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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他说着，拉着长脸指了指楼下的大厅。
他说的是桑普森和他的那些律师，他们已在戴维·克罗斯比会议室安营扎寨了。我们的行政区共有5间会议室：克罗斯比、斯蒂尔思、纳什、杨和迪兰，我们只能给他们一间。我说：“不能让他们住在迪兰，因为我害怕，让他们去克罗斯比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克罗斯比离我的乔布斯Pod最远。
“好的，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天哪，我简直不能忍受了。我是说，他们总是问我洗手间在哪里，他们是否要拨9才能接通外线。我说，‘伙计，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贾瑞德光着脚，上身穿莱德·泽普林乐队的T恤，下身穿休闲短裤。他做我的助理已有4个月了，这已经破了一项纪录。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他对我和苹果公司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读过所有关于我的书。他去过里德学院，然后中途辍学，后来到了印度，经历与我惊人地相似。最邪门的是他连长相都像我，或者说是像25岁时的我。他将自己的头发剪短，像我一样，并且同样留了阿拉法特式的半腮胡子，只是他的胡子不是灰色的。他甚至也戴着与我类似的圆边眼镜。有时候，他也会上身穿高翻领毛衣，下身穿牛仔裤，脚蹬运动鞋。我们两个仅有的不同，是他比我矮一英寸。
我们是通过他的女朋友认识的。她今年20岁，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保健食品店工作，上班时头戴自行车运动头盔。那天，她似乎对我有意思，邀请我去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舞会。这场舞会的名字叫做“舞之神话”，结合了《爱丽丝漫游记》和《小红帽》的风格，并且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乔治·布什纸娃娃做着各种各样笨拙的动作，伴奏的是“白色条纹”乐队的音乐。舞会由12部分组成，人们穿着自行车运动短裤无节奏地乱跳，像得了圣维杜斯舞蹈病。整个过程我都不知所措，我只是想念那位头戴自行车运动头盔的女孩，我难受极了。没办法，人老了都会这样，我是观众中唯一一位超过30岁的人。我就像电影《魂断威尼斯》中那位可怜的家伙。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至少她不是个男孩。
然后，这个女孩便向我介绍了贾瑞德，之前她从未提起过自己有一位男朋友。可谁想到，贾瑞德竟是一位苹果公司的铁杆儿粉丝。当我和他握手时，他兴奋地尖叫起来。第二天，他便来到了苹果公司总部。他脚上没穿鞋，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么把他留下，要么就报警。这很有趣，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我在20世纪70年代在Atari的那份工作也是这样得来的。说来也巧，我刚刚辞掉了我的助理，原因是我让他给我倒一杯温度精确在165度的Chai Latte饮料时，他却问我说的是华氏度还是摄氏度。简直白痴一个！
就这样，我当场拍板，留下贾瑞德做了我的私人助理，并给他冠以“逍遥自在的奇才学徒”的正式称呼。我陪他一起来到人力资源部，在那里他接受了视网膜扫描，抽血做了DNA定型，然后领取了一个ID徽章。
贾瑞德说，他做梦都想到苹果公司工作，我们可以不付工钱给他，他甚至宁愿倒贴钱。然而，当我问人力资源部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我们让他倒贴多少钱时，她却说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涉嫌压榨劳动力，是法律禁止的。最终，我们决定，给贾瑞德的报酬为年薪万美元，同时可以在苹果公司餐厅免费就餐。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他们要把我气疯吗？（2）
当我第一次带着他来到总部大楼时，他惊讶地喃喃道：“我的天，我简直像进了一座神殿。啊，上帝，我觉得我还是跪下去吧！”我必须得说，总部大楼的确不错，对来访者来讲，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里面异常安静。我认为，公司总部应当是神圣的，甚至可以在那里冥思。大楼里的装饰用料很多都是天然的，比如说厚重的木梁和石墙。大楼的建筑边角分明，阳台突出到外面。我的设计灵感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弗兰克·怀特设计的流水别墅。只是由于没有现成的水流和瀑布，我只得自己设计了水流和瀑布。最大的挑战在于要使人们觉得那些大石头及水流此前便一直在那里，这座大楼是后来依山傍水建的。
