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约好在范·德·未特家吃饭的日子——五个女儿等距离排开,还有梅特和佩特。
我需要一套新的大提琴琴弦,而且得让埃尔斯看看如果没有我他是多么无助,这对他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希望范·德·未特家雇佣的厨师的收入可以比得上工厂老板的。十一点范·德·未特的车——一辆银色的梅赛德斯一奔驰,太感谢了——来到西德海姆,他们的司机像是个大汗淋漓,没脖子的雪人,不会讲法语。他把我和E.送回布鲁日。以前我们坐车的时候都冷冰冰的一句话不说,但那次却发现自己跟E.讲起了我在剑桥的日子。E.警告我说范·德·未特家年纪最大的女儿,玛丽·露易丝已经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跟一个英国人结婚,所以我必须非常小心地保住我的童子之身。
你希望那样吗?
在范·德·未特家的连栋房屋里,几个女孩被安排好站在楼梯上按年龄从小到大跟我打招呼——还在想她们会不会突然唱起歌来,喔哟,思科史密斯,她们真唱开了,《绿袖》(注:
一首流传了四百多年的英格兰民谣,可能是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情歌之一。),用英语,甜腻得让人感到矫情。接着范·德·未特女士捏了捏我的腮帮子,好像我是一个返家的离家出走的浪子,严肃地对我说:“你好吗~~~?”被领进一间“会客室”——一间儿童室——坐在“问题椅”上。那是个玩具箱。范·德·未特的女儿们像是九头蛇的头,分别叫玛丽·露易丝、斯蒂芬妮、季诺碧、阿芳简,我忘记最后一个了。最小的九岁,最大的是前面提到的玛丽·露易丝,她比伊娃大一岁。所有的女孩都有一种根本不该有的自信。小肥猪们的屁股把长沙发坐得都陷下去了。夫人开始提问的时候,侍女拿来了柠檬汁。“伊娃告诉我们,在剑桥,你们家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弗罗比舍先生?”朝伊娃的方向扫了一眼;她做了一个嘲讽加迷惑的鬼脸。我忍住笑,承认最终税册(注:指英国 1085至 1086年钦定的土地调查清册。)里还有我家,而且佩特是一个有名的牧师。我千方百计想把话题岔开,避免讨论我是不是够格,但最后还是又绕回来了。一刻钟以后,爆眼球的玛丽·露易丝感到母亲的准许后,认定我将是他的白马王子。她问:“弗罗比舍先生,你跟贝克街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很熟吗?”哟,我想,或许今天并不一定是个糟糕的日子。一个会说反话的女孩一定有点深度,但是玛丽·露易丝是认真的!一个天生的傻瓜。不熟悉,我回答道,我本人不认识福尔摩斯先生,但会看到他和大卫·科波菲尔每周三在我所在的俱乐部打台球。饭厅里带花的壁纸上,有一幅巨大的《最后的晚餐》复制画,午饭是用精美的德累斯顿(注:德国城市。)瓦罐盛着端上来的。
食物让人失望。干巴巴的鳟鱼,蒸成泥的绿叶菜,奶油蛋糕简直让人恶心,以为我又回到伦敦吃饭了呢。女孩子们在我讲法语犯了小错的时候,像演奏滑奏声部一样窃笑——但她们令人恐怖的英语听起来刺耳得难以忍受。范·德·未特夫人夏天也是在瑞士过的,不知疲倦地向我描述玛丽·露易丝在伯尔尼是如何被斯拉克·乔斯基伯爵夫人或桑德姆斯塔德公爵夫人称为“阿尔卑斯山之花”的。我连一句“正如您说的一样迷人”这样的礼貌辞令都挤不出来,范·德·未特先生从办公室回来了。我问了一百个板球方面的问题,用这种奇怪的英国老式规矩,比如“出局但在场上的人”和“在场上但出局的人”,来取悦他的女儿们。这个老爱教训人的蠢蛋体积像个国王,一直忙着盘算下一次如何粗野地打断别人,从不好好听别人说话。毫不遮掩地自夸。先说“叫我守旧但是……”或者“有人觉得我是一个势利眼,但是……”
伊娃冲我做了个鬼脸,意思是说:“再想想当时你真觉得就这个笨蛋会威胁到我的名誉! ”
午饭后,太阳出来了,范·德·未特夫人宣布我们都应该去散步,带着贵客游览一下布鲁日的风景。我使劲说已经受到了足够的礼遇,但不能那么轻易地脱身。大当家的说不去了——有一大堆跟马特洪恩山(注:属于阿尔卑斯山脉,在瑞士和意大利交界处。)一样高的单据要签字。希望他死于雪崩。侍女给女孩子们戴上帽子和手套后,叫来了马车,我坐着车逛了一个接一个的教堂。正如可敬的老吉尔沃特所说,没有比别人用棍子指着,告诉你要崇拜什么更让人烦的事情了。我几乎回忆不起来任何看过的地方的名字。大钟楼是观光的最后一站,因为强忍着不打哈欠,我的下巴都疼了。范·德·未特夫人斜眼看了一下塔尖,宣布她让我们这些小家伙们自己爬到那儿,她在广场对面的法式蛋糕店里等着。玛丽·露易丝比她妈妈还沉,说让母亲独自等着不像淑女的作为。聪明人因为有哮喘病不能去,接着是如果聪明人不去,那么等等等等,直到最后只剩下我和伊娃买了票上去。我付了钱,当面表明我没有因为让人讨厌地浪费了一天工夫而怪她。我先去了。螺旋式的楼梯越往上越窄。在手边,一根绳子穿过铁圈固定在墙上。脚必须摸索着走路。仅有的亮光是偶尔路过的窄窗户里透过来的。能听到的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E.娇柔的呼吸,这让我想起了和她妈妈在一起的夜晚。
范·德·未特的女人们是六曲从不停止也不和谐的羽管键琴小快板,谢天谢地,终于摆脱了她们。我自言自语,忘记了数楼梯。我的声音听起来像被关在放毯子的衣柜里。伊娃对我懒懒地说一声:“是啊……”
来到一间通风的房间,里面有车轮大小的齿轮,是大钟的机械装置。绳子和钢索一直通到天花板。一个杂务工在帆布折叠椅上打盹。他应该是检票的——在欧洲大陆一定要不断出示门票——但是我们从他身边溜了过去,爬上最后一段木楼梯来到了观景台。三色的布鲁日在脚下向远处延展开:橙色的房顶瓦、灰色的砖石、棕色的运河、马、汽车、骑自行车的人、排成纵队的唱诗班男童、巫师帽样子的房顶、小路边绳子上洗好的衣物。寻找奥斯坦德,看到了。阳光照射下,北海的一部分变成了波利尼西亚的深蓝色。海鸥在海浪里盘旋,我高兴地看着它们,想起了尤因笔下的信天翁。伊娃说她看见了范·德·未特一家。还以为这话不过是指她们长得丰腴,但是往她说的地方看去,真的是,在咖啡馆的桌子周围用彩色粉笔画出的六个小圆点。E.把她的票叠成纸飞镖,扔过观景台的矮墙。风把它吹到远方,远到太阳能把它点燃。如果杂物工醒来问她要票她会怎么办。“我会哭着说让这个讨厌的英国男孩偷了。”于是我也把我的票叠成一枚纸飞镖,跟 E.说她没证据,然后也把它扔了出去。可是我的飞镖飞不高,没多久就掉下去看不到。E.的性格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她。她那种上等蛋白石的可贵品质。“你要知道,我从不记得以前看到过爸爸像现在这样开心和有活力。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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