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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小姐”：关塔那摩自白室里的膝上艳舞
我们的下一位证人透露丁军方（或许与中情局合作）在关塔那摩监狱中发展出来的新堕落把戏。“性被拿来当武器，以便使拘留者和他的伊斯兰信仰之 间出现隔阂。”在该监狱营中工作的军方翻译人员埃里克·萨尔（Erik Saar）这么说道。这位年轻的士兵满怀爱国主义热忱来到关塔那摩湾，相信自己一 定能对这场反恐战争有所贡献。然而他很快地了解到他根本帮不上忙，在那里发生的事完全是“一场错误”。2005年4月4日，在艾美·古德曼（Amy Goodman）广播节目“今日民主”的访谈中，萨尔以生动写实的方式详述了被用于对付囚犯的各种性策略，全部都是他亲眼目睹。他在相当于一本书篇幅的 丑闻告白《铁网之内，一个军情人员在关塔那摩的亲身见闻》（Inside the Wire：A Militaryintellegence Soldier's Eyewitness Account of Life at Guantanamo）详述了这次的访谈。
在他于该监狱服役的六个月期间，阿拉伯语十分流利的萨尔担任翻译工作，将官方讯问者的话和问题翻译给犯人听，再以英语将犯人的答复传达给讯问 人员。于是他得扮演“大鼻子情圣席哈诺式角色”，用适当的语言将符合讯问者和犯人动机的确切意思传达给这两个人。而这个新虐待把戏必须由富有性魅 力的女性讯问员上场演出。萨尔说道，“这个女性讯问人员会用性诱惑的方式让被讯问的犯人觉得自己是不洁的……她会在犯人背上揉搓自己胸部，谈论关 于自己身体部位的—些事……犯人十分震惊而且愤怒。”
萨尔辞掉了他的工作，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讯问策略“根本无效而且无助于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 ）于是创了一个昵称“拷问小姐”，用来称呼用性魅力从囚犯身上套取情报和自白的女讯问员。
萨尔曾说过一段特别戏剧性的邂逅，可以归类在军方命名为“女性空间进犯”的讯问技巧之下。主角是一位具有“高情报价值”的二十一岁沙特阿拉伯 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牢房里祈祷。在开始讯问前，负责的女性讯问人员，我们称她为“布鲁克”，布鲁克和萨尔两个人先经过一番“消毒”程序，把 制服上的名字贴起来以免泄露身份。然后布鲁克说：“要问供的被拘留者是个杂碎，我们得好好对付他。”原因她说得很明白，“不下猛药那个杂碎不会招 ，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来试试新花样。”军方认为这个沙特阿拉伯人和“9·11”事件的劫机者一起接受飞行训练，因此他有很高的情报价值。萨尔指出，“ 当军方讯问者跟被拘留者问话时，如果他不合作，他们很快就会‘下猛药’：对囚犯厉声高叫、升高对抗情势，或是表现出一副坏警察的嘴脸，完全忘记要 跟犯人建立交情。”
布鲁克继续说：“我只要让他觉得除了合作别无其他选择就行了。我想让他觉得自己很脏，脏到他没脸回到牢房里花一整个晚上祷告。我们要在他和他 的上帝中间设下障碍。”于是当犯人不愿意配合回答问题时，布鲁克决定下点猛药。
“出乎我意料，”萨尔高声说，“她开始解开上衣的纽扣，动作很慢、很挑逗，就像脱衣舞娘一样，露出在胸前撑得紧紧的合身棕色陆军T恤……然后 慢慢向他走过去，用她的胸部在他背上磨蹭。”她用诱惑的口吻说：“你喜欢这对美国大奶子吗？我看到你下面开始硬了。你想你的阿拉真主会怎么说呢？ ”接着她转了个圈坐到他正对面，把手放在他的胸前，挑逗地说：“你不喜欢这对大奶子吗？”当那个犯人转头看萨尔时，她开始挑战他的男子气概，“你 是同性恋吗？为什么你一直看他？他觉得我的奶子很不赖，你呢？”（萨尔点头赞成）
犯人抵抗她的动作，往她脸上吐了口口水。但她不为所动，开始发动另一波更强烈的攻势。她开始解开裤子的扣子，一边问那名犯人：
“法里克（Fareek），你知道我现在是生理期吗？我这样碰你你有什么感觉？”（当她把手从她的内裤里抽出来时，她的手上看起来像是沾了经血，然 后她最后一次问他，是谁教他去学开飞机、是谁送他去上飞行学校。）“你这贱人，”她用气音一边说，一边把他以为是经血的东西擦到他脸上，“你想早 上你的弟兄们看见你时会怎么想，如果他们知道你脸上沾的是个美国女人的经血？”布鲁克说着站起身，“顺便告诉你，我们把你牢房里的水给关了，所以 你脸上的血得留到明天早上了。”当我们离开讯问间时，她掉头就走……她用了她认为最可能拿到长官要的情报的办法，她尽力了……我刚才到底做了什么 鸟事？我们在这地方干的是什么勾当？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对萨尔或其他人来说，却不可能有清楚的答案。
