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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接下来几年，所有布什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都曾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说中呼应这个悲惨的警告。政府改造委员会的特殊调查部为众议员亨利·A.韦克 斯曼（Henry A. Waxman）准备了一份报告，内容为布什政府对伊拉克议题的公开声明。这份报告用的公共资料库搜集了所有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 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公开声明。根据这份报告，这五位官员在125次公开露面的 场合中，共针对伊拉克的威胁发表了237次“错谬且造成误导”的具体声明，每位平均为50次。在“9·11”恐怖攻击届满一周年后的2002年9月，公开记录 显示，布什政府发表了将近50次误导和欺骗大众的公开声明。“
在普利策奖得主罗恩·萨斯金德（Ron Suskind）的调查分析中，萨斯金德追踪布什政府对于反恐战争的计划，发现早在“9·11”事件后不久，切尼发 表的声明中即初见端倪。切尼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协助基地组织建立或发展核武器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们就必须当成确有其事来回应 。重要的不是在于我们的分析……而是在于我们该如何回应。”萨斯金德在他《百分之一论》（One Percent Doctrine）一书中写道，“所以我们可以说： 有一种行动标准存在，它塑造了美国政府在未来数年内的表现与回应。”而萨斯金德也继续指出：不幸的是，在这种新形式压力——如反恐战争，再加上原 以为会乖乖归顺的人民却出乎意料不断暴动、叛乱所造成的认知不协调，这一切使得庞大的美国联邦政府无法以有效率或是有力的方式运作。
从布什政府的国土安全部对于恐怖攻击警报（颜色代码）系统的政治化，也可以看出另一种恐怖制造手法。我认为这个系统的目的—开始就像所有灾难 预报系统一样，是为了动员人民防范恐怖威胁的采临。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11种模糊的警告从来没有提供人民行动的实际建议。当接到飓风警报时，人 们被告知要疏散，当接到龙卷风警报时，我们知道得撤退到避难室，但是当发出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将发生恐怖攻击的警报时，政府只告诉人民要“更加警 觉”，当然了，还有告诉我们要照常生活。尽管官方宣称握有“可靠消息”，但是当许多这类威胁预报每一个都失灵落空后，却从来没有公开做出任何说明 或简报。动员全国力量对付每一个威胁危机，其代价至少是每个月十亿美元，更带给所有人民不必要的焦虑与压力。到最后，与其说以颜色代表威胁程度的 警报是有效的警报方式，倒不如说是政府在没有任何恐怖攻击的情况下为确保并维持国民对恐怖分子的恐惧所采取的昂贵办法。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谬曾说过，恐惧是一种手段，恐怖制造了恐惧，而恐惧则让人民不再理性思考。恐惧让人们只能用抽象方式来想象造成威胁的敌人 、恐怖分子、暴动者，认为他们是必须被摧毁的力量。一旦我们把人想象为某一类别的实体、抽象的概念，他们的面目就会模糊，化为“敌人的脸”，即使 是平常爱好和平的人也会升起一股想要杀戮、刑求敌人的原始冲动。
我曾在公开场合评论过，这类“幽灵警报”十分异常且危险，不过有证据明显指出布什民意支持率的上升和这类警报的试探密切相关。这里的争议是布 什政府借着激起并持续人民对大敌当前的恐惧，而让总统得以取得国家战时最高统帅的地位。
于是在最高统帅的封号及大肆扩张国会所赋予权力的情况下，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开始相信他们可以凌驾于国法和国际法之上，只要用重新制定的官方合 法诠释来坚持他们的政策主张，任何政策都是合法。邪恶之花在阿布格莱市黑牢中盛开了，而它们的种子是由布什政府种。布什政府借由国家安全威胁，在 人民心中种植出恐惧与脆弱感，诉诸讯问／剂求手法以求赢得反恐战争，正是这威胁、恐惧、刑求的三部曲种下了邪恶的种子。
“酷刑副总统”切尼
