解产生这个证据的实验性质，采取了哪些预防措施，如何估计误差等等。肯定会要求一个好的科学方法理论提供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认为证据是适宜的论述，并且能够指明科学中的经验工作应该做到的标准。实验科学家当然有许多摈弃假冒伪劣的方法，但不是诉诸主观信念程度。
尤其是当豪森和厄尔巴赫对批判作出回应时，他们强调需要馈入贝叶斯定理的先验概率和证据都是关于某个东西的主观信念程度，而主观贝叶斯主义对此(某个东西)却什么也没有说。但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立场仍然可称为一个科学方法理论呢？留下来的一切只是一个概率运算定理。设我们对豪森和厄尔巴赫作出让步，承认正如他们解释的这个定理的确是具有类似演绎逻辑地位的一个定理。那么这种慷慨的让步说出了他们立场的局限性。他们的科学方法理论告诉我们有关科学的东西，同观察到科学坚持演绎逻辑的规定一样多。至少，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视演绎逻辑为理所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希望能告诉他们的不仅如此而已。
补充读物
Dorling (1979)是一篇有影响的论文，使主观贝叶斯主义现代化，而Howson and Urbach (1989)对它提供了执拗的、不害臊的论据。Horwich (1982)是用主观概率理解科学的另一试图。Rosenkrantz (1977) 努力发展包括客观概率在内的贝叶斯主义科学观。 Earman (1992) 是对贝叶斯纲领的批判性的，但是给予技术性的保护。Mayo (1996) 包含着对贝叶斯主义的持续批判。
第十三章新实验主义
1导言
如果我们认为贝叶斯主义的科学推论理论是个失败，我们仍然没有表征科学知识的独特处何在。波普尔强调观察依赖理论，理论总是超越观察，因而决不能从证据推导出来，对实证主义和归纳主义提出了问题。波普尔的科学观基于最佳理论是经受住最严格检验的理论这样一个思想。然而，他的科学观对当一个理论，而不是背景知识的某个要素应该对失败的检验负责时，不能提供清楚的指导，也不能对经受检验的理论充分肯定。我们讨论过的后续努力全都比波普尔所做的更进一步推进依赖理论的思想。拉卡托斯引入了研究纲领，认为它们是按照约成的决定而保留或摈弃的，例如决定责怪辅助假定，而不是硬核原则应对明显的证伪负责。然而，他不能给这些决定提供根据，在无论如何它们太弱，不能规定何时应抛弃一种研究纲领而支持另一种。库恩引入了范式，而不是研究纲领，从而引入了比波普尔的理论依赖影响更大的范式依赖，但库恩在明确回答怎能说一个范式比它代替的是改进这个问题时甚至比拉卡托斯更糟。可以认为费耶阿本德将理论依赖运动推向极端，完全放弃了科学有特殊方法和标准的思想，与库恩一起将相争的理论描绘成不可通约的。可以将贝叶斯主义看作是我称之为的理论依赖传统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有助于对科学理论作出优缺点判断的背景理论假定是通过先验概率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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