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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 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 柏林城中保罗华劳脱(Paul 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 ？政治家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 治手腕吗?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 ？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国会制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那一种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在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 的。
这结果，便是领袖阶级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颓丧；而国家的前途，那是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想见得到的。
普通我们对于“舆论”两字的概念，仅有一小部分是根据了我们本身的经验和知识，至于主要的部分，还是根据了我们的听闻。
而这种听闻。常常由“启迪”的形式来郑重的诏示着我们的。
民众的正当眼光，仅能觉察到灵魂和智力的苦闷的结果。
在政治“教育”(这里可称之为“宣传”)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报纸，因为报纸是从事于“启迪文明”的工作，对于成人的竟不一种学校。
这种教育，不操之于政府手中，而竟为卑劣的势力把持着。
我在少年时代居住在维也纳，得有绝好的机会认识了这民众教育要关的主办人和计划人。
最初我很诧异。他们竞能在短时期中用了欺骗的手段来转变公众的真正的志愿和意见，而为国内的恶势力造成一种确定的舆论。
但是，几天之后，这种谬论，竟成了国内的重要法令，同时，一切重要的问题，反而竟无人去过剖析，或竟不再受民众的记忆和注意了。
他们往往在几星期之内，在无声无臭中一跃而成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还对之抱着无穷的希望；他们竟享有真正伟人毕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们在一月以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至于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 力杰出的人物，他们都鞠躬尽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毁污他的姓名和变为不齿 于人们的口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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