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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董事会成员有不同意见。前克莱斯勒和IBM首席财务官杰里·约克没有公开置评，但是私下向《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吐露，当他知道公司在2008年底隐瞒了乔布斯的健康问题时，觉得很“恶心”。“坦白地说，我真希望当时我已经辞职了。”2010年约克去世时，《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他的评论。约克还向《财富》杂志提供了非公开信息，该杂志在2011年乔布斯第三次休病假时进行了披露。
苹果公司的一些人不相信那些引述约克的话是准确的，因为约克当时没有正式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比尔·坎贝尔知道这些报道是真实的，因为约克在2009年初曾经向他抱怨过。“杰里在深夜多喝了点儿白葡萄酒，凌晨两三点钟打电话来说，4去他妈的，我才不相信那些关于他健康的鬼话，我们得确认一下/等我第二天早晨给他打电恬，他会说，‘哦，没什么，没问题的。’这样说来，在某个晚上，我敢肯定他会喝多了然后跟记者说了些什么。”
孟菲斯
乔布斯的肿瘤治疗团队的负责人是斯坦福大学的乔治·费希尔，他是胃肠癌和结直肠痛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已经警告了乔布斯几个月时间，说他可能必须要考虑肝移植，但是这种信息是乔布斯拒绝接纳的。鲍威尔很高兴费希尔能反复提出这种可能性，因为她知道她丈夫要经过反复刺激才会考虑这个建议。
2009年1月，就在他宣称他的“荷尔蒙失调”很容易治疗之后，乔布斯终于被说服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在加利福尼亚登记等待肝移植，但是很显然，他在那儿根本来不及等到一个可移植的肝脏。跟他的血型匹配的捐献者数量很小，加上制定美国器官移植政策的机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所采用的机制，是优先考虑肝硬化和肝炎病人而非癌症病人。病人没有合法途径在排位过程中插队，即使是像乔布斯这样富有的人也不行，他也没有那样做。器官接受者是根据他们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评分结果被选中的，该模型通过实验室检测荷尔蒙水平来决定移植需求的迫切性，同时也考虑病人已经等待的时间。每一例捐献都被严格审计，公开网站上能查到相关数据（optn.transplant.hrsa.gov/），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上网查看你的排位情况。
鲍威尔成了这个器官捐献网站的忠实用户，每天晚上都会去査还有多少人在排位，他们的MELD分数是多少，以及他们排了多久。“你可以算出来，我算了一下，要等到他在加利福尼亚得到一个肝脏，时间早就过了6月，而医生们认为他的肝脏可能在4月左右就会出问题。”她回忆说。因此她开始四处打听，得知同时在两个州进行排位是允许的，有3%等待移植的病人会这样做。尽管有批评认为这是偏向富人，但多处排位没有政策限制，只是操作很困难。有两个主要的要求：一个是排位者必须能够在8小时内赶到选定的医院，这一点乔布斯有私人飞机可以做到，另一个是，选定医院的医生必须在把病人加入排位前对其进行当面评估。
担任苹果公司外部法律顾问的旧金山律师乔治·莱利是位细心的田纳西绅士，他跟乔布斯的关系很近。他的父母都是孟菲斯卫理公会大学医院（Methodist University Hospital）的医生，他在那里出生，他的朋友詹姆斯·伊森（James Eason）在那儿运营一家移植机构。伊森的机构是全美国最好也是最忙的，2008年他和他的团队做了121例肝移植手术。他不介意其他地方的人在孟菲斯重复排位。“这并不是钻系统的空子，”他说，“这是人们在选择他们希望在哪儿看病。有些人会离开田纳西去加利福尼亚或其他地方寻求治疗，现在有人从加利福尼亚来我们田纳西。”莱利安排伊森飞到帕洛奥图，对乔布斯进行所需的检查评估。
到2009年2月下旬，乔布斯在田纳西排上了队（在加利福尼亚也同时排队），然后开始了焦急的等待。3月的第一周他的情况迅速恶化，而等待的时间预计还有21天。“太可怕了，”鲍威尔回忆说，“当时觉得我们来不及了。”每一天都变得越发折磨人。到3月中旬，他在排位中上升到第三名，然后第二名，终于到了第一名。但是之后日子一天天过去。讽刺的是，即将到来的圣帕特里克节和“疯狂三月”（“疯狂三月”（March Madness），即每年一度的美国大学篮球锦标赛（NCAA），孟菲斯进入了2009全美锦标赛而且是分赛场）等活动创造了更大的捐献可能性，因为喝酒会导致交通事故飙升。
事实正是如此，在2009年3月21日，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他的器官可以移植。乔布斯和他的妻子立即飞往孟菲斯，他们在凌晨4点前抵达，伊森在那边等着他们。汽车在停机坪等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当即签署了一系列许可文件，之后就赶往医院。
移植成功了，但是结果并不乐观。当医生们取出他的肝脏时，发现包围内脏的腹膜上有斑点。另外，他的肝脏上到处都是肿瘤，意味着癌症很可能已经扩散到了其他部位。显然，癌症变异和生长的速度很快。医生们取了样本进行基因定位。
几天后，他们需要施行另一项程序。乔布斯坚持拒绝把胃排空，当他们给他使用镇定剂时，他把一些镇定剂吸进了肺里，导致了肺炎。当时医生们以为他会死掉。他后来这样描述：
我差点儿死掉，因为在这个例行程序中他们搞砸了。劳伦在那儿，他们用飞机把孩子们也接来了，因为他们认为我挺不过那个晚上。里德跟劳伦的一个兄弟在参观一些大学，他们派私人飞机在达特茅斯附近接上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另一架飞机把女儿们也接来了。他们以为那是最后一次机会见到清醒的我，但是我挺过来了。
鲍威尔负责监控整个治疗活动，她整天待在病房里，警惕地盯着每一台监视器。“劳伦就像一只美丽的老虎保护着他，”乔尼·艾弗回忆说，乔布斯一能见客他就来了。鲍威尔的妈妈和三个兄弟时常来陪她，乔布斯的妹妹莫娜·辛普森也不离左右。她和乔治·莱利是乔布斯唯一允许替换鲍威尔看护他的人。“劳伦的家人帮我们照顾孩子们——她妈妈和兄弟们太好了。”乔布斯后来说，“我非常虚弱也很不合作。但是像这样的经历会把你们深深地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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