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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浏览一个有关商业行为的新闻时，例如表达我们对一个公司和产品的看法，或者仅仅是转发一些看到的类似新闻故事这样的东西，我们的表现行为并没有那么令人不快。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在表达一种友谊的姿态和我们的慷慨大方，从某种程度上说，Facebook把这些事变成例行之事。它通过加强客户关联的力量，改变了商业和媒体环境。在这种各式各样的有益交流中，你的付出得到了回报，通常是种连锁反应，通过这种相互的贡献和交流，你可以从别处知道一些你从不知晓的东西。Facebook当然不是仅有的一个在商业或政治领域产生这样影响力的服务，众所周知，Twitter是另一个，但是Facebook迄今为止是这种工具中最强大的一个。
佛罗里达大学生威尔?安德森亲身感受了Facebook的力量。2008年初，州议会在讨论一个法案。当听说这个法案时，他有点担心。这项法案建议重新分配州立奖学金，从支援像他这样的文科生转而分配给理工科学生。像莫拉莱斯一样，他行动起来。安德森建立了一个叫做“保护你的光明前途”的Facebook群组，并且邀请了200个Facebook友邻加入。11天内，这个群组就迅速增长到两万人。这时安德森接到州议员杰瑞米?林的电话，这个议案是他提出的，他撤回了提案。“你不能忽视两万人的意见。”林在接受南佛罗里达《太阳守望报》访问时说道。
2009年，埃及的Facebook用户们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反对一项关于限制互联网带宽使用的法令。没多久，通信部长就大幅修正了法令以满足大家的诉求。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任何形式的反对都可能招致逮捕和严刑拷问，这样的成功尤其令人振奋。印度尼西亚的一名妇女，因为在给朋友的私人电子邮件中批评一家医院而以极其荒唐的罪名被逮捕。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Facebook小组，谴责这种不公，当局释放了她，如今大家将目标转移到检举人是否在这次检控中存在渎职行为。过去，在这两个国家以真名实姓批判公共事务是很危险的事。
Facebook如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供不满的的人群发泄他们的怨言，展开抗议行动的地方。这些活动之所以可以在Facebook上圆满举行，主要是因为Facebook大规模的交流方式可以迅速让大量人群关注某些事件并加入其中。2008年在南非的斯泰林堡，警察开展了一次突袭行动，突袭三家夜店清剿毒品。Facebook上立马建立了一个小组抗议这种执法手段，36小时内该小组成员就达3 000个。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讲了个关于沙拉?佩林女儿的黄色笑话，一天内1 800人加入小组抗议他。市民们加入Facebook抗议扩张圣地亚哥附近的监狱：抗议新西兰达尼丁附近建新的停车场：抗议英国伯恩茅斯附近的吉普赛露营地，抗议菲律宾众议院修改国家体制的提案；抗议将美国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的囚犯转移到百慕大。
“我称之为数字化民主。”贾瑞德?科恩这样说道。他是《圣战之子》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前布什政府国务卿康多丽扎?赖斯的秘书长，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科恩24岁时赖斯就被聘请加入国务院重要政策规划组。“Facebook是史上最天然的民主推进工具。”科恩说道。当2006年末刚加入国务院时，他甚至不愿在会议上提起Facebook，那儿的同事们差不多听都没听说过。但是Facebook一直保持着全球性增长。到2008年末，各种危机爆发时，白宫局势研究室成员都会在会议上谈起Facebook。
布什政府支持度降低的那些日子里，科恩、赖斯和其他国务院官员都在留心哥伦比亚局势。他们想知道，哪怕是在最凶残暴虐的社会里，Facebook也，可以凝聚起民众采取政治行动吗?它能否变成一个反对恐怖主义的有效工具?毕竟，莫拉莱斯的百万反对FARC之声曾是一场成功的反恐运动。
国务院开始密切关注像土耳其青年公民会这样的群组。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群组，以宽容和民主的多元化穆斯林国家为宗旨，组员大部分是学生和年轻人。这个小组的头像是一个红色高腰胶底运动鞋。它略带嘲讽地强调，这个小组与那些主宰土耳其人民每日生活的穿军靴的武装力量划清了界限。Facebook深深地渗人土耳其人的生活——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生活。青年公民会Facebook上的群组有13 000个成员，Facebook成为他们常用的沟通工具。在一个被种族和宗教仇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该小组深感自豪的是，他们的成员包括土耳其的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族群——包括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种族歧视的受害者。青年公民会利用Facebook组织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里同性恋者和蒙着面纱的穆斯林妇女并肩同行。
2008年9月，青年公民会通过Facebook的线上线下活动游说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古尔参加世界杯橄榄球赛，当年的世界杯在土耳其夙敌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埃里温举办。最终古尔同意由青年公民会代表队参赛，土耳其队轻而易举赢得了比赛。尽管有着历史的原因，但是这两个充满仇恨和相互厌恶的国家还是在和解之路上迈进了一小步。2009年，土耳共和亚美尼亚重启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2008年12月，Facebook、AT&T、MTV、Google和网络电视公司Howcast邀请包括青年公民会在内的全球17个活跃于Facebook上的青年行动组织，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高峰会，这次交流为期两天，名为青年运动同盟。大会宗旨是帮助热爱宽容、反对恐怖主义的群组互相学习交流，以便各自回国后能够使自己的群组更加强大。哥伦比亚的奥斯卡?莫拉莱斯来到纽约参加了大会，布什政府国务院公共外交次长詹姆斯?格拉斯曼也参加了交流。
“这是公共外交的2.0时代。”格拉斯曼在一次演讲上说，“新技术给美国政府反恐活动带来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先前我还说阿盖达在互联网上抢了我们的午餐，以后不会这样了，阿盖达还停在web1.0时代。现在互联网是交互和对话的地方。如今网络本身已经是文明社会2.0的地盘，相比之下，阿盖达慷慨赴死、狂热崇拜的意识形态，将对话和批评封锁在门外。”然后，他面向这群来自缅甸、哥伦比亚、古巴、埃及、黎巴嫩、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美国以及英国的年轻人说道：“你们是我们大家最美好的希望。”人们为他这番言说热烈鼓掌，他似乎很愿意冒险在政治立场上站在Facebook一边。他把Facebook当作打破全球权力平衡的一个变化来谈论。政治实践主义者在Facebook上的行动，解释了外交专家法理德?扎卡利亚在其著作《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中称为“余众的反抗”的概念。非传统的力量赢得了世界级影响，扎卡利亚解释说，包括像Facebook群组这种非国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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