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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在物质上的损失和其商业实力的损失同样惨重。在英军占领期间，两场大火席卷了纽约城。第一场发生 在1776年9月21日，大火从宽街的东端烧起，毫无遮拦地燃烧到曼哈顿岛的西端，将大约1/3的发达地区烧成 一片废墟。无数的商业建筑被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493幢房子和第一座三一教堂，其在此后的15年内都是一 片黑色的废墟。第二场大火发生于1778年8月3日，烧毁了在克鲁格斯码头（东河边繁华的商业区）64幢以上 的大楼。
总的来看，在独立战争的动荡中，纽约的人口减少了一多半，国民生产总值（那时还没有这样一种统计方法 ）也至少损失了一半。而一旦战争结束，英国人离开后，纽约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恢复。随着老居民重 归家园，新居民也被其宽松的专心经商的社会氛围吸引，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纽约的人口就恢复到战前的水 平（1784年，来自于德国莱茵河流域瓦尔多夫的21岁的约翰·雅各布·阿斯道［johnJacobAstor］来到了纽 约）。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也离开他们的小镇，源源不断地迁徙到开放的纽约，而不是到乏味且自满的波士 顿。1790年，首次全美范围的人口普查表明，纽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费城。
这些新迁徙来的人们继承了纽约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传统，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18世纪纽约移民中最著 名的人物已于早些时候（1772年）来到了纽约—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对纽约后来成为商业和金融 中心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在美国的建国元勋当中，汉密尔顿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是在英 属西印度群岛的内维斯岛出生。而且，除了那时已经备受世人尊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外，他是另外一个出 生于非富豪之家的显要人物。事实上，用约翰·亚当斯也许并不完全准确但却令人难忘的的话来说，汉密尔 顿是个“苏格兰小贩的私生子”。
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私生子，但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小贩，而是一个无能的小商人。作为凯布斯克斯 （Cambuskeith）领主的小儿子，汉密尔顿父亲的家族要远比亚当斯的家族要久远和显赫得多。但是汉密尔顿 的父亲很快就遗弃了他的情妇和她的两个儿子，于是汉密尔顿的母亲只好在圣克罗伊—当时丹麦属维尔京群 岛的一部分，开了一个小店养家糊口。
汉密尔顿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一个叫尼古拉斯·克鲁格（NicholasCruger）的纽约商人工作，他在圣克罗伊 经营了一个商栈。汉密尔顿极高的天分和远大的理想给克鲁格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当克鲁格因为健康原 因返回纽约时，他让年仅13岁的汉密尔顿管理他的商栈。两年后，他资助汉密尔顿前往纽约，汉密尔顿在那 度过了一生。
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并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为乔治·华盛顿魔下的幕僚。 当华盛顿成了美国总统时，他请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处理好新联邦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混乱的财务状况 。汉密尔顿很快做到了，并且是在令人吃惊的极短的时间内。
当时大陆会议①能从法国和荷兰借款并从这些国家购买武器，但它却不能在国内发行足够的国债来筹资支援 战争。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于硬性贷款，签发借据强制征用各种物资，并发行法币，也就是所谓的大陆 法币。这种法币之所以成为钱仅仅是因为政府说它是钱而已，像所有的法币一样，大陆法币也引发了严重的 通货膨胀。在短短的几年内，国会不得不将以前发行的纸币重新定值—只有原有面值的2.5%。100多年以来， “一个大陆法币都不值”①成了美国词汇中的常用词。
第5节：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即使在战争期间（那时纽约仍被英军占领），在纽约也存在对国债、借据以及大陆法币的投机活动。投机商 在咖啡屋（这种地方曾产生过许多的金融机构，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的劳合社）拍卖各种证券，但这 些活动只是零零星星和非正式的，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是当汉密尔顿按照新的宪法重铸国家的金融基础 时，如何监管这些证券的投机活动成为了这个国家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务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 （在旧的联邦体例下，联邦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被迫向各个州要钱）；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 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 ；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但是一批政治家追随他们著名的领袖杰斐逊，极力反对汉密尔顿，很快，他们就被称作杰斐逊主义分子。杰 斐逊主义分子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和其他票据的人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 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盈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确定谁是这些债券最初 的持有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经常是完全不可能的。
汉密尔顿这一偿债法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但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例如，为了让杰斐逊主义者 接受偿还国债的方案，汉密尔顿不得不作出让步，使纽约失去了成为新联邦首都的机会（当然我们无法知道 ，如果纽约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的话，历史将如何演进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纽约成为首都，那么美国，包括纽约，都会和今天完全不同）。
一旦汉密尔顿的计划开始实施，它便对新生的美国的经济产生了非凡而迅速的影响。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对 手对他的敌意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 逊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一直被杰 斐逊主义者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从安德鲁·杰克逊、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到拉尔夫·纳德—认为是美国政 策错误的标志。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在18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是，汉密尔顿的计划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18世纪80 年代的美国处于金融混乱之中，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但是到了1794年，美国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 信用等级，它的债券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塔列朗（他很快成为了法兰西的外交部长，但此刻正在北美流亡 ）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说，这些新债券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市场发行，而 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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