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把切尼称为“酷刑副总统”，因为他尽力废除麦凯恩对于国防部的预算授权议案所提的修正案，并且终于使得这项修正案遭 到变更。该项修正案要求给予美国军事拘留所内的犯人人道待遇，为了让中情局能够放手运用其认为取得情报所必需的任何手段，切尼非常努力展开游说， 以便使中情局的行动能够不受限于法律。切尼主张，这样的法案将会让中情局情报人员绑手绑脚，并使他们在为全球反恐战争奋战时承担被起诉的潜在风险 。（而我们对他们奋战方式的残忍性与危险性已经略有所知。）
这项法案通过完全没有使切尼受挫，他仍然热烈支持中央情报同任意运用任何手段从被秘密囚禁嫌疑恐怖分子口中取得自白和情报。当我们想到切尼在 “9·11”攻击后马上发表的言论，对他的坚定立场就不会有任何惊讶了。切尼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中接受访 谈时，说出一段值得注意的发言：
我们得做一些事，一些虽然是黑暗面的工作，如果你要这么说。我们在情报世界的阴暗面里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该故的事都得安安静静完成，如 果想要把事情办好就不要雾话，运冈我们情报人员可以取得的资源和手段悄悄地去做。这就是这种人的世界的造作方式，所以基本上为了达成我们的目标， 我们必须要能按照我们的意思运用任何方法，这很重要。
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次访谈中，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以及劳伦斯威克尔森（Lawrence Wilkerson）上校曾指控由切尼--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团队所 发布的指令，是造成伊拉克和阿富汗虐囚事件的主因。威克尔森概述了这些指令的下达路径：
对我而言很清楚的是，查核追踪记录显示这些来自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指令通过国防部（拉姆斯菲尔德）下达到战场上的指挥官，对于战场上的 军人而言，这些谨慎的圆滑措辞只意谓两件事：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用情报，你们得拿到证据才行，再者顺道提一下，这里有一些办法或许派得上用场。
威克尔森也指出切尼的顾问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是支持总统以最高统帅身份撇开日内瓦公约束缚的死硬派”。这番发言让我们直接将 矛头对准了权力最高层。
“战争最高统帅”布什总统
在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看不见终点的战争中，布什总统身为最高指挥官，一直倚赖一个法律顾问团队为他建立合法性基础，这个团队协助布什对伊拉克发 动先制性的侵略战争，重新定义酷刑，制造出新的交战守则，甚至通过所谓“爱国者法案”限制人民的自由，并授权各种方式的非法窃听，包括偷听、装设 窃听装置及电话监听。如同往常，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保护神圣国土之国家安全的名义，都是为了进行一场全球反“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的战争。
刑求备忘录
在2002年8月1日美国司法部发表的一份被媒体称为“刑求备忘录”的备忘录中，以狭隘的方式定义“刑求”，刑求不再是指某些具体作为，而是由其最 极端的后果来定义。这份备忘录中主张身体疼痛的强度必须“等同于某些严重的受伤情形，如器官衰竭、身体功能障碍或甚至是死亡所带来的疼痛”才叫做 刑求。根据这份备忘录的说法，如果要以酷刑罪名起诉任何人，必须要是被告具有造成“严重身心疼痛或受苦”的“特定意图”才行。“心理折磨”则被狭 隘定义为仅包括导致“具有持久性之重大心理伤害，例如持续数月或数年”的行为。
备忘录中继续坚称早期批准的1994年反刑求法可被视为违宪，因为这个法令与总统的最高统帅权力互相抵触。司法部的法学者们还提出其他指导方针赋 予总统重新诠释日内瓦公约的权力，以符合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目的，在阿富汗被捕的好战分子、塔利班士兵、基地组织嫌犯、暴动分子以及所有被围 捕并移送拘留所的人，都不被当成战俘，因此无法享有任何战俘的法律保护。身为“敌方非武装分子”的他们会被无限期囚禁在世界上任何一座拘留所中， 既没有律师也不会以任何特定罪名起诉。此外，总统显然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计划，计划的目的是让高情报价值的恐怖分子从这世界上“消失”。
