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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官方建立一个由平民百姓中的自愿者组成的特别调查小组，帮助警方处理所有举报电话，那么作案者很有可能自告奋勇要求参加。我想，如果当初在亚特兰大就成立这样一个小组，我们可能会在志愿者中看到韦恩·威廉斯。特德·邦迪当年就曾自告奋勇去了西雅图一个强奸危机解救中心。
在与媒体密切合作——或利用媒体——的问题上，执法部门历来持谨慎态度。这种情况我就碰到过多次。80年代初，罪犯侧写还是个比较新的概念，我曾被叫到总部，向刑侦处和局法律委员会的人解释我的前摄技术是怎么一回事。
“约翰，你不对报界撒谎，是吧?”
我给他们举了个当时在媒体的协助下成功地使用前摄技术的例子。有人在圣迭戈地区的小山上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脖子上套着狗项圈和牵狗绳，看来是被勒死的，而且遭到过强奸。在一条公路上发现了她的汽车。显然她在汽油用完后上了凶手的车——凶手或许是以助人为乐的面目出现或许是以施暴者的面目出现——被凶手带到了案发地点。
我建议警方按照一定的步骤向报界公布一定的信息。首先，他们应当对案情进行描述，介绍我们对案情的分析。其次，他们应当强调联邦调查局在州和地方当局的支持下，正全力展开工作，并说：“即使花20年，也要把真凶缉拿归案I’’第三，在那样一条繁忙的公路上，一个年轻女子的车抛了锚，一定会有人看见。我想通过这第三点暗示，我们收到了一些举报，是有关她在遭诱拐前后一些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的，警方希望公众提供信息。
我的理由是，如果作案者认为有人在某个地方可能见到过他(这是有可能的)，那他就会认为有必要跟警方说清楚，解释他怎么会在场的。他会对警方说：“我驱车从旁边经过，看见她的车抛了锚，我就把车停下，问她要不要帮助，她说没事，我就走开了。”
现在警方确实也一直在通过媒体吁请公众提供帮助，可是他们常常想不到前摄技术。我想不知有多少送上门来的人从他们的指缝中溜掉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识别。顺便说一句，希望真正的目击证人在前来提供情况时不要因为我的这些话而有所顾虑。你不会成为嫌疑人，却完全可能帮助缉拿真正的凶手。
在圣迭戈一案中，这一技术取得了我所说的预期效果。作案者主动钻进调查网，被警方抓获。
“好吧，道格拉斯，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工作人员勉强做出反应说，“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运用这一技术，请事先通知我们一下。”对官僚机构的官员来说，任何有独创的新东西都是可怕的。
我希望报界能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抓获羟本基乙酰胺胶囊投毒案的凶手。鲍勃·格林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他采访了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然后写了一篇报道21岁的受害者玛丽·凯勒曼的打动人心的文章，说她是凶手杀害的最年轻的受害者，是一对已经无法再生育的夫妇的独生女儿。文章登出时，警方和调查局特工已对玛丽的住宅和墓地进行了监视。我想大多数参与侦破此案的人都会认为这一做法荒诞不经，他们认为心中有鬼而且沾沾自喜(或者只怀有其中一种情绪)的凶手是不会到墓地去的。我请他们等上一个星期。
警方对墓地监视期间，我还在芝加哥。我知道，如果他们一无所获，就会对我大发脾气。即使在最舒适的环境里，监视也是个很无聊、很讨厌的工作。夜间在墓地进行监视就更不消说了。
第一个晚上毫无动静。平安无事，悄然无声。可是监视小组的人第二天就觉察到了动静。他们朝墓地方向运动，并小心不让人发现。他们听见了跟侧写所描述的年龄相仿的男子的声音。
那人眼泪汪汪的，似乎就要抽泣了。“我对不起你，”他哀求道，“我不是有意的。那是个事故!”他恳求那死去的女孩原谅他。
他们心想，真他妈的给道格拉斯说对了。他们向他扑上去。
可是且慢!他说的名字并不是玛丽。
那家伙吓得魂不附体。等警察最终看清他的面孔时，才发现原来他站在玛丽墓旁边的那个坟前面!
埋在玛丽·凯勒曼旁边的是一起未侦破车祸案的受害者，开车的肇事者案发后逃之天天。此人就是那个肇事者，是前来悔罪的。
过了四五年，芝加哥警方在调查一桩谋杀疑案时运用了这个办法。他们在联邦调查局训练协调员鲍勃-萨戈夫斯基率领下，抓住谋杀案发生一周年前后的时机，向报界透露了一些信息。当警察在墓地把凶手抓获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没能用这个方法抓住在胶囊中投毒的人。我们没抓着凶手，只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但没有足够证据来定他谋杀罪，给他定的罪名是与谋杀案有关的讹诈罪。他符合罪犯侧写，可是警方进行墓地监视的时候，他不在芝加哥地区。不过自从他人狱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投毒事件。
当然，因为没有审判，我们就无法从法律角度肯定他就是我们要抓的人。可是，显然，未侦破系列谋杀案中有不少作案者已被抓获，不过调查这些案件的警官和警探们还不知道罢了。如果一个活跃的凶手突然停止了活动，除了他自己决定不干这个简单的理由外，还有三种合理的解释。第一种是他自杀了，具有某些个性特征的人是会这样做的。第二种是他离开了这一地区，到其他地方去干了。有了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罪犯拘捕记录的数据库，我们可以使全国成千上万个警察机关比较容易地实现数据共享，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第三种解释是，作案者已因其他过失——一般是因盗窃、抢劫或暴力袭击——而被捕，以较轻的罪名被判入狱，当局并没有把他与那些更加严重的罪行相联系。
胶囊投毒案之后，在商品上做手脚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但作案者大多数是出于传统的动机，因为家庭纠纷而谋杀配偶就有可能采用这种方式。在评估这类案件时，警方应考虑所接到的报案数量，搞清楚这些事件是集中在某一地区，还是分散在不同地区，那些明显做过手脚的商品是否已被使用过，报案者与受害者系何种关系。他们应当像处理其他因个人动机而发生的谋杀案一样，调查冲突的历史，尽可能收集有关嫌疑人作案前后的种种表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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