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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不会离你而去，是吗？”她笑着说，但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说“是”或者“不是”都是对她的伤害，势必引起一场争吵。所以我这么说：“阿瑟认为你会回来的。我没有把握，我以为可能会失去你了。”
最后这句话使她非常满意。“失去她”意味着她在我心目中举足轻重，也说明她能回来是一种恩赐，是她赐予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她温柔地看着我，轻声说：“我怎么会那么做呢？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还在意我。我有时老做傻事……我觉得自己好像需要你向我证实你的爱……这太蠢了。”她搂紧我，身子紧贴着我。她很冲动，手摸着我的裤扣。“你真的想要我回来？”她呢喃着，一只手急切地在我下身揉捏着，“说说那方面的话！我可想听你说呢！”
我把自己所能搜集到的下流话都说了出来。
她听着听着，嘴巴剧烈地抽搐起来。她跳上床去，身上还套着裙子。“快给我脱掉！”她恳求着，急得都找不见裙扣了。
“等等，”我边说边脱衣服，“我得先把这碍手碍脚的衣服脱掉。”
“快点儿，快点儿！”她情急似火，“天哪，瓦尔，我不能没有你……”她鳗鱼般地扭动着身子，“啊，瓦尔，再也别让我走了。抱紧，抱紧些！噢，天哪，抱紧我，抱紧我吧。”我等着这性高潮平静下来，我按她希望的那样做了。我紧紧挤压着，甚至能感受到她的肉体像饥饿的小鸟在不停地扑腾着翅膀。“等等，亲爱的，……等。”她积聚力量又爆发了一次，此时，她两眼湿润，瞳孔放大，十分放肆。我们变着花样儿地飞快地做爱，好像在疯狂地寻找某一焦点，我们玩得酣畅淋漓，性高潮同时来临，犹如荡秋千的行家荡到了最高点。她常常有这种感受，性高潮暴风骤雨似的连续出现。我这时真想打她个耳光，使她从中清醒过来。
做爱之后当然是吸烟了。她仰面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好像在做人工呼吸。
“有时我觉得心都停止了跳动，我会突然死掉的。”她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我们玩够了以后，就裹着床单，舒舒服服地睡下了。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原来是丽贝卡，她想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和好如初。她要沏茶，并希望我们和她们一起玩儿。
我告诉她我们正在休息，说不准什么时候能起来。
“我可以进来吗？”说着，她把门推开了一半。
“当然可以，进来吧！”说着，我的一只眼睛向她眨了眨。
“上帝呀，你们俩可真是恩爱夫妻呀，”她高兴地抿着嘴轻笑着，“你们就不嫌玩得累？我在客厅那头儿都听见你们做爱的声音了。真让我妒忌。”
她站在床边看着我们。莫娜的手捂在我那玩意儿上，本能地保护着。丽贝卡的眼睛似乎紧紧盯着那个地方。
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说话的时候，可别玩这一套，不行吗？”
“你怎么还不走呀？”莫娜说，“我们可没进你的卧室！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些隐私？”
丽贝卡发出刺耳的笑声：“我们的卧室哪有你们这儿诱惑力大呀！你们简直是在度蜜月嘛，把这房子搞得这么淫荡狂热。”
莫娜说：“我们快要离开这儿了。我想找间自己的房子。在这里简直跟乱伦似的。我的老天，我月经来潮谁都能知道。”
我觉得应该打打圆场，万一丽贝卡火气上来，就会和莫娜打起来。“我们下周就结婚，”我插了一句，“可能搬到布鲁克林，找个僻静处，那可有点儿世外桃源的味道。”丽贝卡说：“我知道。当然啦，自打搬到这里，你们就一直要结婚。我绝对没有阻拦你们吧？”她的口气好像受到了伤害。
