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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公共设施中，银行大概是在对付抢劫方面准备最周密的了。然而，在案发后进行调查时，我不断会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银行忽略了给监视摄像机装上录像带，有那么多银行无意中使报警器消了声，事后却忘记将其重新设定，或者常常误触了报警器，导致真正事发时警方反应迟缓，还以为这又是一次意外事故。这就好比是冲着经验老道的劫匪挂出“抢劫我”的告示牌。
可是当你开始侧写这些案件时——我尚未使用这一术语描述这个过程——就能看出作案的模式。一旦识别了模式，你就能着手采取前摄措施抓获歹徒。例如，如果你发现近期抢劫银行案数量激增，似乎手法都很相近，如果你访谈了相当多的罪犯，了解到每次促使他们作案的是什么因素，显而易见，你就能够大大改善符合作案标准的所有银行办公室的薄弱环节，仅留下一处不动。当然这一处将始终置于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共同监控之下，内部还要布置便衣人员。实际上，你在迫使劫匪去选择你所挑选的银行，当他下手时，你就能守株待兔，抓个正着。我们采用这种前摄战术后，抢劫银行的破案率便一路上升。
我们当时的所有行动无不受到埃德加·胡佛那隐约显现的存在的影响，自1924年以来我们的前辈就处于这种影响下了。在今
天这种走马灯似的任命以及接受民意测验审判的年代里，很难再存在胡佛那种程度的权力和控制力——那是他不仅对调查局，而且对政府官员、媒体乃至整个公众都曾经施加过的。如果你想撰写反映调查局的书籍或剧本(例如50年代唐·怀特黑德的那本畅销书《联邦调查局故事》，或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根据该书改编的那部卖座的电影)，或者你想创作反映调查局的电视系列剧(例如60年代小埃弗雷姆·津巴列斯特主演的《联邦调查局》)，必须事先得到胡佛先生的亲自批准和祝福。同样，如果你是政府高级官员，就会终日不得安宁，惟恐调查局局长抓住你的小辫子，特别是当他以友好的口气打电话通知你，联邦调查局已经“揭露”了一起令人不快的谣言，他会尽其所能保证谣言不再扩散，不对你造成伤害时。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调查局的分支工作站和管理层内部更强烈地感受到胡佛先生的私人神秘感。人人都接受这一事实，即正是有了他，联邦调查局才能如此享有威望和令人景仰。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调查局建成如今这番规模，而且不知疲倦地争取加大预算拨款和提高薪金。他既受人敬爱，又令人恐惧。你若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可不要表露出来。局里的纪律是很严明的，对分支机构的检查是不留情面的。如果检查人员没能查出足够的需要改进的地方，胡佛就会怀疑他们未能完全尽职，而这意味着他们每次下去检查时都需开出若干份处分书，不管实际上这样做是否正当合理。这情形就像是开出交通违章罚单有定额一样。这种局面变得十分成问题，以致主管特工只好专挑那些近期内不会晋升的人做替罪羔羊，这样一来，处分书便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仕途。
有一回出了这样一件事(在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厦爆炸案发生后，这件事不再显得幽默)：一次检查结束后，有人打来恐吓电话，扬言要对联邦调查局办公地点放置炸弹。经追查发现，电话是从调查局外勤工作站所在的市中心联邦大厦外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进来的。总部当局来人搬走了整座电话亭，打算将钱币箱里硬币上的指纹与工作站所有350名工作人员的指纹进行对比。幸好理智占据了上风，这种对比检查从未发生。不过这个例子显示出胡佛先生制定的政策能够造成何等紧张的局面。
局里的所有事务都有标准的运作程序。尽管我从未有机会与胡佛先生一对一地会过面，我确实(并且依然)在办公室里放着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相片。甚至年轻特工要想得到这样一张相片也有标准的程序。主管特工会告诉你，要去请他的秘书替你写一封拍马屁的信，详细描述你作为一名特工是多么自豪，你多么景仰胡佛先生。如果信写得很得体，你就会收到一张附有良好祝愿的相片，这样就可以向所有人炫耀你与领导人的私交如何如何。
另有某些程序，我们压根无法确定是谁制订的，也许是胡佛的个人指示，也许仅仅是下面的人对局长的旨意做的过分热心的解释。局里上上下下都应该加班加点工作，而且人人都应超出外勤站的平均加班时间。我相信你看得出我们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月复一月，加班的小时数像金字塔似地不断攀升。那些初进调查局时士气最高涨、人品最端正的特工也迫不得已学会了往日程表里掺水分。办公室里是不准吸烟或喝咖啡的。结果特工们就像一伙挨家挨户串门的推销员那样，根本不愿在办公室里逗留，哪怕是为了打电话。人人都养成了各自的一套工作习惯以应付这些规定。我则是大量时间呆在公共图书馆的小单间里分析案情。
胡佛圣人的教义的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是我们的主管特工，内尔·韦尔奇，绰号“葡萄”。韦尔奇块头不小，身高6英尺4英寸，带着一副角质架厚眼镜。他待人严厉、处事刻板、冷若冰霜、毫不含糊。他在局里官运亨通，主管包括费城以及纽约在内的外勤总站。有种说法认为，当(或者应当说，如果)那个不可避免的日子最后来临时，他将接替胡佛的位置。韦尔奇在纽约组织了一个小组，针对有组织犯罪，率先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联邦防诈骗及贪污法规”。可是来到底特律以后，他却照章办事。
自然而然，韦尔奇与鲍勃·麦戈尼格尔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某个星期六(我们当时都待在家里)，鲍勃接到“葡萄”的电话，让他和分队长鲍勃·菲茨帕特里克马上去。麦戈尼格尔赶到后，韦尔奇告诉他，有人用电话往新泽西州打长途。用公用电话办私事是违反规定的。其实，打电话办私事的行为本可另做一番解释，可是在调查局内部，再小心也会出差错的。
韦尔奇的脾气十分暴躁，但开始时他多半会采用巧妙的审问手法使人处于难堪境地。“好吧，麦戈尼格尔，你说说看那些电话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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