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爱的艺术》第四章 爱的实践
一旦搞清了爱的艺术的理论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爱的艺术的实践问题。这个问题更困难，因为对于任何一种艺术的实践，我们除了去身体力行外，难道还有别的途径吗？
当今的绝大多数人，自然也包括本书的读者，都希望得到一个能指导自己"如何去做"的妙计良方，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上，就是要别人教他们怎样去爱，这就使问题变得更为艰巨。凡是抱有此种心情来读本书最后一章的人，恐怕都难免要大失所望。爱，乃是纯个人的体验，无论何人，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亲身体验。事实上，很难有人完全没有体验过爱，至少在童年、青年或成年曾以最基本的方式体验过。关于爱的实践，我们能够加以讨论的无非是爱的艺术的前提，实现这些前提的方法，以及如何实践这些前提和方法。至于最后去实现爱的各个步骤，则全赖个人自己去完成，一旦到了需要采取最后的决定性行动时，讨论也就无济于事而只能到此为止。不过我仍然相信，对方法的讨论将有助于掌握这门艺术，至少对于那些不再期待"妙计良方"的人是如此。
无论哪一门艺术实践，无论是木工、医术，还是爱的艺术，都有一些共同的要求。首先，艺术实践要有一定的训练。不经训练，便会一事无成；仅凭"一时高兴"而干某事，那只能算一桩不坏的兴趣爱好，决不会成为艺术大师。但是，仅仅进行某项艺术实践的训练还不够（比如说每天坚持练习几小时），艺术实践还要求人们在整个生活中严于律己。有人认为，对于现代人来说，再没有比循规蹈矩更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不是每天都在最严格的纪律约束下从事最程式化的工作吗？不过，同样也是事实的是，现代人在工作之余最为放荡散漫，很少自我训练。只要工作一完，他们就变得懒惰懈怠、无精打采？，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让自己"轻松一下"。这种慵懒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严格程式化生活的一种反抗。正是由于人们被迫每天8小时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以不属于自己的方式去耗费精力，就范于规定的生产节奏，这才使得他们反抗。只不过，他们采取了一种幼稚可笑的自我放纵的反抗方式。而且，在这种反抗专制的斗争中，他们丧失了对一切训练的信任，既包括权威强加的不合理的训练，也包括他们为自己制定的合理训练。没有后者，生活就变得杂乱无章和缺乏专一。
要掌握一门艺术，专一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这个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学艺者对此都深有体会。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专一甚至比律己更为难得。与此相反，我们的文化总是引向一种见异思迁和朝三暮四的生活方式，这是其他社会很难与之相比的。比如，同时干几件事情：读书看报、听广播，与人交谈，抽烟，吃喝等等。人成了贪婪的消费者，渴望着随时去吞噬一切--图画、酒、知识等。当我们独自一人时，感到特别难耐，这种心猿意马的情况也就尤为显著。大多数人往往不能做到静坐无言，不抽烟，不看书，不饮酒；他们常常变得敏感烦躁、非得动手动嘴地做点什么不可。（抽烟就是这种缺乏专心致志的症状之一；它能同时占用人的手、口、眼和鼻。）
掌握艺术的第三个因素是耐心。同样，任何一个曾努力掌握一门艺术的人都了解，要取得哪怕一点点成功，没有耐心是不行的。想一步登天的人不可能学到艺术。不幸的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做到有耐心并不比严于律己和专心致志更容易。我们的整个工业体系恰好助长的是其反面：急躁。现代所有的机器都是为了高速运转而设计出来的；汽车和飞机是为了使我们迅速到达目的地，而且越快越好。如果新机器能够以一半的时间生产出原来机器生产的等量产品，那么新机器就比原来的机器好两倍。诚然，这里有重要的经济原因。可是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内，人的价值已经越来越多地由经济价值来衡量了。机器的优点就应该是人的优点，这就是逻辑。现代人在办事拖沓时，想到失去的是时间；可是当他赢得时间后，却不知道该如何利用，于是又白白地消磨掉。
最后，学习一门艺术的条件还有，对艺术的掌握要全力以赴。如果不把艺术当成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休想把它学好，最好也不过维持在业余涉猎者的水平上，成不了真正的大师。对于爱的艺术来说，这一条也不可缺少。在爱的艺术中，只有半瓶子醋的人远远多于真正精于此道的人，其比例超过了其他任何艺术。
