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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让我告诉你我是怎样变胖的。因为我并非一直胖，是教会让我成了这样。我曾经长得瘦——很瘦。事实上，瘦得以至于称我胖是感觉错误。我一直瘦，直到有一天——我想那是在我的20岁生日——当时我正和我叔叔在一间好餐馆里喝茶吃脆饼干。突然，我叔叔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道，“相信的话，你觉得他有多重？”说完，他享受地深吸一口雪茄，并以那种培养出来的自信和心里有数的姿态一阵咳嗽，厉害得我以为他会内出血。
“我不相信上帝，”我告诉他，“因为如果有上帝，叔叔，你告诉我，为什么有的人受穷，有的人秃头？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百毒不侵，而有的人偏头疼一疼就是几星期？为什么我们的日子是有数的，而不是比方说有字的？回答我，叔叔。要么我让你震惊了吗？”
我知道我这样说没事，因为什么也不能让这个人震惊。确实，他目睹过他的象棋老师的母亲被土耳其人强奸，如果不是持续太久，他还会觉得整件事情有意思呢。
“好侄子，”他说，“不管你怎么想，上帝是存在的，而且他无处不在。对！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叔叔？在你甚至还不能肯定我们存在的情况下，你怎么能那样说？确实，我现在正在触摸你的疣子，可难道那不可能是个幻觉吗？难道全部生活不会是个幻觉吗？真的，难道东方不是有几个圣人相信除了中央大火车站的牡蛎小食店，他们所想之外的一切都不存在？简单说来，我们孤独，没有目的，注定要在冷漠的宇宙中漫游，没有得救的希望，除了痛苦、死亡和永恒虚无那空荡荡的现实，没有任何前途，难道不是这样？”
看得出，这番话给我叔叔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对我说：“你还纳闷为什么没有更多人邀请你去参加派对呢。天哪，你真是有病！”他指责我的虚无主义态度，然后又以老年人那种神秘兮兮的方式说：“上帝并非一直在人们去寻找他的地方，不过我向你保证，亲爱的侄子，他无处不在，比方说在这些硬饼干里。”说完他就走了，给我留下祝愿还有帐单，上面的金额就像造航母的帐单。
我回家后还想着他那句简简单单的“他无处不在，比方说在这些硬饼干里”是什么意思。到那时，我昏昏欲睡，而且闷闷不乐。我躺在床上睡了一小觉。就在那时，我做了一个梦，它永远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梦里，我在乡间走路，突然注意到我肚子饿。可以说，我饿坏了。我路过一家餐馆就进去了，点了明炉烤牛肉三明治和一块煎炸牛排。女侍者——她长得像我的女房东（是个完全乏味的女人，让人马上想到某种毛茸茸的苔藓）——想诱使我点看上去不新鲜的鸡肉沙拉。我正跟这个女人说话时，她变成了头道菜用的24件银餐具。我笑得前仰后合，接着突然哭起来，然后又转成耳朵严重发炎。这个房间里弥漫着一种熠熠的光亮，我看到一个微微发光的人骑着一匹白马前来。那是我的足病医生，我内疚地倒在地上。
这就是我的梦。醒来后，我感觉极为心旷神怡。突然，我乐观起来，一些都清清楚楚的。我叔叔的话回响在耳边，直达我生命的核心。我进厨房开始吃东西，看到什么就扫荡一空。蛋糕，面包，麦片，肉，水果，各种巧克力，调味蔬菜，葡萄酒，鱼，奶油和面条，手指小蛋糕和香肠等，总价值超过6000美元。我断定，如果上帝无处不在，那么他就在食物中。我因而越吃越虔诚。受这种新生的宗教热情所驱使，我像个狂热者一样暴食。过了半年，我成了圣洁当中的最圣洁者，祈祷时全心全意，我的肚子则自已越过了州界。我最后能看到我的脚是在某星期四上午在维贴布斯克时，不过就我所知，我的脚还在下面。我吃啊吃，长啊长。减肥会是最愚蠢的行为，甚至是种罪过！因为当我们失去20磅时，亲爱的读者（我假定你不像我这样大块头），我们可能失去的是最优秀的20磅！我们可能失去包括我们的天赋、人性、爱和诚实的斤两，或者对我认识的一位监察者而言，是在屁股上长一圈难看的赘肉。
哎，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说，这跟一切——没错，一切——我前面所说的一切都直接矛盾。我在突然在把膘归结到中性的肉、价值！没错，这又如何？因为难道生命不就完全是同一种矛盾吗？一个人对膘的看法，会像四季、我们的头发和生命本身那样改变。因为生命就是改变，膘是生命，膘也是死亡。你难道不明白？膘就是一切！当然，在你体重超标的情况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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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加斯万岁！
——某革命者日记选
6月3日：瓦加斯万岁！今天我们上了山。我们对腐败的阿罗约政权对我们这个小国的压榨感到愤慨，就派胡里奥带了份我们的不满以及要求的清单去交涉，这个清单根本不是匆忙拟就，而且照我看，也根本不过分。交涉的结果是，阿罗约日程安排紧张得没包括让人打着扇子接见我们热爱的造反者特使，而是把整件事交给他的部长处理。该部长称会全面考虑我们的请求，但他首先只是想看看胡里奥头扎在熔岩里还能微笑多久。
因为多次诸如此类令人气愤的事件，我们最终在受到启示的埃米利奥·莫利那·瓦加斯的领导下，决定自己来解决。我们在街角大声疾呼，如果这是叛国，那就让我们叛个痛快吧。
不幸的是，有人告诉我警察马上就要来吊死我时，我正懒洋洋地躺在热浴盆里。我以可以理解的敏捷跳出浴盆，踩在一块湿香皂上而跌下了天井，幸好用牙齿挂住某处不再继续跌。几颗牙齿像从盒子里掉出的芝兰口香糖一样，在地上乱转。尽管一丝不挂而且身上有碰伤，但求生欲望让我行动迅速。骑上我的骏马“恶魔”后，我发出了造反的呼声！这匹马以后腿支撑立了起来，我滑下马背摔到地上，几块小骨头因此骨折。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倒霉，我几乎还没走远20步，就想起我的印刷机，因为不想留下这样一件潜在的政治武器或者证物，我又拐回去取。祸不单行，这玩意儿比它看上去要重，得用一台起重机才能把它举起来，而不是个体重110磅的大学生。警察们冲到时，我的手被这台机器卡住，同时，它无法控制地隆隆响着，往我的光脊梁上一遍又一遍印大段的马克思著作。别问我是怎样挣开并跳出后窗户的。幸运的是我躲过了警察，终于安全到达瓦加斯的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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