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用人带进来。”埃尔南德斯说。
奥尔斯出去带坎迪进来。他们叫坎迪坐在一张椅子上。埃尔南德斯问了几句话,确定他的身份。接着他说:“好吧,坎迪——为了方便,我们就这么叫你——你帮马洛扶罗杰·韦德上床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多多少少知道他会说什么。坎迪平静、凶狠,没什么口音地提出他的说法。他好像可以任意扭开和关掉嗓门似的。他的说法是他逗留在楼下,怕主人找他,部分时间在厨房弄了点东西吃,部分时间在客厅。在客厅时他坐在前门附近的一张椅子上,曾看见艾琳·韦德站在房门内,看见她脱衣服。他曾见她披了一件袍子,里面什么都没穿,还看见我走进她房间,我关了门,在里面待了很久,他想有两个钟头。他曾上楼聆听,听见床铺的弹簧吱嘎响,也听见窃窃私语声。他的意思非常明显。他说完用刻薄的眼神看看我,嘴巴恨恨地紧绷着。
“带他出去。”埃尔南德斯说。
“等一下,”我说,“我想问他话。”
“这里由我发问。”埃尔南德斯高声说。
“组长,你不知道怎么问。你没在场。他撒谎,他自己知道,我也知道。”
埃尔南德斯往后靠,拿起一支警长的笔,将握柄弄弯。握柄又长又尖,是马毛弄硬做成的。一放手,尖端又弹了回来。
“问吧。”他终于说。
我面对坎迪。“你在什么地方看见韦德太太脱衣服?”
“我坐在前门附近的一张椅子上。”他用很不高兴的口气说。
“在前门和两张相对的长沙发之间?”
“我说过了。”
“韦德太太在什么地方?”
“在房间内。门是开着的。”
“客厅里灯光如何?”
“一盏灯。俗称桥牌灯的高杆灯。”
“阳台上灯光如何?”
“没有灯光。光线在她卧室里。”
“她卧室里是哪一种灯?”
“灯光不强。也许是床头几的灯。”
“没有顶灯?”
“没有。”
“她脱掉衣服以后——站在门内,你说的——她外头披上一件袍子。什么样的袍子?”
“蓝袍。长长的,像家居服。她用腰带扎起来。”
“那么,如果你没真的看见她脱衣服,就不会知道她的袍子里穿什么啦?”
他耸耸肩,依稀有点儿忧虑。“对。可是我看见她脱衣服了。”
“你撒谎。客厅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看见她在房门口脱衣服,更不要说在房间里了。她必须到阳台边缘脱你才看得见。如果这样,她会看见你。”
他怒目瞪着我。我转向奥尔斯,说:“你见过那栋房子。埃尔南德斯组长没有——对吗?”
奥尔斯轻轻摇摇头。埃尔南德斯皱着眉不说话。
“埃尔南德斯组长,如果韦德太太在自己房门口或房间里,客厅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见她的头顶——就算是他站起来——而他自称是坐着。我比他高四英寸,我站在屋子大门里只看得见敞开的门楣板。她要到阳台边缘脱,他才会看见他说的情景。她怎么到阳台脱呢?她甚至不可能到门口脱衣服。不合情理嘛。”
埃尔南德斯只是看着我,然后看看坎迪。“时间呢?”他柔声问我。
“那是他诬告我。我正在谈可以证明的事。”
埃尔南德斯对坎迪说西班牙语,太快我听不懂。坎迪只是闷闷不乐地瞪着他。
“带他出去。”埃尔南德斯说。
奥尔斯摇摇大拇指,然后打开门。坎迪走出去。埃尔南德斯拿出一盒香烟,塞一根在嘴上,用金质打火机点燃。
奥尔斯回到屋内。埃尔南德斯平静地说:“我刚才告诉他,如果有庭审,他在证人席上说那些话,就会以伪证罪在圣昆丁监狱坐一到三年牢。他好像不怎么放在心上。他烦恼的理由很明显。老式的性欲旺盛病例。如果他在附近,我们又有理由怀疑是谋杀,他会是理想的靶子——只是他会用刀当武器。先前我觉得韦德的死让他很难过。奥尔斯,你有什么话要问吗?”
奥尔斯摇摇头。埃尔南德斯看着我,说:“明天早上回来签署你的口供。到时候我们会打好。十点会举行调查庭报告,反正是预备程序。马洛,对这安排你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吗?”
“能不能把问题的措辞修改一下?你的问法暗示我会有喜欢的地方。”
“好吧。走啦。”他不耐烦地说,“我要回家了。”
我站起来。
他说:“当然我从没相信过坎迪对我们玩的花招。只是用来当开瓶器。希望你没有反感。”
“什么感都没有,组长。什么感都没有。”
他们看着我走出门,没说晚安。我顺着长廊走到希尔街入口,上了自己的车,开回家。
什么感觉都没有,完全正确。我就像星星之间的太空,空洞又空虚。到家以后我调了一杯烈酒,站在敞开的客厅窗前,一面啜饮,一面聆听月桂谷大道的巨大车流声,凝视大道附近山坡上空那刺眼的都市强光。远处警笛或救火车的不祥哀鸣此起彼落,难得长时间的清净。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逃,有人试着抓他。在那千般罪行的夜里,有人垂死;有人伤残,被飞来的玻璃割伤;有人在方向盘前被撞死或死伤在巨轮下;有人挨打、被抢、被勒住脖子、被强暴、被谋杀;有人饥饿、生病、厌烦,因寂寞、悔恨、恐惧而绝望、气愤、残忍、狂热、泣不成声。一个不比其他都市差的都市,一个富有、活跃、充满自尊的都市,一个失落、破败、充满空虚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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