就学习艺术的一般条件而言，在此还想补充一点，人们往往不是直接进入一门艺术的学习，而可以说都是间接开始。事先要了解大量的似乎与此无关的其他事物，然后方能着手学习艺术本身。木工艺徒开始时只是学习如何将木板刨得平整；学习钢琴演奏的人首先要练习音阶；学习禅宗箭术的人也得先练习运气。总之，要想真正掌握某项艺术，非有献身精神不可，起码也要毕生与之息息相连。在实践爱的艺术时，我们自身就变成了实践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健康，以根据需要去完成各种职能。对于爱的艺术来说，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渴望掌握这项艺术的人，都必须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锻炼律己、专一和耐心。
怎样锻炼律己呢？也许我们的祖辈最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提倡：早起，杜绝奢侈，勤恳工作。这种训诫也有其弱点，即未免过于古板和强制，它以节俭之道为本，因而常常对生活抱有敌意。但是，人们在反对这种严规厉矩时，竟对其他任何戒律表示怀疑，而且这种趋势越演越烈，使我们在工作之余越来越深地沉溺于涣散和慵懒，以便抵消和平衡8小时工作时间内被强加在头上的程式化生活。锻炼律己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基本要领是：按时起床，每天坚持定时的默想、阅读、欣赏音乐、散步等有益的活动；不要沉迷于神秘小说和电影中描写的那些逃避现实的活动，至少不要超过限度，也不要暴饮暴食。但是，关键在于不能把这些要求当作外来强制的规定而不得不从，应该使之成为自己意志的体现。这样，实行起来便会令人心情舒畅，而且慢慢会习以为常，若是一旦停止练习，反倒使人感觉不自在。不幸的是，在我们西方人的观念中，规定（就如任何德行一样）多少意味着痛苦，似乎只有令人痛苦的规定才可能是"好的"。而在东方，人们长期以来便认为，大凡对人有好处的、对身心有益的事情都必然是令人愉悦的，充其量在开始时需要克服一点困难。
由于我们西方文化的影响，做到专一就更加困难了，因为我们文化中的每一个方面似乎都在阻碍人们形成凝神专注的能力。学会凝神专注的最重要的一步，是让自己独处，不读、不听，不抽烟，不饮酒。能够集中精力就表明能够独处自立，而后者正是产生爱之能力的必备条件。如果我们由于不能自立而依赖于他人，那么此人可能成为我们的恩人，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爱。因此，这似乎是一个矛盾，要能爱人，必先能独处自立。独处并非易事，任何人只要试一试就能明白。一个人开始练习时，总会感到烦躁不安，甚至焦虑万分。接着他很可能替自己的这种不情愿找出种种理由，如这样的练习毫无价值，简直是愚蠢，或者耗费时间太多，等等。他也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想法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或者盘算着他当天的计划，或者考虑他必须完成的某项工作所面临的困难，或者他当天晚上该上哪儿去，或者是其他一些盘踞在头脑中的事情，而他无力将这些事情排出脑外。有些简单的练习可以有助于排除杂念，例如全身放松的静坐（既不萎靡，也不僵硬），合上双眼，竭力使眼前呈现出一张白幕，驱走产生干扰的图象和杂念；然后尽量保持呼吸自然，不要想到呼吸，也不要强制呼吸，仅仅任其自然，在这基础上，再试着去感觉"我"，我即我自身，这是我的力量的中心，是我的世界的创造者。一个人至少应该在每日清晨进行20分钟（如可能，应更长一些）这样的凝神练习，每晚睡前再作一次①。
① 在东方，尤其在印度，这类练习和理论名目繁多，近来西方也兴起类似的热潮，依我看，其中以金得勒一派最为著名，其要领便是感觉自身。--原注。
除了这种练习外，还应训练自己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能专心致志，专心听音乐，专心读书，专心与人交谈，专心观赏景色。必须将此时此刻的活动，视为第一要紧的大事，应全力以赴。若能专心致志，那无论干什么都能始终如一。只要一个人能将全副精力投入到所干的事情中去，无论是重要的事情还是不重要的事情，都能呈现出现实世界的一个崭新方面。练习凝神专注，要尽可能地避免琐屑无聊的交谈，就是说要避免任何不真诚的交谈。如果两人谈论彼此都知道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者他们刚吃过的面包的滋味，或者有关他们共同的工作经验，这样的交谈也可能是中肯的，只要他们对谈话的内容真的有所经历，而不是纯粹抽象空洞地泛泛而谈。另一方面，有的谈话尽管涉及政治或宗教，但也可能是无聊透顶的，当人们侈谈陈词滥调时，或者当人们口是心非时，都可能导致交谈变得如此。另外，我们在此还要向诸位进一言，切忌交接坏朋友，这跟避免无聊的交谈一样重要。所谓坏朋友，我不仅指败坏者和沦落者，他们行为不轨、消极颓唐，自当避免与之交往；我也指行尸走肉者，即那些灵魂已死而空有躯体的人，还指思想言谈俗不可耐者，喋喋不休而无所用心者，他们一味满足于空洞言词。不过，这类人并非总能避开，也并非必须避开不可。对于这种人，如果我们采取出乎他们意料的方式，即不再玩弄辞令和无谓嚼舌，而是直截了当和通情达理地对待他们，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也常常能改变其习惯，这往往是我们出乎意料的方式使他们大为震惊而产生的效果。