当然，其他的建筑没有建成这种效果，看上去与一般的办公楼没什么两样，因为它们是那些踏踏实实干活的员工们工作的地方。设计实验室建得最糟，简直就是个猪圈，里面满是被扔掉的比萨盒和盛满了垃圾的垃圾筐，但设计师们却喜欢这样。
我们乘坐赛格威滑行车在公司办公区逛来逛去。赛格威滑行车刚推向市场的时候，我便买进了1 000辆。我们一边逛，一边玩着视网膜扫描仪和声控问候机。你会听到问候机向贾瑞德的问候，“早上好，贾瑞德！”我还领他参观了我们的餐厅，在那里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包括日本菜、印度菜、泰国菜、墨西哥菜和三种中国菜，这些菜都出自原产国家的厨师之手。
像来访的其他人一样，贾瑞德被公司办公区安装的一个长80英尺、宽20英尺的大屏幕惊呆了。公司员工可以将这一显示屏作为信息栏，也可以作为直抒胸臆书写新产品或者设计方案的平台，甚至还有员工在上面作画。不管怎样，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在公众场合表现其创造力的机会。所有写到这个屏幕上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将其存入一个数据库，然后使用超高智能的演算系统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随后，我和他上了楼，向他展示了我们的行政办公区。我们首先参观的是会议室。我向他讲述了会议室独特的光影设计效果，并解释了整个屋子的设计原理。我告诉他，我曾花费大量时间计算窗户的尺寸以及窗户之间的距离，以便使它们看上去更符合审美的要求。我还告诉他，有一次，在办公楼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在一处地方出现了英寸的误差，使得窗到墙的距离显得不协调，我便让他们拆了重建。董事会对此大发怨言，并说我自私。
“最终，实践证明我是对的，人们都认可了我的做法。但是，像其他事情一样，这次也没少吵架。你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要知道，每个人都会妥协，因此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相信什么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静心室，坐在垫子上聆听印度艺人拉维·香卡的音乐，对这个人贾瑞德听都没听说过。最后，我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看到贾瑞德有些发抖。我让他坐在我的皮椅上，这是为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量身定做的椅子。然后，我又领他参观了我的私人浴室。别人用过的浴室，我是从来不会进去的，即便是在家里。这是我的一个怪癖。会议室、厨房等也是这样，我很难做到与别人共享。我们又来到我的工作室，那里并排摆着4个30英寸的显示屏，通过8芯MacPro与一台千兆以太网相连。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他们要把我气疯吗？（3）
“我的天，”贾瑞德说，“我真想坐在这里不起来了。”
然后，他又大叫了起来。
“真的，”说着，他递给我一杯绿茶，“我是说，我以后就要在这里干了。我必须得学会适应你们这些大佬的指手画脚了。”
“好的，梅齐在哪里？”
梅齐是贾瑞德的助手，我不太了解她，只知道她与贾瑞德差不多大，他们两个是在登山俱乐部认识的。她身上有大面积的文身和许多穿孔，甚至下唇上都吊着一个环儿，这让我都不敢看她一眼。
“是的，她会晚来一点，因为他们还要带他们的狗去兽医那里接受检查。本来她男朋友要去的，但他昨天晚上伤了脚，因此不能开车了。啊，他伤的是左脚……”
就这样，他不停地解释着。我们来到了乔布斯Pod，我坐到了我的主桌前。这张桌子取材于Giant Sequoia红杉的心材，上面从未摆放过任何东西。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没有纸，没有茶杯，也没有钢笔。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到了屋里另外一边的桌子上。这张主桌只用来思考和祈祷。每天早上，我的工作都要从几分钟的静思开始。比如，我会静心参禅悟道，或者诵读《心经》。
但是，贾瑞德说得对，我很难真正得到清净。无论我如何想保持清净都没用，那帮律师总是将我的思绪打断。
