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站在那儿看他说话时,我的脑子里迅速回忆着往事。她的妹妹雷妮正和克伦斯基的妻子进行索然寡味的谈话(不管你跟她谈什么有趣的话题,克伦斯基的妻子总是无动于衷)。我心里直犯嘀咕,我们这一大帮子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该怎么相处呢?才两间空房,克伦斯基已经预订了较大的那间,我们六个人得挤在另一间,而这一间比鸟笼子大不了多少。
“哦,那就可以啦。”阿瑟·雷蒙德说,“天哪,你们要不了多大地方。我们这儿有整栋房子呢,我希望你们搬过来。我们可以在这儿过得很开心,天哪!”他又爽朗地大笑起来。
我知道他手头紧,可碍于面子他又不愿承认缺钱花。丽贝卡期待地看着我,我很清楚她的意思。莫娜突然开口说:“我们当然会租下来。”克伦斯基高兴地搓着手说:“你们肯定会的!你们看吧,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然后她开始和他们讨价还价。但阿瑟·雷蒙德不愿谈论金钱,“你们自己商量好了。”他说罢,转身去大房间看哪儿放了钢琴。我听见他在砰砰地弹钢琴,我竖起耳朵想听清楚,但丽贝卡站在我面前,总有问不完的话题。
几天之后我们搬了进来。关于这个新住处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像每个人都急着用卫生间。从留下的气味上你就能知道最后一个人是谁。水池总是被长头发堵住,而且阿瑟·雷蒙德从来不带牙刷,总是用他前面那人的。另外总有太多的女性造访。阿瑟的姐姐
杰西卡是位演员,经常来这儿过夜。还有丽贝卡的妈妈,经常出出进进,哭丧着脸,像具僵尸似的拖着身子走路。还有克伦斯基的朋友、丽贝卡的朋友、阿瑟的朋友和雷尼的朋友,更别提那些整天整夜都在这儿呆着的小学生。刚开始钢琴声还是挺悦耳动听的:巴赫、莫扎特等人作曲的片断,但马上变得不堪入耳,尤其是当阿瑟·雷蒙德自己演奏时。他像疯子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弹一句,先是一只手弹,节奏很慢却很有力度,接着换另一只手弹,仍是慢慢地,有力地弹;然后两只手一块弹,很慢,很有力,随后逐渐加快速度,直到正常节奏。这样反复二十次,五十次,一百次。接下来他稍稍加快几拍,重复好多次,然后又回过头去,从头开始弹。他会突然停下来,弹点他喜欢的新鲜的曲子。他全身心地投入演奏,好像是在举行音乐会,但这样三遍下来他犹豫了。沉默一阵之后,他又弹慢了几拍。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用一只手,一会儿用两只手,手、脚、胳膊肘、指关节一齐上,像一支坦克部队在前进,席卷了他面前的一切,摧毁了树木、篱笆、牛棚、围墙。听他的音乐让人痛苦。他弹琴不是为了娱乐,而是在完善他的技巧。他要把指尖磨秃把屁股磨平。一直前进,在进攻、在歼灭、在扫荡,重新招集人马,排兵布阵,控制后方,挖壕固守,审问囚犯,隔离伤员,侦察敌情,布下伏兵,打出照明弹,发射火箭,轰炸军工厂和铁路,发明新的鱼雷、发电机、喷火器,破译情报……
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认真的老师。穿着他那件土黄色的衬衫,衣领子总是敞着,他像一支难以驾驭的黑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他一手托肘,站在角落里认真倾听,他的学生正按照他的要求努力练习;有时他走到窗前向外眺望,跟着学生弹的曲子轻轻哼唱起来。如果碰上年纪非常小的学生,他会温柔得像头羊羔,他会逗这小孩子笑,会把他从凳子上抱起来。“你看……”他很慢,很细心,很温柔地教他怎样弹。对这些年幼的学生他的耐心好像是无限的,看了真令人感动。他照顾他们就像他们是花朵。他全心深入他们的灵魂,尽力去安抚他们,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而对待年龄大些的学生的方式,则更令人感奋。他全神贯注,机警得像头豪猪,两腿叉开,身体上下前后左右晃动,面部表情也随着弹奏的曲调迅速变化着。对这些学生讲话时他把他们当做高手来看待,他建议用这种或那种手法。他经常打断学生的演奏,长达十到十五分钟,插进去讲解技巧,比较、评估几种手法,将一份乐谱和一本书进行对比;比较两位作者,将一个音调和一个人的方言进行对比,诸如此类。他让音乐成为活生生的东西,无论从什么东西里他都能听到音乐的声音。是的,他就像是太阳神,像是救世主,他的光辉普照大地。