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其他虐行
埃里克·萨尔透露了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其他做法，全都是欺诈、不道德、非法的。他和讯问团队的其他成员都接受到严格命令，要求他们绝不可和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员交谈。
当行程预定要参观“典型”讯问过程的要人来访时，监狱方面就会安排“演戏”。他们会弄一个假场景，让场面看起来很正常、很一般。这让我们想起 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雷辛城（Thhereseinstadt）集中营的模式，他们也是这样愚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观察员和其他人，让他们以为里面的犯人都很 满意他们的重新安置。萨尔形容，在这个“万事美好”的场景内，所有的东西都被“消毒”过了：
我加入这个情报团队后所学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有重量级贵宾来访，通常这类人指的可能是将军、上级政府单位的执行长、情报局来的人，甚至是 国会代表团，这时候所有人都会团结合作，他们会告诉讯问员去找一个之前表现很合作的人带至到讯问间里，贵宾来访的时候就让他们坐在观察室里观察里 面的讯问过程。基本上他们会找曾轻合作过的人，找可以面对面坐着正常交谈的人，还有就是可能以前曾经提供过一些情报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重新演一 场戏给参观的贵宾看了。
然后基本上，对于一个情报专家来说，这种做法根本是一种羞辱。老实跟你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觉得的人，因为在情报社群里面，你存在的意义和 价值就是提供做决策的人正确的信息，让他们做正确的决定。这就是情报人员存在的唯一目的，提供正确的信息。弄出一个虚假世界好让来参观的人以为这 里是某个样子，可是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样，这种做法完全损害到我们身为专业情报工作者所尽的一切努力。
酷刑工作“外聘”
偷偷摸摸的刑求伎俩被当是用来对付顽抗嫌犯的工具，目的是迫使他们吐出情报，而我们从中情局的秘密计划中可以得知这些手段的普遍程度，中情局 利用这些秘密计划将犯人迅速移送到愿意为美国做脏事的国家。在被称为“引渡”计划或“非常规引渡”计划的政策中，数十甚至也许数百名“高情报价值 恐怖分子”被中情局租赁的商用飞机载送到多个其他国家。布什总统显然曾授权允许中情局让拘留中的人犯“消失”，或是“引渡”至其他以刑求知名（且 国际特赦组织记录有案）的国家”。这类囚犯通常被单独监禁在“秘密地点”的拘留所内与世隔绝。而在“反常规引渡”计划中，甚至授权外国官方在非战 斗状态及非战争地区逮捕“嫌犯”，然后将他们转送到拘留地，通常是关塔那摩监狱，剥夺所有国际法提供的基本法律保护。
宪法权利中心董事长迈克尔·拉特纳（Michael Ratner）谈到这项计划：
我把这叫做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它的意思是在这场所谓的反恐战争里面，中情局可以从世界各地把想要的人抓起来，然后如果不想自己动手拷打或讯 问犯人，不管你用什么词来称呼，就把他们送到和我们情治单位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约旦。
负责这项引渡计划的中情局高级长官是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他透露实情:
我们把这些人送回他们的出身地中东，前提是如果那些国家有专为他们成立的合法渠道并且愿意接受他们。他们会得到符合该国法律的待遇，不是根据 美国法律，你可以挑，可能是摩洛哥、埃及或约旦的法律。
在这些国家所用的讯问技巧里头，显然包括了中情局不想要搞清楚的酷刑手段，他们只要能够从被拘留者手中得到有用的“情报”就好。不过在我们这 个高科技时代，这种计划不可能被隐瞒太久。一些美国盟邦针对至少30架次的飞行记录展开调查，这些飞机班次被怀疑被中情局用于酷刑输出计划。调查结 果透露，重要嫌疑犯被送往曾属于前苏联共和国的东欧国家。
