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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肯定，有些照片明显可以看出是为了某个人的数码相机而摆出姿势，照片中的宪兵对着镜头微笑，比出胜利姿势，并指着场景中的某样东西以 提醒人注意。在一张人性尽失的照片中，琳迪·英格兰拖着地板上的一名被拘留者，他的脖子上还缠着拴狗的皮带，这张照片最可能就是在上述情况下拍摄 。她不可能在前往伊拉克时，特地在行囊里带了条狗绳。要让这类社会助长发生并接管整个情境，唯一需要的只是官员的允许，哪怕只是允许宪兵们拍摄一 张虐待照片，情况也会一发不可收拾，在工作中拍摄更多富有创意的邪恶照片成了新的夜间活动。事情一旦起了头，就很难刹车了，因为宪兵们的无聊找到 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可以出口怨气、展示自己的支配优势，并在性的游戏中找到乐趣——直到乔·达比揭发他们的恶行，一切才结束。
建立地位的渴望及宣泄复仇心理
让我们承认一件事，陆军后备役军人在军队阶层中的地位一般较低，而被指派到这个恐怖监狱里担任夜间值班人员的后备役宪兵，地位又会因此更加低 落。他们明白自己是最底层的人物，在最糟的环境中工作，得服从民间人士的命令，而且没有任何关心这里发生什么事的权威人士可以求助。举目所见，唯 一和他们一样地位低落的一群人就是囚犯。
因此这些虐待行为以及记录下虐行的举动，本质都和希望建立地位有关，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向下对比建立狱卒对囚犯的明确社会支配地位。酷刑和虐 待乃是行使纯粹的权力，目的是为了展示他们对劣势者的绝对控制能力。某些狱卒需要这些相片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同时向同侪传达他们的支配地位。其 中也可能涉及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这里指的是对十分不同的“他者”——阿拉伯人抱持的一般性负面态度。这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的敌意转移， 也是对任何阿拉伯背景的棕色皮肤人士所发动的恐怖攻击。
还有一个立即性的动机是许多士兵都有的：希望为被伊拉克暴动分子杀害或受重伤的同袍们复仇的心理。很明显是复仇心理作祟，才造成他们报复曾参 与骚动或被控强暴男孩的人犯。例如被叠成金字塔的七名囚犯即是因为在甘奇区滋事才被送进1A，而过程中还伤害了一名女性宪兵。所以羞辱和毒打的目的 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不服管教的后果，“帮他们上一课”。而奇普·弗雷德里克唯一殴打过的一名囚犯则是另一个例子，他在他胸口狠狠揍了一拳，因为这名 囚犯被控扔石头打伤了那名女宪兵。强迫被拘留者模仿口交动作或是在女性士兵面前公开手淫并拍摄下这些羞辱过程，这些不只是让人难堪的伎俩；士兵们 安排的性爱剧码是对他们认为行为超过界限的被拘留者的报复手段。
去个人化及狂欢节效应的影响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琳迪·英格兰的想法？——她认为这一切都只是“好玩和游戏而已”。在这个个案中，我相信去个人化起了作用。稍早我们提到 人和地方的匿名性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当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责任的分散加在一起时，就会导致去个人化。演员们完全沉浸在高度的心理活动中 ，不再做理性思考，也不关心事情后果。在追求当下的享乐现实中，过去与未来全都暂时被丢在一旁。在这个心灵空间中，情感主导理性、激情挣脱社会束 缚。
这就是狂欢节效应，当个人的身份隐藏在面具之下时，平常受到压抑的各种原欲的、暴力的、自私的冲动都会宣泄出来。行为回应着情境的需求而立即 爆发，不再深思熟虑或瞻前顾后。把小说《蝇王》里面的现象搬到纽约大学的实验室里面时，我们看到经过去个人化的女性对无辜的受害者下手越来越重。 在我们的斯坦福监狱里，一些狱卒也创造出同样的现象。如同阿布格莱布的情况，人们在这些情境中体验到行为的自由尺度放宽之际，约束侵略行为及反社 会行为的规范也被搁置了。
就像我从不曾鼓励我的狱卒做出残酷行为一样，军方也不曾鼓励它的狱卒性虐待囚犯。然而在这两个情境中都盛行一种默许放纵的宽松气氛，让狱卒以 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负个人责任，以为没人看见，所以可以侥幸逃脱。在这个脉络中，传统道德推理能力被削弱了，以前学到的教训 敌不过行动的诱因；狄奥尼索司所代表的原欲冲动压倒了阿波罗代表的合理性。道德脱钩接着发挥作用，沉溺在气氛中无法自拔的人们的心智及情感风貌于 是改变了。