她说了几句就走了。我们又接着睡觉，到很晚才醒来。我们肚子饿得咕咕叫，就到街上打了辆出租车直奔法意餐馆。十点多钟了，这个地方还是那么拥挤。我们座位的一边是警察中尉，一边是个侦探。我们坐在很长的饭桌旁边。我对面墙壁的钉子上挂有一个装有手枪的皮套。左边是正在营业的厨房，老板的那个肥胖粗壮的哥哥忙活个不停。他是个非常木讷的笨拙汉子，脸上淌着油污和汗水；看得出来，他总是处于半击发状态。
后来我们酒足饭饱后，他就请我们与他饮酒。他的弟弟，专事上菜和收账，完全是另一种人。他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英语说得非常漂亮。客走人稀时，他总要坐下来和我们聊天。他主要跟我们谈欧洲的事情，讲那里是多么有特色，多么“文明”，生活多么舒心。有时也谈起他的家乡意大利北部那儿的金发碧眼的女郎，他描述得十分传神，比如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的肌理，充满肉欲和性感的嘴唇，以及她们行走时的绰约风姿，等等。他说自己在美国就见不到类似这样的女人。谈到美国女人，他总是翘起嘴唇，带着轻蔑的神情，这几乎是一种厌恶了。他会说：“米勒先生，真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呆在这儿。你的妻子这么迷人，为什么不去意大利？我跟你说，只要呆上几个月，你们就不想回来了。”说完，他又给我们添上饮料，并让我们再多呆一会儿……说不定他的一个朋友要来，这位朋友是市歌剧院的歌唱家。
接下来，我们又和坐在对面的一男一女谈得不亦乐乎。他们兴头十足，已经喝了很多咖啡和烈性甜酒。从他们的言语中得知他们在影剧院工作。
坐在我们两边的那两个恶棍流氓却使我们的谈话很难进行下去。因为我们谈的话题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知识范围，他们就觉得受到了怠慢。那个警察还时不时地插进来说些关于“舞台演出”的外行话；而那个侦探，早已醉得不成人样了。我很讨厌他们俩，早已怒形于色，根本不理睬他们在说什么。最后，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就准备找我们的麻烦。
“咱们换个地方吧，”说着，我对店主挥了挥手，“能往那边搬张桌子吗？”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店主问道。
“没什么，我们只是不喜欢在这儿聊天。”
“你是说讨厌我们吧。”那个侦探吼了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也大声回敬道。“
你讨厌我们，嗯？也不照照镜子，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是麦金利总统。你呢？”
“自以为是，嗯？”他转向店主，“说，这小子到底是谁？是干什么的？他想跟我打架吗？”
“住嘴！你醉了吧？”店主说。
“醉！谁说我醉了？”他想站起来，却又溜到椅子上。
“你最好离开这儿……你想闹事吗？我这儿可容不得，懂吗？”
“说清楚点儿，我做什么了？”他的行为像个小赖子。
“我不希望你赶走我的客人。”店主说。
“谁赶走你的客人了？这个国家言论自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对吗？你告诉我，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我也算是个绅士吧？”
“你几辈子也成不了绅士。快点儿，拿上你的东西，离开这里，回家休息去吧！”他转过身意味深长地看了警察一眼，好像是说：这是你的事，快把他带走！
随后，店主把我们带到另一间房里，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一男一女也跟着进来了。他让我们坐下，说：“我马上就把这俩叫花子赶走。非常抱歉，米勒先生。美国有这该死的禁酒法，我只好忍气吞声。在意大利可从来没这种事，大家都各忙各的事。你想喝点什么？稍等，我给你弄些可口的……”
