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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概念就是自身以理解着自己的方式得到概念理解的情况。自身作为这种得到概念理解的情况本真地是如它所能是的那样存在，亦即，自由存在。“我是纯粹概念自身，这概念作为来到了此在的概念而存在。”“但我就是这种源初的、纯粹的、自己与自
己相关的统一，而且这个我并不是直接性的；只有在它抽去了一切的规定性和内容时，在它转回到无限制地与自己本身等同的自由中时，才是直接性的。”从而我就是“普遍性”，但同样也直接是“个别性”。
这种对否定的否定同时是精神的“绝对不安”和属于精神的本质的自身公开。在历史中发展自己的精神的“进步”具备“排它的原则”。然而这种排它并不是说〔精神〕摆脱被排除的东西，而是克服之。有所克服而同时又有所容受地使自己得到自由，这描述着精神的自由。因而，“进步”从不仅意味着量上的增益；它本质上就是质的，而且是精神的质。“进步”是自觉的进步和自知其目标的进步。精神在其“进步”的每一步上都得“克服它自身，克服作为其目的的真正敌对障碍的自身。”精神发展的标的是“达到它本己的概念。”发展本身是“针对自己本身的艰巨而无止境的斗争。”
把自己带向其概念的精神的发展是不安的，这种不安即是否定之否定；所以，落入“时间”这一直接的否定之否定适合于自我实现着的精神。因为“时间是在此存在的并作为空洞的直观而表现在意识面前的概含自身；所以精神必然地现相在时间中，而且只要它没有把握到它的纯粹概念，这就是说，没有把时间消灭，它就会一直现相在时间中。时间是外在的、被直观的、没有被自我所把握的纯粹的自我，是仅仅被直观的概念”。于是，精神按其本质就必然在时间中现相。“正如理念作为自然在空间中解释自己一样，世界史一般地也就是精神从时间得到解释。”属于发展运动的“排它”包含有一种与非
存在的关系。这就是时间，从自我张扬的现在方面得以领会的时间。
时间是“抽象的”否定性。作为“被直观的变易”，时间是可以直
接摆在面前的、业经区别的自身区别，是“在此的”、亦即现成的概念。作为现成的东西并从而作为外在于精神的东西，时间没有凌驾于概念的权能；相反，概念“倒是时间的权能。”
精神与时间都具有否定之否定的形式结构，黑格尔借回溯到这种形式结构的自一性来显示精神“在时间中”的历史实现的可能性。精神与时间被委弃于形式存在论的和形式确证的最空洞的抽象；是这样一种抽象使他能够提出精神与时间的某种亲缘关系。但因为时间同时是在全然敉平了的世界时间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的，并且这样一来它的来源就始终被完全遮蔽着，结果时间作为一种现成的东西就干脆与精神相对立。由于这一点，精神才不得不首先落入“时间”。在存在论上，这个“落入”意味着什么，那凌驾于时间而本真地又外于时间“存在着的”精神的“实现”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仍晦暗未彰。正如黑格尔几乎没有照明被敉平的时间的源头那样，他对下面这个问题也根本未加考察——如果不根据源始的时间性，精神的本质建构究竟还怎么可能作为否定的否定存在？
现在还不能来讨论黑格尔对时间与精神及二者关系的阐释是否有理，以及一般地是否依栖于存在论上的源始基础。然而，竟然可能一试从形式辩证法上“建树”精神与时间的联系，这就已经公开出了二者的一种源始亲缘关系。黑格尔力争从概念上理解精神的“具体性”，从而产生出他进行上述“建树”的动力。这一点从《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中的一段话昭示出来：“因此，时间是作为不是在自身中完成的精神的命运和必然性而现相的，而这个必然性就意味着必然使自我意识在意识里面具有的那一部分丰富起来，必然使自在存在的直接性——这是实体在意识中具有的形式——运动起来，或者反过来说：必然使被认作内在东西的自在存在，使起初是内在的那种东西实现出来和公开出来，这就是说必然促使自我意识达到它自身的确定性。”与之相反，前面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工作则从实际被抛的生存本身的“具体性”出发，以便把时间性作为使生存成为可能的源始的东西揭示开来。“精神”并非才始落入时间之中，它作为时间的源始到时而生存。时间性使世界时间到时；而在世界时间的视野上“历史”才能够作为时间内的演历“现相”。“精神”不落入时间，而是：实际生存作为沉沦的生存，从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沦落”。但这一“落”本身在时间性到时的一种样式——这种样式复又属于时间性——有其生存论上的可能性。
第八十三节 生存论时间性上的此在分析与基础存在论上的一般存在意义问题
前面诸项考察的任务是：丛此在的根据处出发，从生存论存在论上着眼于本真生存活动与非本真生存活动的可能性来阐释实际此在的源始整体。时间性公开自己为这一根据从而为操心的存在意义。因此，在剖析时间性冬煎对此在进行的准备件生存论分析工作所端出来的东西现在被回收到此在的存在整体性的源始结构之中了。借助源始时间的业经分析的诸种到时可能性，早先只曾加以“展示”的结构得到了“论证”。不过此在的存在建构的提出仍只是一条道路；目标是解答一般存在问题。而对生存的专题分析工作恰又需要事先已澄清了的一般存在观念的朗照。这样，我们更是应当把导论中道出的那个命题确定为一切哲学探索的准则了——哲学是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它是从此在的诠释学出发的，而此在的诠释学作为生存的分析工作则把一切哲学发问的主导线索的端点固定在这种发问所从之出且所向之归的地方上了。诚然，不可把这一命题当作教条，而要当作那个仍然“遮蔽着的”原则问题的表述——存在论可以从存在论上加以论证吗？或，存在论为此还需要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基础吗？若是，则必须由何种存在者承担这种奠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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