虽然我们只握有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是可信的。举个例子，詹姆斯，赖森在他《战争状态：中央情报局及布什政府秘密的一页》（State of Wa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一书中做出结论，他指出关于中情局涉嫌使用极端的新讯问策略，“在层级非常高的政 府官员之间有个秘密共识，他们将布什隔离开来，并让他能够推诿毫不知情”。
关于布什和他的法律顾问团队的关系，另一个较不仁慈的说法来自法学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他在完整回顾所有可参考的备忘录后说 道：
备忘录读来像是个流氓律师写给黑手党大佬，内容是建议如何规避法律而不被逮到监狱。这备忘录的主题简直就是怎样避免被起诉……而另一个更令人 深深感到不安的主题是总统可以下令对犯人动用酷刑，即使这受到联邦法律以及国际反刑求公约禁止，而美国正是这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读者们已经和我一起读过这里简单介绍的相关资料（包括虐囚事件调查报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报告等资料），现在将继续一起阅读这二十八个由布 什的法律顾问、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布什以及其他人所发表的《刑求备忘录》，这些文件为阿富汗、关塔那摩及伊拉克等地的刑求预先铺设了一条合法 之路。由卡伦·格林伯格（Karen Greenberg）和约书亚·德拉特尔（Joshua Dratel）将完整的备忘录书面记录编成一本长达1249页的书，书名为《刑求报 告：通往阿布格莱布之路》（The TorturePapers：The Road to Abu Ghraib）。这本书揭露了布什政府的法律顾问群对法律技术的曲解与误用，它让我们 深刻了解到：“在这全世界最法治化的国家里为保护美国人民贡献良多的法律技术，竟可被误用于邪恶的目的。”
法律学教授乔丹·鲍斯特（Joadan Paust，前美国陆军军法处上尉）针对帮忙正当化刑求拘留者的布什法律顾问写道：“从纳粹时代以来，我们就再也 没有看过这么多法律专家如此明确涉及与战俘待遇及讯问相关的国际罪行。”
在一长串的顾问名单中，排在最上头的是总检察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他协助完成一份法律备忘录，对于“刑求”做了如上述所言的重新诠释。直到 阿布格莱布虐囚照片被公之于世后，冈萨雷斯和布什总统才公开谴责这份备忘录，认为它对于刑求的概念做了最极端的诠释。冈萨雷斯对于在反恐战争架构 下扩张总统权力所做的贡献，并不亚于极具影响力的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施米特提出如何在非常时期让执政者摆脱法律束缚的观点 ，协助希特勒搁置德国宪法并赋予他独裁权。冈萨雷斯的传记书写者指出，冈萨雷斯其实是个可爱的人，他向你走过来时的样子就像个“普通人”，一点也 看不出有什么虐待狂或心理病态倾向。然而，他的制度性角色所发表的备忘录却是造就公民自由被搁置以及残酷讯问嫌疑恐怖分子的祸首。
国防部犯罪查缉行动中心反对关塔那摩讯问作业
根据最近微软国家广播公司（MSNBC）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犯罪查缉行动中心领导人说，他们曾再三警告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从2002年初开始持续数 年），个别独立的情报单位运用严厉的讯问技术将得不到什么可靠情报，而且可能构成战争罪，一旦被公之于世更是让国家蒙羞。然而经验丰富的犯罪调查 人员的关切与忠告大部分都被忽视了，指挥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讯问作业的指挥链人员支持用他们偏爱的高压、强制性讯问方式，因而对这些意见置若罔 闻。前海军法律顾问阿尔贝托·莫拉曾在公开记录中支持犯罪查缉行动中心成员的看法，“让我强烈地为这些人感到骄傲的是他们说，‘即使被命令这么做 ，我们也不愿意服从。’他们是英雄，这是最好的形容了。他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个人勇气与正直，捍卫了美国价值以及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体制。”但最后 这些调查人员还是没能中止虐行，他们做到的只有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收回对某些最严厉讯问技术的授权，因此缓和了情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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