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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

时间:2013-10-13 12:09:48  来源:  作者:村上春树  
简介:故事讲述在1987年,已经37岁的主角兼叙述者──“渡边彻”,乘飞机到达德国汉堡机场,降落时听到机上播放著背景音乐──由管弦乐器演奏披头四“挪威的森林”,因此回忆起18年前魂归九泉的某位女性。主人公纠缠在情绪不稳定而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直子和开朗活泼的小林绿之间,展开了自我成长的旅程。故事以木月自杀,渡边带着淡淡的哀愁,与阿绿重新开始而结束。故事中出现了多重三角关系,小说中描写出年轻人在感情之中的挣扎,从中展现出一种迷惘感。小说被设置在1960年代晚期,当时日本各大学罢课频频发生。而《挪威的森林》刻画了当时人...
 “以前在志愿服务队里做过,学过护士工作,就记住了。”初美说。
 缠完绷带,她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她喝了半罐,我喝了一罐半。接着,初美拿出俱乐部里低年级女生们的照片让我看,果真有几个满可爱。
 “要是想交女朋友,随时到我这儿来,我马上介绍。”
 “遵命。”
 “不过渡边君,在你眼里我怕像个老媒婆吧?乖乖告诉我。”
 “有点儿。”我笑着老实回答。初美也笑了,她是个脸上非常适合挂笑容的人。
 “渡边君,你是怎么看的,我和永泽的关系?”
 “怎么看?指什么?”
 “我该怎么办呢,往后?”
 “我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吧。”我边喝冰凉冰凉的啤酒边说。
 “可以的,尽管说,怎么想怎么说。”
 “假如我是你,就和他各奔东西,找一个稍为头脑地道的人去幸福地生活。无论怎么善意地看,和那个人相处都不能有幸福可言。自己幸福也罢,使别人幸福也罢,他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神经非出问题不可。依我看,你和他交往3年之久已经是一种奇迹。诚然,我也不是不喜欢他,他这人风趣,长处很多,本事大,又坚强,我这样的角色根本望尘莫及。问题是,他考虑事物的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够地道。同他交谈起来,时常觉得自己总在同一地方来回兜圈子。他以同一程序不断勇往直前,而自己却总是原地徘徊,并且空虚得很。一句话,就是人生观本身不同。我说的你明白吗?”
 “一清二楚。”说罢,初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
 “再说,他进了外务省,在国内进修一年,之后就要出国吧?你怎么办?一直等待下去?那个人,根本就没心思同谁结婚。”
 “这我也清楚。”
 “那好,我再没有任何该说的了。”
 “唔。”
 我往杯里倒进啤酒,慢慢喝着。
 “刚才同你打桌球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就是,我无兄无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因此从未感到过寂寞或希望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心满意足。但刚才同你打桌球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如果有你这样一位姐姐该有多好——一位又时髦又高雅、适合穿深蓝色连衣裙和戴金耳环、会打桌球的姐姐。”
 初美满脸欣喜的笑容,看着我说:“至少这一年来我所听到的各种唱白里,你刚才这句最让我高兴,真的。”
 “所以,作为我也但愿你获得幸福。”我脸上有点发热地说,“不过也真是不可思议,你看起来同任何人都能处得快乐,为什么偏偏看上永泽那样的人了呢?”
 “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要是让永泽来说,恐怕就成了我的责任,与他毫不相干。”
 “想必。”我表示赞同。
 “可是渡边君,我并不是脑袋好使的女人,总的说来,有些迂腐和古板。什么人生观啦责任啦,怎么都无所谓。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他求。我所追求的只是这个。”
 “他所追求的却截然不同。”
 “但人是会变的,对不?”
 “你是说,到社会上几经风雨,几遭挫折,然后成熟起来?……”
 “嗯。加上长时间同我天南地北,说不定对我的感情也因而发生变化,是吧?”