虐行比较：英国及美军精英的实例
如果我主张在1A层级夜班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心理学原则并不是个人特有，而是相应于特定情境，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在其他相似环境中找到类似的虐待行 为，只不过加害者为同一个战场上的不同军人。的确至少有两个类似行为的例子，但是美国媒体很少注意到。
驻扎在伊拉克巴扯：拉监狱的英军也发生性虐待俘虏的事件，他们把囚犯们脱光．然后强迫他们彼此做出模仿鸡奸的动作。这些相片也震惊了英国社会 ，社会大众不肯相信自己的年轻人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而且还拍下照片。这些虐待者当中还有一位曾因为上一场战役而授勋的军人，这事实更严重破坏了英 国民众的期待。更糟糕、更严重的是，2004年6月29日英国广播公司做出标题为“英军贩卖交易虐囚照片”的报道，报道副标则为“英国军人贩卖交易数百 张记录对伊拉克俘虏残暴行为的照片”。数名服务于皇家兰开郡军团精英部队的士兵们将一些这类影像交给英国《每日镜报》，在其中一张照片中，戴上头 罩的囚犯受到来复枪拖殴打，被撒尿，头上还被一把枪抵住。这些士兵宜称他们在一个“照片交易社群”上还分享了更多这类虐囚照片，但是在离开伊拉克 时，放在行李箱中的照片被他们的陆军指挥官查获销毁了。
2004年5月12日，在《六十分钟Ⅱ》节目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丹·拉瑟播放了一卷由一名美军制作的家庭录像带，内容是关于在布卡营 （Camp Bucca）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状况。录像片段上可看见一名年轻士兵对伊拉克囚犯的鄙视态度，镜头上的她说：“我们已经死了两名囚犯……不过谁 管它？重点是我要操心的人少于两个。”数名来自布卡营并因在该地虐囚而受到指控的军人告诉瑞德：“问题是由指挥链开始——这些酷刑和凌虐照片拍下 时的指挥链，和管理阿布格莱布的指挥链是一样的。”
另一个有证据的失控例子则是涉及来自美国第82空降师的军人，驻扎地是在费卢杰附近的水星前哨作战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 Mercury）。在 被移送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前，暴动分子和囚俘都会被暂时监禁在这里。“他们（费卢杰当地居民）叫我们‘谋杀狂’，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我们逮到而在被 送到阿布格莱布前落到我们手上，他们就会付出悲惨代价。”这名中士继续说道：“营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发泄挫折的话就到受制者营区去。某种 程度上它只是个运动而已。”
来自问—单位的另—名中士说明他做出虐待行为的动机，行为包括刚棒球棒打断被拘留者的腿。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聊，这时会先叫某个人坐 在角落，然后让他们叠成金字塔。这办法比较早，不过很像阿布格莱布。我们只是为了好玩才这么做。”
陆军中尉伊恩·菲什巴克（Ian Fishback）是这个“精英单位”的军官，他于2005年9月向“人权观察协会”（Human Rights Watch）作证发生在该监 狱的大规模虐囚行为。他透露他的士兵们也使用数码影像记录下他们的恐怖行径。“（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他们说他们也拥有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 照片，因为这些照片的相似度太高，所以他们把照片销毁了。他们烧了那些照片。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因为那些我们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惹上了麻烦， 所以我们要销毁这些照片。’”
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见到这位中尉，他会仔细描述他所属单位所犯下的虐行，除了性虐待之外，均吻合了阿布格莱布监狱1A层级院区中发生的事件。