依我的判断，这项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显示，并不是中情局和军方情资间谍不愿意刑求囚犯，而是他们认为那些国家的特工知道怎么做才会更好。他们 娴熟运用“三级刑求”技术的时间比美国人还长。我在这里大致介绍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实际上虐行的对象遍及美国军事监狱中各式各样的拘留者，范 围远较此普遍，我的目的是要驳斥美国政府宣称这类虐待和刑求事件不是“系统性的”进行。
来自拘禁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所内人犯的验尸和死亡报告显示，在44件死亡案件中，有一半是在海豹特战部队、军情人员或中情局讯问过程中或讯问 后发生。这些杀人事件是由虐待性刑求技巧造成，这些手法包括戴头罩、噎住口部使其窒息、勒绞、用钝器殴打、水刑、剥夺睡眠以及使犯人暴露于极端温 度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执行长安东尼·罗梅罗（Anthony Romero）清楚指出：“毫无疑问这些讯问过程导致死亡。那些知情却坐视不管的高官，以及创 造这些政策并为之背书的人应该负起责任。”
究办到顶：切尼及布什的责任
在（阿布格莱布）照片被公开后几个月内，情势越来越清楚，这里面有一个虐行模式，而这不是几个不守规矩士兵的个人行为能造成的。是布什政府决 定要扭曲、忽视规定或对规定置之不理，才会导致这模式出现。美国政府的政策在阿布格莱布以及世界各地制造出不择手段虐囚的风气。
这是人权观察协会在一份标题为《美国：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的报告中做的摘要声明，这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指挥链的最上层——副总统切尼和 总统布什的责任。
反恐战争制定了刑求新典范
和他前一任期中针对“贫穷”和“毒品”所发动的毫无意义的名词战争一样，布什政府重蹈覆辙地在2001年的“9·11”攻击过后宣布发动“反恐战争 ”。这场新战争的核心假设是，恐怖主义是对“国家安全”及“国土”的首要威胁，因此必须尽一切手段对付。事实上，所有国家部拿此种意识形态基础当 作取得人民和军队支持的手段，以遂行压迫及侵略行动。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巴西、希腊及许多国家的右翼独裁政权即曾随心所欲地运用此种意识形态以 正当化刑求，及处死被宣布为“国家公敌”的人民“。20世纪70年代晚期，意大利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曾运用“紧张策略”的政治控制手段，加深人民对 赤军旅（Red Brigades，激进共产党员）恐怖主义行动的恐惧。当然了，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希特勒将犹太人标签化，称他们是造成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 崩溃的祸首。于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威胁成为他们向外征服计划的正当理由，因为他们必须在德国以及纳粹占领的国家里终止这样的邪恶行为。
恐惧是国家所握有的最特别的心理武器，利用恐惧，国家可以使人民为了交换万能政府所许诺的安全生活，而愿意牺牲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保障。恐惧 先是得到美国民意及国会多数支持对伊拉克发动先制战争，而接下来恐惧又让他们继续支持布什政府愚蠢坚持的各项政策。一开始恐惧的传播方式带有奥韦 尔式味道，人们预测萨达姆持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对美国及美国盟邦发动核武器攻击。例如在国会投票决议是否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夕，布什 总统告诉全国人民及国会，伊拉克是个威胁美国安全的“邪恶国家”。“了解这些事实后，”布什谈到，“美国人不应该忽略这个集结起来对付我们的威胁 。面对大难将至的明确证据，我们不该等待最后的结果证明——冒着烟的枪管出现才做决定，因为你看见的证据有可能是核武器攻击的蘑菇云。”但是将这 朵蘑菇云散布到全美国的人不是萨达姆，而是布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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