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开始于去年一月的某天,我当时站在百老汇大街的麦金尼斯酒吧里,在大口吃着世界上最香的一块乳酪饼,同时受到内疚感和关于胆固醇幻觉的双重折磨,我能听到我的大动脉凝成一个冰球。站在我旁边的,是位叫人心慌意乱的金发女郎,她黑色衬衫下的躯体凸凹有致,足以诱使一个童子军男孩兽性大发。开头一刻钟内,我和她之间关系的主旋律一直是我说“把小菜递过来”,尽管有几次我想采取一点行动。结果是她早已“把小菜递过来”,为证明我的要求并非信口之言,我不得不拿勺子舀起一小勺放在乳酪饼上。
“我想鸡蛋期货价格上去了。”我最后大胆地说,装得像是个以合并公司为副业的人,说得漫不经心。我没意识到她那位当码头工人的男友已经进来,时机掌握比得上劳莱与哈代,当时正好站在我后面,我却直勾勾地看了她一眼,还记得说了两句打趣克拉夫特—埃宾(注1)的机灵话,之后就不省人事。接下来,我只记得我在街上跑,在躲避似乎是某个西西里亲友会的怒火烧来,他们决心为那个女孩的名誉受损而报复。我躲进一间放新闻纪录片的电影院,里面阴暗凉爽,卡通人物兔八哥的绝技表演和3颗利眠宁让我的神经系统恢复了常况。正片原来是在新几内亚丛林中旅行的纪录片——在未能长久地维持我的注意力上,这一题材跟《苔藓的形成》以及《企鹅如何生活》这种节目有得一比。“返祖者,”旁白声单调而低沉地说,“生活在今天跟几百万年前没有丝毫不同,他们捕杀野猪(野猪的生活水平似乎也没有明显提高),晚上则坐在火堆旁,以哑剧形式表演出当天的捕猎之事。”哑剧。我豁然明白,这就是我文化盔甲上的裂缝——确切地说,是惟一的裂缝,但自从我孩提时候起,就一直折磨我。有场果戈理的《外套》的哑剧表演曾让我完全看不明白,只是看14个俄国人跳健美操。一直以来,哑剧对我是个谜——我宁愿想都不要想,因为它曾让我难堪。但这次我再次遇挫,令我懊恼,跟从前一样糟糕。我不理解新几内亚土著主角那狂乱的手势,正如我看不懂被不少人吹上天的马塞尔·马尔索在任何一部小品里的表演。那位丛林中的业余演员不出声地逗乐他的原始人同类,最后从部落长老手里领取了装有领款通知的沉甸甸的手套,就在那时,我垂头丧气地溜出了电影院。
那天晚上在家里,我对我的缺点念念不忘。它真实得残酷:尽管我在其他艺术范畴敏锐如犬,然而只用这一个晚上,就把我清清楚楚地降格为马卡姆笔下的农民——感觉迟钝,张口结舌,绝对跟一头干活的牛相去不远。我开始干着急地生气,大腿后面的肌肉却绷紧,让我不得不坐下来。我在琢磨,说到底,还有哪种交流形式比哑剧更为基本?为什么这种艺术形式对所有人来说意义昭然若揭,却单单除了我?我又干着急地生气,这次发泄了出来,可我住在一个安静的街区,几分钟后,两个19区的乡巴佬代表来通知我干着急生气意味着罚款700元,监禁半年,或者两种并罚。我向他们道了谢,接着直奔被窝。在床上,我与我这个巨大的缺点斗争,导致夜里焦虑达8小时,我想麦克白也不至于这样。
仅仅几星期后,我在欣赏模仿艺术上的缺点又有一例,让我寒透了心。我收到了两张免费戏票——因为我两星期前正确听出某个电台节目里播的是“燕西”妈妈的歌。一等奖是宾利牌小汽车,我想马上打电话给主持人,激动之下光着身子就从浴缸里出来,一只湿手抓电话,同时还想用另一只手关收音机,我一下就飞到了天花板上,同时几英里范围内的灯都暗了一下,跟莱普克坐电椅时一样。我正要绕着枝形吊灯飞完第二圈,就被一张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写字台拉开的抽屉所中断,我一头撞上去,嘴巴撞在镀金的框上。我脸上留下了一个华丽的标志,现在看上去,像被一个洛可可风格的饼模印到上面。我头上还起了个大如鸟蛋的包,这让我吐字不清,所以我屈居斯里特·马祖尔斯基太太之下,无奈打消了宾利车的梦,而满足于得到两张某天晚上的外百老汇戏剧的戏票。节目单上印着一位举世闻名的哑剧演员的名字,这让我的满腔热情降至极地冰冠的温度,然而抱着打破这个霉运的希望,我决定去看。我未能在仅6星期内找到一位女伴,就用多出来的那张票来打点为我擦玻璃的拉斯,他是个干粗活的人,感觉迟钝,像柏林墙那样木然。一开始,他以为那张橙色的小纸片能吃,我跟他解释了能凭它去看一晚上哑剧后——这是除了看失火,他有可能看懂的仅有几种观赏项目之一——他对我感谢不迭。
演出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我身穿观剧时穿的夜礼服斗篷,拉斯拎着桶——自信地分头从的士上下来,进剧院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的座位处。在座位上,我研究了节目单,多少有些紧张地了解到开场短剧为有点安静的娱乐表演,名为《去野餐》。开始时,有个瘦弱的人化了像厨房里那样白的妆走上舞台,还穿了件黑色紧身裤,那是标准的野餐装束——我自己去年就那身打扮去过中央公园野餐,除了几个反叛少年把这当作修理我的信号,别人都没注意到。那位哑剧演员此时摊开一块野餐用毯子,马上,我以前的困惑又来了:他要么在摊开一张野餐用毯子,要么在给一头小山羊挤奶。接下来,他小心脱了鞋,不过我不能肯定那是他的鞋,因为他用一只喝东西,而把另一只寄到了匹兹堡。我说“匹兹堡”,可实际上难以用哑剧表现出匹兹堡的概念。回头想一想,我现在觉得他表演的根本不是匹兹堡,而是一个人开辆高尔夫球场上的小车通过旋转门——要么也许是两个人在拆一台印刷机。这怎么跟野餐有关,我不明白。那位哑剧演员这时开始分拣一堆看不到的长方形物品,无疑不轻,像是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我怀疑他正从他的野餐篮里拿出来,然而从他的动作看,也可能是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团,绑好了,嘴巴也被塞着。
到这时,让我旁边的人吃惊的是,我不知不觉跟往常一样,想通过大声猜测他在干什么,来帮助那位哑剧演员解释他在道具布置上的细节。“枕头……大枕头。垫子?看上去像是垫子……”这种用意良好的参与常常让真正喜欢哑剧的人生气,我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形下,坐在我旁边的人喜欢以不同方式表达不安,包括从大声清嗓子到用狮子般的爪子猛击我的后脑勺,我有次在曼海赛镇主妇办的戏剧派对上就挨过一下。这一次,一位长得像伊卡博德·克兰(注2)的贵妇人用她那柄马鞭似的长柄眼镜敲了我的指关节,还警告说:“冷静点,小伙子。”然后,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她以跟一个患过炮弹休克症的步兵说话的口吻,耐心地说得又慢又字字强调,解释那位哑剧演员此时正幽默地应付野餐者传统上遇到的麻烦——蚂蚁,下雨和一贯会引起哄堂大笑的开瓶器。我暂时明白了,因为想到一个人被没带开瓶器所恼而笑得前仰后合,惊讶于哑剧可以表现得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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