弗雷德里克接受审判
为了这七名受指控的宪兵人员，由军方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组成的团队在准备辩护过程中投注了相当大的热忱。（如果负责管理阿布格莱布的军方指挥官 ，也曾付出那些关注和资源的一小部分在监督和纪律的维持上，现在或许就不需要在这些审判上花费任何心力了。）他们的游戏计划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 搜集了充分的证据和证词之后，他们决定帮每位被告申请提出认罪协商，这样一来，当他们表明认罪并作证指认其他宪兵同僚后，原本可能被判处的重刑就 能从轻发落。审判程序是从涉案情节最轻的人开始，如杰里米·西维茨，他们的策略是牺牲其他人的上诉，将辩护主力放在情节最严重的三人：弗雷德里克 、格拉纳、英格兰身上。
弗雷德里克被指控五项罪名。在作为认罪协商一部分的“事实协议书”上，弗雷德里克接受下列罪行为真实、经得起证实并且可被采纳为证据：共谋虐 待被拘留者，怠忽职守；虐待被拘留者；以殴打方式从事伤害行为；与他人从事猥亵行为。
最后一项指的是他被控强迫数名被拘留者在有男有女的士兵及其他被拘留者面前手淫，同时加以拍照。
审判
2006年10月20、21日，尽管辩护律师曾提出申请变更审判地至美国，弗雷德里克的审判照旧于巴格达举行。由于我拒绝前往如此危险的地方，因此我改 往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海军基地，并在一个高度戒护的房间内通过视讯会议提供我的证词。过程真是困难，首先是我的证词不断因声音回传的延迟而被打 断，其次是电视屏幕上的审判画面常常模糊不清，更糟的是我必须跟一个电视屏幕讲话，没办法跟法官直接互动，雪上加霜的是我又被告知不能在作证中使 用笔记，这表示我曾仔细研读过的五份调查报告的数百页内容，以及我对弗雷德里克及1A层级院区所搜集到的背景资料，全部都得靠自己回想。
由于弗雷德里克已进入认罪申请程序，我的证词必须完全聚焦在明确说明情境及系统对他的行为影响，也就是确切指明一个不正常环境对一个极为正常 的年轻人行为的影响。我也概要地报告了心理评估结果，他在进入1A层级院区前的一些正面背景，以及我和他访谈中的重要内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支持我 所提出的结论：弗雷德里克并不是带着病态倾向进入该行为背景。我反而主张是情境诱发了他所涉及的脱轨行为，而对此他深感遗憾及罪恶。
我也清楚表示在试着了解弗雷德里克的行动如何受到情境中的社会动态影响过程中，我所做的并不是“开脱”，而是在判决中经常未受到严肃考虑的概 念分析工作。此外，在对此案提出我的专家见证及关联性同时，我也概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虐待行为发生的环境和阿布格莱布之间的一些相似处，以及我 的研究主要性质和发现。（我的完整证词出现在2004年10月《伊万·“奇普”·弗雷德里克审判记录》的第294页至330页，遗憾的是此项文件无法通过网络 查阅。）
检察官梅杰·迈克尔·霍利（Major Michael Holley）驳回了我情境主张的论点。他认为弗雷德里克能够辨别是非，有足够的军队训练胜任此项工作， 而且对于是否参加被指控的不道德、有害行为，基本上有能力做出合理判断。因此他将罪过完全归给弗雷德里克的天性，认为他的恶行乃出于故意，同时将 所有情境或系统性的影响排除于法庭的考虑之外。他也暗示日内瓦公约是具有效力的，而这些士兵应该要知道它所约束的是哪些行为。然而这并不是事实，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见到的：小布什总统及他的法律顾问在一组法律备忘录中变更了对这些被拘留者及酷刑虐待的定义，因此造成日内瓦公约在这场“反恐 战争”中失去了效力。
裁定
军事法官詹姆斯·波尔（James Pohl）上校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被指控罪行的有罪裁定。弗雷德里克被判八年的有期徒刑。我的证词显然对于 减轻他判决的严重度来说微不足道，他的律师加里·迈尔斯强而有力的抗辩也一样。在这个由军方及布什政府指挥链所搭起的国际公共关系舞台上，我在本 书中详加阐述的所有情境及系统性因素均显得无足轻重。他们必须让世界和伊拉克人民看见他们“对犯罪活动决不手软”的决心，严惩少数害群之马的流氓 军人，以便保持美军的整体优秀形象。只要他们所有人都被送审、宣判、送入大牢，美国军方所蒙上的污点就会逐渐被世界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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