在对待与他人的关系上，我们应该诚挚专一，这主要是指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大多数人也能让人诉说意见，或者能够给人提供意见，但他们却不能真正听取意见。他们不是认真地对待别人的谈话，对自己的答复也不严肃。结果他们对交谈感到困倦，还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要是专心聆听的话，自己一定会更加疲惫不堪。事实正好相反，无论何事，只要聚精会神地去做，就只会使人愈加清醒（当然过后会产生有益的倦意），而懒心无肠的活动才会令人昏昏欲睡，同时又使人在就寝后彻夜不眠。
专心致志就是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此时此刻的生活中去，每做一件事，都要全神贯注，不要挂念下一件该做的事。不用说，彼此相爱的人尤其当专一执着。他们应该学会互相亲近，但又不落俗套。开始训练专注时比较困难，似乎不可能成功。勿须赘言，这需要耐心。若是不明白大凡做事总要花费时间的道理，要想一蹴而就，那就别想做到专心致志，也别想掌握爱的艺术。倘若要知道什么是耐心，请观察一学步的小孩：他一次又一次地跌倒，但总是爬起来，坚持走下去，他不断进步，直到终于有一天不再跌倒为止。一个成人要是有孩子的这种耐心和专一，他在自己追求的事业上该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
一个人要学会凝神专注，就得对自己保持敏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应该随时想到自己？是应该随时进行自我"分析"，或是别的什么意思？倘若我们是在讨论对机器敏感，则不会有什么困难讲明其意。例如，任何人在开车时对汽车都很敏感，他能察觉哪怕是很小一点不寻常的噪音，也能察觉马达的微小加速。同时，他对路面的变化，对前后汽车的运动，都很敏感。但是，他并没有思考所有这些因素，他的精神出于一种轻松的机警状态，密切地注视着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其精力高度集中在如何安全行车上。
现在看一看一个人对他人敏感的情形。母亲对小孩的敏感和关切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母亲能观察小孩的身体变化、要求和不安，甚至在这些变化明显表现出来之前她已觉察到了。她因小孩的哭声而惊醒，而比这大得多的其他声音却不能吵醒她。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她对孩子生活中的表现是敏感的；倒不是因为不安和焦急，而是处于一种警觉的平衡状态，随时都能接受任何来自孩子的有意义的信息。人们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自己敏感。例如，一个人能觉察疲倦或压抑之感，这时他不是顺从于这种感觉，也不用信手拈来的带压抑性的思想助长这种感觉，而是自问"我怎么啦？"为什么我会感到压抑？当人们受到刺激或发怒时，或沉迷于白日梦或其他逃避现实的行为时，人们也会这样自问。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知觉新情况的出现，而不应该急于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现象作解释；此外，我们要留意自己的内在感觉，它常常能较快地使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压抑和忿怒。
一般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敏感的，他们能觉察出自己体内的变化或轻微的疼痛。这种对身体的敏感性还比较容易体会，因为多数人都有什么是舒适的感觉。但是，人们对精神过程要保持同等程度的敏感就困难的多，因为许多人从来不知何为人的最佳精神状态。他们通常将父母、亲友以及自己所生长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视为精神活动的楷模，只要自己在精神活动方面没有不同于他们之处，就认为自己很正常，于是毫无兴趣观察了解任何不同的情形。举例来说，不少人就从未见过充满爱心的人、正直的人、有勇气的人或专心致志的人。显然，要做到对自己敏感，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人的健全正常的功能。如果一个人在童年和以后的生活中并没有获得这样的知识和体验，那该怎样去获得呢？答案当然不可能是简单的，不过这一问题指出了我们的教育系统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们在讲授知识的时候，恰好忽视了讲授一个对于人的发展最为重要的部分：这部分知识只能通过朴实成熟且充满爱心的人来传授。在我们的文化的早期，或在中国和印度，精神素质最好的人最受人敬重。教师的基本任务也不单是传播知识，而是传授一定的人生态度。