和克伦斯基辩论时,他就像是换了个人。那种追求完美的狂热,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热爱,都是他作为一名音乐教师的宝贵财富,而表现在思想上却是那样滑稽可笑。克伦斯基就像猫逗老鼠那样戏弄他。阿瑟·雷蒙德好像总是在说:“伸出你的拳头!打呀!打呀!你这个狗杂种。”但克伦斯基却没有让自己成为攻击目标的意思。
我从未见过阿瑟·雷蒙德看书。我认为他看的书肯定不多,但他的知识却很渊博。无论他看什么,都能过目不忘。除了我的朋友罗伊·汉密尔顿,他从书上摘引下来的东西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他看一篇文章总是囫囵吞枣,罗伊·汉密尔顿却可以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研读,有时一次在一个词组上停顿几天乃至几星期,有时看完一本很薄的书得花上他一两年的时间。但每当他看完的时候,他的思想境界好像又得到了升华。对他来说,六本好书则此生足矣。彻底看完一本书,他会得到一种看过所有书的感受。他和那种每看一本书思想就退后一步的学者正好相反。书和他的关系就像真理和瑜珈的关系,它们帮助他与上帝沟通,对话。
另一方面,阿瑟·雷蒙德好像是在贪婪地看书。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中去了,至少根据这些书对他的影响来看,我认为是这样。他看书就像海绵吸水,力求吸收作者的全部思想精华。他惟一关心的就是消化、吸收,再消化,再吸收。
他是那样一种人:每看完一本书,在随后的几周内谈论的话题除了这本书没别的东西。不管别人说起什么,他都会将它和他刚看完的那本书扯上关系。他谈论的并不是书本身,而是他,阿瑟·雷蒙德是如何透彻地理解这本书的。若是想期望他介绍一下这本书那是徒劳。他只会告诉你一些你能够听懂的一些内容的分析,尽管他不停地对你说:“你得看看这本书,真是太精彩了。”而他的意思是“从我这儿你能知道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否则的话我不会浪费时间跟你讨论这本书”。而且,他的弦外之音是你没看过这本书的原因是凭你自己的努力,你永远也领会不到我阿瑟·雷蒙德已经理解的内容。“等我给你讲完,”他好像是说,“你就没必要看了,我不仅知道作者说出了的,而且还知道他想说而没说出来的内容。”
这种冗长无味、无聊透顶的讨论正是在我们这座房子里进行的。莫娜已经不去舞厅上班了,正准备去剧院谋职。我们经常一起在厨房吃饭,等着夜深了回到我们的小天地去,但是阿瑟·雷蒙德毫无时间概念,一旦他对一个话题感兴趣了,他不会想到食物、睡眠或是性。只要他愿意,即使是凌晨五点钟上床,他也会在八点钟起床;或者一睡就是十八个小时,他让丽贝卡给他重新进行日程安排。自然这种生活会造成混乱并且误事。当情况乱得一团糟时,阿瑟·雷蒙德就会干脆撒手不管,一走了之。有时一走就是好几天。这些天的失踪之后,人们会编出有关他的稀奇的谣言和荒唐的故事。显然这几天的出游对恢复体力很有必要,音乐家的生活可能无法满足他粗野的秉性。他喜欢和一些比他自己要长得结实的傻冒吵架,喜欢无情地打断别人的胳膊或腿。这些人越强壮,阿瑟·雷蒙德就越喜欢。因为怕伤了自己的手他不敢用拳头。我觉得他更卑鄙的一点就是,他总是佯装不想打架,然后出其不意地击倒对手。“我实在看不起你,”有一次我告诉他说,“如果你跟我玩这种把戏,我会用瓶子砸裂你的脑袋。”他吃惊地看着我,他知道我不在乎跟他打架还是摔跤。“我不会在乎的,”我补充说道,“如果你黔驴技穷,使出这最后一招的话。我知道你只想显示显示。你这个蠢货,总有一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笑了。他说我说起话来就是莫名其妙的。
“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他说,“你这人让人捉摸不透。真的,亨利,”他发出一阵狂笑,“有时我真不理解你。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我们曾经是朋友,你记得吗……但你已经变了……你骨子里很硬……你是雷打不动的。天哪!你认为我很强硬……我只是狂妄自大,争强好胜,精神饱满。你才是强硬的那种人。你是个流氓,你知道吗?”他又笑了,“是的,亨利,你正是这种人--你是个精神流氓,我不信任你……”
看到我和丽贝卡之间的关系轻松和睦,他很烦恼,但他没吃醋,他也没理由吃醋。不过他很嫉妒我能和他妻子友好相处的能力。他总是跟我说她有多理智,好像这是她吸引我们俩的原因。但如果丽贝卡在场的话,他对她的态度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认为她的观点无足轻重,而他听莫娜说话时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又太好笑了,还没听完她的话他就连声说:“是的,是的,一点儿没错。”而实际上他根本没听她究竟在说什么。