这个房子是一群艺术家的雅座餐厅，虽然有那么几个作曲家、雕刻家和画家，但大多数都是剧院的人。有个人走到我们面前做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又把我们引见给其他成员。他们似乎非常高兴我们到这里来。我们马上离开我们的座位，来到这群人坐的大桌子旁，这上面摆满了饮料、矿泉水、乳酪、小甜饼、咖啡等一大堆东西。
这时，店主满面春风地走进来，说：“这里好些吧？”他抱着两瓶味浓性烈的甜酒，坐下来说：“怎么不来点儿音乐？阿图勒，吉他呢，快点儿，弹个曲子！也许这位女士愿意伴唱呢。”
很快，我们大家都放开了歌喉，唱起了意大利、德国、法国以及俄国的歌曲。那个厨师，也就是店主的傻哥哥，端着一盘水果进来了。他像个喝醉酒的粗鲁汉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发出呼噜呼噜的喘息声，一副笑吟吟的模样。他一点儿智力都没有，不过做得出一手好菜。我觉得他从来没出去散过步，他这一辈子就是在厨房里度过的。他只管做饭，从不问钱。他要钱有什么用？总不能用钱烹调吧，管钱可是他弟弟的事。他负责人们吃什么喝什么，从不过问他弟弟的事。“好吃吗？”--这是他最关心的。至于他们吃什么了，他根本不清楚。如果想骗他，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谁也没这样做过。只要说句：“我没带钱，下次付账吧。”“当然，就下次吧！”他油乎乎的脸上毫无半点儿担心。“下次带朋友来吧，嗯？”说着，就会用毛茸茸的手在你背上拍一拍，他这重重的一击真能把你的骨头抖落出来。他这种人未经世故，脑子极其简单。他的老婆小巧玲珑，长着一双深信不疑的大眼睛，干什么都悄无声息的，说也好，听也好，眼神总是那么忧郁。
他叫路易斯，真是名如其人--胖子路易斯！他弟弟叫乔伊--萨巴蒂尼·乔伊。乔伊对待他的傻哥哥简直就像马夫对他喜欢的马一样。一旦他想让哥哥给老主顾巧手做出一顿美味佳肴时，他总是亲切地拍拍他。而路易斯呢，这时总是呼噜一声或者嘶叫一下，就好像是匹反应灵敏的母马，拍拍它那光滑的屁股，它就非常高兴。他甚至还要卖弄风情，好像这么一拍就把他的某种潜在的女性本能逗起来了。看他那胡子拉碴的野劲儿，谁也不会怀疑他的性能力。他是个中性人，不男不女的，他那玩意儿只会小便，不会干别的。紧要关头，路易斯就会把那玩意儿贡献出去，切片做菜，他宁愿失去自己的那玩意儿，而不想给你做一份没什么料的餐前小吃。
“意大利比这儿吃得好，”乔伊向我和莫娜解释道，“那里肉香、菜鲜、水果好。每天阳光明媚，到处是音乐！大家都在唱歌。可是这儿的每个人都那么愁容满面。我真搞不明白，这儿的钱多，工作也好找，可大家都不幸福。除了好挣钱，这个国家简直没法子呆。过两三年我就回意大利去。我要带着路易斯去，在那儿开个小餐馆。倒不是为了钱，只是不想闲着。在意大利谁也不赚钱，大家都穷，但都很正常。米勒先生，请原谅，我们过得很舒服！美女如云呀！你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真是三生有幸。你的妻子保准儿喜欢意大利，意大利人心地善良，待人公正，和谁都能交上朋友……”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床上谈起了欧洲。莫娜说：“我们去欧洲吧！”
“好哇，可怎么去呢？”
“我不知道，瓦尔，但总能想出办法的。”
“你觉得去欧洲得花多少钱？”
“这算什么，想去的话，我们总能够挣出这笔钱的。”
我们仰面平躺着，双手交叉压在脊背下面，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暗处，思绪翻飞，好像正在欧洲漫游……
“你在想什么？”我用肘臂轻轻地碰她。
“我正想着在罗马尼亚拜会老乡呢。”
“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的什么地方？”
“我也说不清楚。在喀尔巴阡山区的某个地方吧。”
“我曾认识一个邮差，是荷兰人，神经有些不正常。他从喀尔巴阡山区给我写来很长的一封信，他说自己正呆在皇后的宫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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