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及在苏联的社会中，受到广泛推崇和仿效的人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唯独没有精神素质高尚的人。那些在公众眼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能给一般的人提供一种共鸣性的满足。电影明星、电台娱乐节目主持人、专栏作家、工商巨子和政界显要等都成了人们仿效的楷模。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过是因为他们成功地使自己成了新闻报道的中心。然而情况还不至于使人完全绝望。只要想一想像施魏策尔这样的人也能在美国成名；只要看一看仍然有许多机会能使我们的青年熟悉当今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向我们表明作为人而不是作为逗人取乐者（从广义上讲）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就；只要想一想在历史的各个时期涌现出的所有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仍有可能树立一个良好的人类机能的形象，从而进一步培养起防止机能失调的敏感性。假如我们不能使这一生命成熟的形象永保活力，那我们必将面临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的整个文化传统将会崩溃。这一传统并非主要建立在知识的传授上，而是建立在人类品质的继承上。假如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注重这些品质，即使知识能得以传播和发展，那么长达五千年的人类文化也将灰飞烟灭、丧失殆尽。
至此，我们只讨论了实践各种艺术所要求的一般条件。下面要讨论的是对于形成爱的能力的一些特殊要求。根据我所说的爱的本质，一个人获得爱的主要条件事克服其自恋情绪。自恋倾向就是指，一个人仅把存在于自我内部的东西体验为真实的，而外部世界的现象本身并无真实性可言，它们在自恋者的体验中，只是有用的或有害的。与自恋相反的是客观性；这是指一种客观地观察人或事物的能力，即按照人或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们，并能将这种客观的图象与那种因人的欲望的恐惧而形成的图象区别开来。各种精神病都不能使人客观地看待事物，这是自恋的极端情形。对于精神错乱的人，唯一真实的是他精神内部的存在，是他的恐惧和欲望。在其眼中，外部世界不过是自己内部世界的象征，是自己的创造物。所有的人在做梦时也是如此。梦中，我们自编情节，并登台表演，这些都是我们欲望和恐惧的表现（虽然有时也有我们的感悟与判断），而我们却相信睡梦中的事物跟我们在觉醒时所观察的事物一样真实。
精神错乱者和梦者完全不能客观地看待外部世界；而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有点精神不健全，或者说，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睡眠之中。我们在认识世界时都有非客观性的一面，这是被我们的自恋情绪扭曲了的一面。需要我举例来说明吗？任何人只要观察一下自己，观察一下邻居，或读一读报纸，都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简直俯拾即是。它们都是被自恋歪曲了的现实，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例如，一位妇女打电话给医生，说当天下午她要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医生回答她这天下午他没有空，不过可以在第二天见面。她的回答是，但是，大夫，我的住处离你的办公室只有5分钟的路程。她根本未理解医生的意思，因为这段路程对她来说尽管很短，但并不能为医生节省时间。她的这一经验就带有自恋倾向：既然自己节省了时间，医生也就节省了时间；对于她，唯一的现实就是她自己。
不太极端或者不太明显的自恋性歪曲，在人际关系中屡见不鲜。有多少父母在看待自己的孩子时，不正是只注意孩子是否能顺从自己，是否能给自己以欣慰，是否能给自己添光彩吗？这些父母从来不能也从来不感兴趣从孩子自己的感觉上去看待他们。又有多少丈夫不正是因为自己长期依附于母亲，于是将妻子的任何要求都曲解为对自己的束缚，从而认为妻子专横跋扈吗？最后，又有多少妻子不正是由于丈夫不能符合自己在孩提时形成的光辉高大的骑士形象，而认为丈夫呆头呆脑、蠢笨无能吗？
国家在对外关系上也缺乏客观性，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国家日复一日地宣扬别国如何腐败不堪、凶残暴烈，同时把本国却吹得天花乱坠，无比美好高尚。他们总是用一个标准来评判敌方的一举一动，同时却用另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敌方的行动即使是好的，也被看成是某种罪恶的迹象，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欺骗我方和全世界；而我方的任何 窳有芯度 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它们服务于我方的"崇高"的目标。的确，只要审视一番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客观性已变得极为难得，各种程度的自恋性歪曲已成为惯例。