单独和丽贝卡在一起,看她做饭或熨衣服,我总是聊一些只是和别人的老婆聊天时才说的话题。丽贝卡很朴实,但一点儿也不理智,容易冲动,感情用事。她喜欢被当做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有理智大脑的人。我们谈论的是最简单的话题,有时就是些家务事,而音乐教师对此是毫无兴趣的。
谈话只是别的一些更微妙的交流形式的前奏。如果后者没什么效果的话,谈话也没什么意思了。如果两人愿意彼此交流的话,无论谈话内容多么混乱都没什么关系。说话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人往往不能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人们说话时并不讲究语法,也不在意前后矛盾,有些谎言什么的。如果你的谈话对像愿意听的话,即使不知所云地乱说几句,他也会很好地理解。不管你是和男人还是和女人说话,如果是这种谈话的话,那么你们两人就很默契了。男人之间和女人之间谈话都非常需要这种默契。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夫妇之间则很少有这种谈话。
说起阿瑟·雷蒙德和克伦斯基我这两个年轻的朋友,其中一个后来只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认同,他认为只有它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另外一个后来成了我的病人,当时我暗示说会是这种结局,他还说我疯了呢。音乐教师放弃了音乐试图拯救社会,但他没有获得成功。他的失败甚至使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和兴趣盎然;而另一个放弃了他的医学研究,最后成了我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病人。他明知道我没有行医执照,只有满腔热情和真诚。他故意这么做,甚至对这种一无所获的结果也感到满意,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了。
我们一起住在沿河路的日子距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几天前,当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我遇到了阿瑟·雷蒙德。如果不是他跟我打招呼的话,我可能就跟他擦肩而过了。他变了许多(腰几乎与克伦斯基一样粗了),步入了中年,牙齿熏得黄黄的。没说几句,他就聊起了他的大儿子,他现在在上大学,是橄榄球队队员。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想知道他自己的情况,却一无所获。他只爱谈论他的儿子:他会是个人物的(一个运动员,一位作家,一名音乐家--鬼才知道是什么)!我对他儿子不感兴趣,从他的谈话中我惟一的收获就是他,阿瑟·雷蒙德已经完全失去活力了,他活在对儿子的厚望之中。这可怜的人。我恨不得早点儿摆脱他。
“你得过来看看我们,”(他想握住我的手)“让我们一起好好叙叙旧。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聊天!”
“你现在住哪儿?”他攥着我的胳膊,又问。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胡乱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心想,下次我们见面可能是在阴间了。
当我走开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对我这些年来都干些什么毫无兴趣。他知道我出过国,写过几本书。“你知道,我看过你的书,”他曾经说过。而后他莫名其妙地笑了,好像是说,“但我了解你,你这个老流氓……你骗不了我!”我很可能会回答说:“是的,我也十分了解你,我知道你被人骗过。”
如果我们互相讲述自己的经历,谈话会是相当愉快的。我们也许能比以前更了解对方。如果他给我机会,我也许会指出他虽然没取得成功,但在我心目中他还是我崇拜过的那个前程远大的年轻人。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俩都是背叛者,而且我们都曾经奋斗过,为了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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