我决心去会会他们。他们俨然已将克罗斯比会议室当成了作战室。桌子上摆着一台咖啡机和一些糕点，来自桑普森律师事务所的一帮助理律师推着装满资料夹的小车走来走去，律师们则围坐在会议桌旁，一边啧啧地品着咖啡，一边埋头查阅文件夹和操作Windows个人电脑。在这一点上，他们构成了对我的公然挑衅。他们进入操作系统时，电脑发出了一声声愚不可及的响声，这尤其令我感到厌烦。但不知怎的，他们总是一再重新启动电脑，好像存心与我作对。有这样一种刺耳无比的声音回荡在走廊里，大楼里的人们如何能够安心办公？他们要把我气疯吗？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出于礼节向他们问了好，并做了自我介绍。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多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且告诉他们，有什么需要只管讲，比如一台真正的电脑什么的，哈哈。然后我便走到白板面前，像个救世主一样向他们讲述我们的新产品，并在白板上画了许多看上去充满了科学含义的线条、箭头和缩写词。
同时，我在讲话中使用了各类神经语言学上的术语。没过几秒钟，我便看到桑普森律师小组一名叫做奇普的律师“晕死”了过去，他的眼睛向后翻进了脑袋里，舌头长长地伸出了嘴巴。用不了5分钟，我会让一屋子的人都“睡死”过去，他们也休想再考虑什么股票期权的问题。我要他们乖乖从这座大楼里溜出去并大声尖叫，因为他们会误以为UPS快递卡车里的那个家伙是从豪华轿车里跳出来的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
然而，查利·桑普森却径直向我走过来，他知道如何打破这一僵局。他拍了拍手，他的手下顿时醒了过来。“史蒂夫，”桑普森说，“很高兴见到您，感谢您的光临！”
史蒂夫，你知道吗，我太崇拜你了！
2006年7月1日
今天早上剩下的时间我在做普拉提和瑜伽，然后与我们的工业设计师拉斯·阿基一起吃工作午餐（味噌汤和苹果片）。拉斯在英国长大，他的母亲是丹麦人，父亲是日本人。他今年35岁，身材强壮，有几分男模架势。他是个十足的同性恋，时常出没于公共浴室和同性恋酒吧寻找猎物，并且也曾因为吸食冰毒而被捕。我们公共关系部门的人一直都千方百计为他遮丑，我们都希望他最终能够找到一个心仪的男子，从而情有所属，然后再去领养一个孩子。但我们实在是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我们公认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业设计师呢？
然后，我们一起开会，会议讨论的主要是他提出的关于将下一代iPod的长度减少半毫米的提议。我认为，减少半毫米会失去后续设计的余地，因此我建议减少1/4毫米。像往常一样，对于我的更正意见，拉斯表现得五体投地。
“你知道，”他说，“我在皇家学院也算得上是一等一的水平了，但是对于您的设计能力，我总是自愧不如。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又研究了几个iPhone的FPP（仿造产品原型）。这几个FPP将会在公司内部分发，并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供货商，以便迷惑人们，使他们难以猜得出实际产品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即便是仿造产品，我也要求采用最高标准。因此，我声色俱厉地对拉斯说：“这做得简直糟透了！”
他只是耸了耸肩，挤出一丝他惯有的苦笑，似乎在向我说：“史蒂夫，我可从未见过你这样刻薄的老板。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戴你，因为只有你才能激发出我真正的水平。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哪天我看到你孤身一人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还是会下手捅了你。”
就这样，我们没头没脑地讨论了20分钟，没有得出什么像样的结论。
然后，整个下午，我都和公关部的罗斯·齐姆耗在一起。罗斯是个十足的公关人员，他诡计多端，但却长了一张娃娃脸。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IBM，然后又加入了国家步枪协会。其后，他去了太平洋瓦电公司。在太平洋瓦电公司工作期间，公司被艾琳·布罗科维奇状告向地下水中注入致癌化学品。罗斯对此事的看法是：“首先，科学也有出错的地方；其次，没有人强迫人们在这个城市生活和饮水。”他总是自以为是，没有人能够说服他。他真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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