客观思维的能力是理性。存在于理性背后的情感态度是谦卑。一个人要能做到客观，要能运用其理性，就得有谦卑的态度，就得从儿时那种对全知全能的梦想中解脱出来。
对于我们讨论的爱的艺术的实践问题，这意味着：爱的产生取决于我们能否相对地排除自恋情绪，而这又要求我们能够形成和发展谦卑、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一个人应该终身致力于这一目标。谦卑和客观是不可分割的，就如爱也是不能与之分割的一样。我们若不能客观地对待陌生人，也就不能真正客观地对待家里人，反之亦然。如果我们要学习爱的艺术，就必须努力在任何场合保持客观，并对我们不能客观处之的情形保持敏感和警惕。我们必须尽力去发现，一个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和行为（这是受到自恋性歪曲的），跟他那不以我们的兴趣、需要和恐惧而转移的实际情况之间有什么差别。获得客观和理性的能力，这才是爱的艺术的旅程的一半，我们还必须对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报以同样的客观态度。一个人倘若仅仅对所爱的人客观，而对其他的人则以为大可不必，那他很快会看到，他最终在两个方面都将失败。
一个人的爱的能力取决于他是否从自恋中解脱出来，能否从对母亲和家族所怀有的乱伦性的固定作用中解脱出来；也取决于能否在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中形成和发展一种积极的创造倾向。在这一萌发、诞生、苏醒的过程中，需要一种不可缺少的品质：信仰①。实践爱的艺术就需要实践自己的信仰。
① Faith一词意思很多，主要有信仰、宗教信仰、信心、信念、忠诚等，作者在书中不同的地方表示不同的意思，故翻译时也采用了不同的译法。--译注
什么是信仰？信仰便一定是对神和宗教教义的信奉吗？信仰不可避免地与理性和理性思维针锋相对、背道而驰吗？对于信仰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区分理智的信仰和非理智的信仰。我对非理智信仰的理解是，它是人们对某人或某种观念的信奉，其基础是对非理智权威的屈从。与此相反，理智的信仰是一种植根于自身的思想经验和感觉经验的信念，它不是信奉某一事物，而是对某种必然性和确定性所怀有的坚定信念。信仰是一种渗透整个人格的性格特征，而不是什么具体的信奉。
理智的信仰来源于创造性的智慧活动和情感活动。人们素来以为信仰在理性思维中并无立足之地，而事实上，理智的信仰是理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科学家的新发现是怎样取得的呢？他们仅仅靠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实验、反复地积累原始事实而全然没有想象过要发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吗？在任何领域内，真正重大的发现几乎都不是这样取得的。当然，人们也不是只靠追逐幻想就能得出任何重要结论。在任何人类奋斗的领域中，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常常以"合理的想象"开始，它是先前大量研究、苦思冥想和认真观察的成果。当科学家成功地收集到足够的数据，或者当他成功地推导出数学模式，从而使最初的想象具有了极大的可能性时，他可以说达到了试验性假说阶段。接着他对假说进行仔细的分析，以便明确其内在含义，再加之积累大量的数据以支持其假说，从而形成更为恰当的假说；最后，它可能终于成为一种内容广泛的科学理论。
在科学史上，有大量的实例说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和对真理的想象。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都满怀着对理性的坚定信仰。为信仰理性，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斯宾诺莎被逐出了教会。从合理想象到形成理论，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信仰：坚信最初的想象是一个值得努力追求的合理目标，坚信假说是确有可能的命题，以及坚信最后形成的理论，至少在这理论得到普遍承认之前应毫不动摇。这种信仰深深植根于个人自身的体验，植根于对自己的思维、观察和判断的能力的坚定信心。如果说非理智的信仰接受某种信条，只是因为某一权威或多数人认为它是真的，那么理智的信仰则是个人独立的信念，其基础是个人的创造性思想和观察，而不是多数人的意见。
理智的信仰不但存在于思想和判断的经验中，也存在于人际关系中，它是任何诚挚的友谊和爱情不可缺少的性质之一。"对某人有信心"就是相信此人的基本态度、人格核心和爱是稳定可靠的。这并不是说他不会改变其见解，而是指他的基本动机时保持不变的。比如说，他对生活和人格尊严的尊重，已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是决不会改变的。