 “那是就普通人而言。”我说,“若是普通人,或许会那样。但那个人另当别论。那人的意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而且每天每日都在不断加强,越是遭受打击越是自强不息。他甚至宁肯生吞蛤蝓也不在人前认输。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不过渡边君,现在的我惟有等待而已。”初美在桌面上支颐说道。
 “喜欢永泽喜欢到那个程度?”
 “喜欢。”她当即回答。
 “也罢也罢。”我叹息一声,喝干杯底的啤酒、“能如此执着地爱上一个人,这本身恐怕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不过迂腐古板罢了”。初美说,“再喝点啤酒?”
 “不,可以了,该回去了。又包扎又招待,谢谢了!”
 我立起身,出门口穿鞋。这当儿电话铃响了,初美看看我看看电话,又看看我。我道声“晚安”,开门走出。门悄然合上时,我一闪瞥见初美正拿起听筒——那是我见到她的最后情景。
 回到宿舍,已经11点半。我径直去永泽房间敲门。敲了十多下,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晚间永泽以去亲戚家为由,每周都被允许在外面过夜。
 我折回自己房间,解下领带,把上衣裤子挂在衣架,换上睡衣,刷牙漱口。随即想起:得得,明天又是星期天。我觉得简直就像每隔四天就来一个星期天。再过两个星期天,我将满20岁。我歪倒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挂历,不觉黯然神伤。
 星期天上午,我仍像以往那样俯在桌前给直子写信。我写了封长信,边写边用大杯子喝咖啡,边听迈尔斯·戴维斯的唱片。窗外细雨霏霏,室内如同水旅馆似的凉意浸人。刚从衣箱里掏出的厚毛衣上还残留着樟脑气味。窗玻璃上方,一只圆鼓鼓的苍蝇附在那里纹丝不动。由于无风,日丸旗俨然元老院议员长袍的下摆,垂头丧气地裹在旗杆上一动不动。一匹有气无力的褐毛瘦狗不知从哪里跑进院子,团团围着花坛粗声大气逐个嗅着花瓣。狗为什么在雨天里非要来回嗅着花瓣气味呢?我全然捉摸不透。
 我伏案疾书。每当握笔的右手开始作痛,便茫然地打量着院子里这番光景。
 我首先写了在唱片店打工时把手割了一道深口,写了我同永泽。初美三人祝贺永泽通过外交官考试的情形,告诉直子那是怎样一家饭店,点的什么样的菜,还告诉她尽管菜肴非比一般,但席间气氛却有些尴尬等等。
 写到同初美去桌球室时,我想起了木月,一时有些踌躇,但终归还是写了,我觉得是应该写的。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木月死的那天他击最后一个球的情景。那其实是个需要相当冲击力的难球,我以为他不至于一举成功。然而大概是一种巧合吧,那一击居然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白球与红球在绿色的毡垫上悄无声息地轻轻撞合,结果成了他得的最后一分。那动人的一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以后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我未曾打过桌球。
 但是,在同初美打桌球的那个晚间,直到第一局打完也一点没有想起木月。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自从木月死后,我一直以为每逢打桌球必然想起他。不料直到打完第一局而在店内自动售货机买百事可乐时,都全然未能想起。至于为什么在那里才想起木月,是由于我和他常去的那家桌球室也同样有一台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我们常常用买可乐的钱来打赌玩。
 打桌球时居然未想起木月,这使我感到似乎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已将他彻底忘在脑后。然而夜里返回宿舍,我开始这样想道: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而他依然17岁。但这并不意味他在我的记忆中已渐趋淡薄,他的死带来的东西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的反而比当时还要鲜明。我即将满20岁,我同木月在16岁和17岁那两年里所共有的东西的某部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怎样长吁短叹,都已无法挽回——我无法表达得更为确切,但我觉得对于我的感觉、我想要表达的,你是会充分理解的。而且能理解此事的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思考你的问题。今天在下雨,下雨的周日多少使我有些惶惶然。因为下雨不能洗衣服,自然也不能熨衣服。既不能散步,又不能在天台上翻来滚去。只好坐在桌前,一边用自动反复唱机周面复始地听《温柔的蓝》,一边百无聊赖地观望院子的雨中景致。以前我已写过,星期天我是不拧螺丝的,因此信也就写得很长很长。不再写了,这就去食堂吃午饭。再见。
 
第十章 影院里的对话
 
 
  第二天是周一,课堂上也没见到绿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从最后那次打电话来,已经过去十天。本想打电话到她家里问问,但想起她说过由她联系,只好作罢。
 星期四,在食堂遇到永泽。他端着食盘在我身旁坐下,道歉说这段时间做了很多抱歉的事。
 “哪里的话,倒是让你破费招待。”我说,“上次庆祝你工作定下时,说奇妙也真够奇妙的了。”
 “一塌糊涂!”他说。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
 “和初美已经和解了。”他开口道。
 “噢,想必是的。”
 “好像对你也说了些不大入耳的话。”
 “怎么搞的,反省不成?身体怕是不大舒服吧?”
