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余华
（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
我第一次听到伊恩·麦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国，也可能在法国或者意大利，人们在谈论这位生机勃勃的英国作家时，表情和语气里洋溢着尊敬，仿佛是在谈论某位步履蹒跚的经典作家。那时候我三十多岁，麦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我心想这家伙是谁呀？这个年纪就享受起了祖父级的荣耀。
然后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零星地看到有关他的报道：“伊恩·麦克尤恩出版了新书”，“伊恩·麦克尤恩见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改编成了电影”……这几年中国的出版界兴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麦克尤恩的着名小说，《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可是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们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这位文学巨人。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麦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中国读者了解他。现在麦克尤恩的第一部书《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正式出版，我想他的小说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趁机轮回了。从头开始，再来一次。
这是一部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书，在麦克尤恩27岁的时候首次出版。根据介绍，这部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可以想象当初英国的读者是如何惊愕，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一个遥远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了这些故事之后仍然惊愕。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我曾经用一种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杰出：那就是在阅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之后，是否留下了阅读后遗症？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麦克尤恩名字时的情景，我明白了当初坐在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患者。
我感到这八个独立的故事之间存在着一份关于叙述的内部协议，于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组曲，一首拥有八个乐章的组曲。就像麦克尤恩自己所说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是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然后麦克尤恩在《立体几何》凝聚了神奇和智慧，当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烦躁，而且烦躁是那么的生机勃勃；让《家庭制造》粗俗不堪，让这个乱伦的故事拥有了触目惊心的天真；《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可能是这本书中最为温暖的故事，可是故事结束以后，忧伤的情绪从此细水长流；《舞台上的柯克尔》的叙述夸张风趣，指桑骂槐。麦克尤恩让一群赤裸的男女在舞台上表演性交，还有一个人物是导演，导演要求小伙子们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导演说：“如果给我见到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蝴蝶》里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过程冷静的令人心碎；《与橱中人对话》看似荒诞，其实讲述的是我们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结尾时所表达的一样，我们人人都会在心里突然升起回到一岁的愿望；《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没有仪式的仪式，还有随波逐流的时光。麦克尤恩给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光涂上夕阳的余辉，有些温暖，也有些失落；《伪装》是在品尝畸形成长的人生，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这里俯拾即是。
这就是伊恩·麦克尤恩，他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他的叙述两者皆有。就像国王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一样，麦克尤恩的边界叙述让他拥有了广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写下希望的时候也写下了失望，写下恐怖的时候也写下了安慰，写下寒冷的时候也写下了温暖，写下荒诞的时候也写下了逼真，写下暴力的时候也写下了柔弱，写下理智冷静的时候也写下了情感冲动。
麦克尤恩在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正在经历他的年轻时光。22岁从苏塞克斯大学毕业后，去了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写作研究生班，开始学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后，立刻用稿费去阿富汗游玩。多年之后麦克尤恩接受采访，回顾了写作这些短篇小说时所处的境况：“我二十出头，正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当时他反感英国文学传统里社会档案式的写作，他想表达一种个人生存的翻版，他说“早期的那些小故事都是倒影我自己生存的一种梦境。虽然只有很少的自传性内容，但它们的构造就像梦境一样反映了我的生存。”麦克尤恩21岁开始读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并且感到“他们似乎打开了某种自由空间。”
然后“我试写各种短篇小说，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麦克尤恩毫不掩饰其他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而且还努力为自己当时写下的每一个短篇小说寻找源头，“比方说，《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的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个滑稽的做爱故事取笑了他一把。这个故事也借用了一点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化装》刚效法了一点安格斯·威尔逊的《山莓果酱》。我不记得每篇故事的渊源，但我肯定巡视了别人的领地，夹带回来一点什么，籍此开始创作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了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用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作家的写作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写作，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阳光照耀而生长的时候，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生长，而始终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长。我意思是说，文学中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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