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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尔斯淡淡地说。他捏捏膝盖。有个人从前门进来，跟另一位警探说话，然后走向奥尔斯。
“副组长。洛林医生在外面。说有人打电话叫他来。他是夫人的医生。”
“让他进来。”
警探走回去，洛林医生拿着整洁的黑皮包进来。他穿一套热带毛纱西装，凉爽又斯文。他走过我的身边，看都不看我一眼。
“在楼上？”他问奥尔斯。
“是的——在她房里。”奥尔斯站起来，“医生，你给她杜冷丁干什么？”
洛林医生对他皱眉头。“我给病人开我认为恰当的药。”他冷冷地说，“我没被要求解释理由。谁说我给韦德太太杜冷丁的？”
“我说的。药瓶在上面，有你的名字。医生，也许你不知道，我们在城中区展示有各种各类的小药丸。蓝鸟、红鸟、黄皮、镇定球——样样都有。杜冷丁大概是最糟糕的。听说德国大刽子手戈林整天吃那玩意儿。他们抓住他的时候，他一天吃十八颗。军医花了三个月才让他减量。”
“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洛林医生呆板地说。
“你不懂？可惜。蓝鸟是阿米妥纳。红鸟是西康诺。黄皮是黏布妥。镇定球是一种掺了苯齐巨林的巴比妥酸盐。杜冷丁是一种很容易上瘾的合成麻醉药。你就这样交给病人，嗯？夫人是不是患了什么重病？”
“酗酒的丈夫对一个敏感的女人来说可以算是非常严重的病痛。”洛林医生说。
“你没抽点儿时间看看他，嗯？可惜。韦德太太在楼上，医生。耽误你时间，谢谢。”
“你粗鲁无礼，先生。我要打你的报告。”
“好，请便。”奥尔斯说，“可是你去打我报告之前，先做点儿别的事。让夫人头脑清楚起来。我有话要问。”
“我会照我认为对她病情最有利的方式行事。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搞清楚，韦德先生不是我的病人。我不给酒鬼看病。”
“只给酒鬼的老婆看病，呃？”奥尔斯也向他咆哮，“是的，我知道你是谁，医生。我内心正在流血呢。我姓奥尔斯，奥尔斯副组长。”
洛林医生上楼了。奥尔斯又坐下来，向我咧咧嘴。
“对这种人必须圆滑些。”他说。有一个人从书房出来，过来找奥尔斯——是个外表严肃的瘦子，戴眼镜，额头一副聪明相。
“副组长。”
“说吧。”
“伤口是近距离造成的，典型的自杀状况，气压造成大量肿胀。眼珠子也基于同一因素鼓出来。我想枪支上面没有什么指纹。血流得太顺畅了。”
“如果那家伙睡着或酒醉失去知觉，可不可能是他杀？”
“当然，不过没有征兆。枪是击锤内置式的韦布莱枪。不出所料，这种枪要用力扣扳机才能扣上击铁，但轻轻一扣就能发射。后坐力可以解释枪为什么在那个位置。目前我看不出不是自杀的迹象。预料酒精浓度会很高。如果太高的话——”那人停了下来，意味深长地耸耸肩，“我也许会对自杀存疑。”
“多谢。有人打电话给法医吗？”
那人点点头走开了。奥尔斯打个哈欠，看着手表，然后看看我。
“你要走了？”
“当然，如果你准许的话。我以为我是嫌疑犯。”
“稍后我们也许会劳驾你帮忙。留在找得到的地方就行了。你当过警察，知道办案情形嘛。有些案子必须趁证据消失前赶快办。这个案子正好相反。如果是他杀，谁希望他死呢？他妻子吗？她不在。你呢？不错，屋里只有你一个人，你又知道枪放在哪儿。完美的诬陷对象。万事皆备，只欠动机，说不定我们会重点考虑你的经验。我想如果你要杀一个人，也许不必做得这么明显就可以办到。”
“多谢，伯尼。我是可以办到。”
“仆人不在。他们都出去了。那一定是恰好来串门的人。那人必须知道韦德的枪放在什么地方，知道他烂醉睡着或昏过去了，而且得趁快艇的声音吵到能掩盖枪声的时候扣扳机，又在你回到屋里之前溜走。凭现在掌握的资料，我无法接受。唯一有办法又有机会的人绝不会去利用——因为只有他有。”
我起身要走，说道：“好吧，伯尼，我整晚都会在家。”
“只有一点。”奥尔斯沉思道，“这位韦德是热门作家。很有钱，很有名。我自己不喜欢他写的那种烂东西。妓院里都可以找到比他书中角色规矩的人。那是品位问题，不关我这警察的事。赚了这么一大堆钱，他在乡间最好的住宅区拥有漂亮的家。他有美丽的妻子，有很多朋友，根本没烦恼。我想知道有什么事让他想不开要开枪自杀？一定有原因。如果你知道，最好考虑无条件说出来。再见。”
我走到门口。守在门边的人回头看奥尔斯，得到讯号后，放我出来。我上了自己的车，不得不在草地上徐徐前进，避开堵满车道的各种公务车。到了大门，又有一位警长副手打量我，但一句话也没说。我戴上墨镜，驶回大路。路面空空的，一片安详。午后的阳光无情地照着修剪过的草皮和后面一栋栋宽敞又昂贵的大房子。
一个世上知名的人倒卧在艾德瓦利一栋华宅的血泊中，四周慵懒的宁静丝毫不受影响。就报纸而言，这事就跟发生在西藏差不多。到了路面转弯处，两片房产的围墙一直延伸到路肩，一辆深绿色警车停在那儿。一位副警长走出来，举起手，我停下车。他来到车窗边。
“请让我看看你的驾驶执照。”
我拿出皮夹，打开递给他。
“只要执照，拜托。按规定我不能碰你的皮夹。”
我把执照拿出来交给他，问道：“出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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