 “或许。”他轻轻点了两三下头,“对了,听说你劝初美和我分手?”
 “理所当然吧。”
 “怕也是,咳。”
 “那是个好人呐!”我边喝汤边说。
 “知道。”永泽叹了口气,“对我有点好过头啦!”
 通知有电话打来的蜂鸣器响起的时候,我酣睡得如同昏死一般。当时确实达到了睡眠状态的极限,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熟睡当中,恍惚觉得头颅里灌满了水,大脑被泡得涨鼓鼓的。一看表,已是6点15分,却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想不起是几日星期几。望望窗外,院里的旗杆没有挂旗。于是我估计大概是晚上的6点15分。升国旗也是大有用场的。
 “喂渡边君,现在有空儿?”绿子问。
 “今天星期几来着?”
 “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
 “那还用说,好个怪人。是下午……6点18分。”
 到底还是傍晚,我想。对对,是躺在床上看书时一下子睡过去 了。我转动脑筋,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用打工。
 “有空儿。你现在在哪?”
 “上野车站。这就去新宿,能在那等我?”
 我们商定了场所和大致时间,放下电话。
 到酒吧间时,绿子早已坐在餐台最尽头处自斟自饮。她穿一件男人穿的那种皱皱巴巴的白色直领外套,里面是薄薄的黄毛衣,下着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两个手镯。
 “喝什么?”我问。
 “鸡尾酒。”绿子说。
 我要了一杯掺汽水的威士忌,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有个很大的皮包。
 “旅行去了,刚回来。”她说。
 “去哪儿?”
 “奈良、青森。”
 “一次去的?”我不禁愕然。
 
 “怎会呢?无论我怎么作风特殊都好,也不可能同一时间南下奈良北上青森的。我是分开去的,分两趟。奈良是跟他去的,青森是我一个人随便定是的。”
 我喝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替阿绿叼着的万宝路用火柴点火。
 “丧礼的事是不是很辛苦?”
 “丧礼可轻松得很。我们习惯了嘛。只要穿上黑衣服,神色黯然坐在那里,周围的人就会适当地处理一切了。那些叔叔伯伯和左邻右舍都会做。随意买酒来,吃吃寿司,安慰安慰,哭一哭,闹一闹,分分纪念品,开心得很,就跟野餐差不多。跟日日夜夜照顾病人的日子比起来,那真是野餐啊。虽然筋疲力竭,我和姐姐都没掉眼泪哦。累透了,连眼泪也流不出来,真的,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又在背后说闲话了,说我们无情,连眼泪也不流。我们赌气,就是不哭。如果要假哭也可以的,但是绝对不干。令人气愤嘛。因为大家都期待我们哭,所以偏偏不哭。在这方面,我和姐姐十分相似,虽然性格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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