同样，我们对自己也充满信心。我们深知自身的存在，了解我们的人格核心是稳定的。在漫长的生涯中，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在世人纷纭的意见和情绪中，我们的人格核心将始终如一。这一核心正是"我"字里所包含的现实世界，也是我们确信的自我本质的基础。除非我们深信自己能始终如一，否则我们的自我本质感便可能丧失，从而变得处处依赖于人，让别人的赞许和认可成为我们的本质感的基础。只有对自己满怀信心的人，才可能对他人忠实，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一如既往，才能在将来也跟今天一样，才能在以后也能像现在预期的那样行为和感觉。坚信自己，才能使我们对人承诺。正如尼采所说，一个人本质如何，可以根据他对人承诺的能力看出。信仰是人类存在的条件之一。在爱方面，我们应坚信自己的爱，坚信他人爱的能力，以及坚信爱的可靠性。
对人有信心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对他人的潜力也要有信心。母亲对其新生婴儿的信念就是这种信心的最基本形式：她坚信孩子会活下去，会走路说话，会长大成人。不过，孩子在这方面的发育成长具有很大的规律性，因此对这一过程的预期似乎无需求助于信心。这种生长发育的潜力不同于那些可能会停止发展的潜力，如孩子爱的潜力，幸福的潜力，理智的潜力以及像艺术天赋等那些更为特殊的潜力。这些潜力如种子，条件适宜便会得到发展；一旦条件丧失，潜力便会给窒息。
这些条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那些对孩子有重要意义的人，一定要对孩子的这些潜力抱有信心。有无这种信心，便造成了教育与控制之间的区别。教育就是帮助孩子去实现其潜力①。与教育相反的是控制，控制就是基于对孩子潜力的发展缺乏信心，认为孩子只能在承认得监护之下，由成人不断向他灌输什么事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然而，对机器人才不需要有什么信心，因为它没有生命。
① 教育一词的词根是e-ducere，字面意义是引导向前或使潜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原注
对他人有信心的最高形式，便是对人类抱有信心。西方人曾用犹太基督教的宗教术语来表达这种信心；在过去的150年里，人们又用非宗教的语言在人道主义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中对这一信心作了最强烈的表述。正如对孩子的信心一样，这种信心的基础是，在一定适当的条件下，人类能够用平等、正义和爱的原则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人类迄今尚未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因而要确信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对此抱有信心。与所有其他的理智的信仰一样，这个信念不是基于愿望性思维，而是基于人类已取得的成就，基于每个人的内在经验，基于每个人对理性和爱的经验。
非理智的信仰源于人们对强权的屈从，源于人们对感到是压倒一切的全知全能的权力的慑服，源于人们对自身力量的否定。而理智的信仰却建立在截然相反的体验上。我们对一种思想抱有信心，因为它是我们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我们对他人的潜力、对自己的潜力和对人类的潜力充满信心，仅仅因为我们经历了自身潜力的发展过程，实现了自己的成长，看到了我们的理性力量和爱的力量。理智的信仰是基于创造性；我们靠这信仰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富有创造性。顺理成章；对强权的信仰和对使用权力的崇拜，则与理智的信仰相反。信奉强权跟不对尚未实现的潜力抱有任何信心是一样的，都是仅仅根据现状来预见未来，这必将导致一个可悲的错误，即完全忽视人类的潜力和人类的成长。对于强权，不存在什么理智的信仰；有的只是卑躬屈膝，或者掌权人竭力抓权不放。如果有人以为，在一切事物中，似乎唯有各种权力最为实际，那么人类历史恰好证明了权力犹如过眼烟云，变幻莫测，最不稳定。因此，信仰跟强权是互不相容的。任何宗教体制和政治体制最初都是建立在理智信仰的基础上，只是后来逐渐堕落腐败而最终丧失了力量，于是不得不依赖于强权，或者两者的勾结和同盟。
信仰需要勇气，即敢于承担风险和敢于承受痛苦和失望的能力。任何企望过安全舒适生活的人，不可能有信仰。他们把自己关在保险箱里，与世隔绝和占据一小块空间，用这种方法来获取安全无异于使自己成为囚徒。无论是施爱还是被爱，都需要勇气，需要勇气判断某些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并且敢于为了这些价值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种勇气与臭名昭著的墨索里尼所鼓吹的胆量迥然不同，他的口号是，"敢于过危险生活"。墨索里尼的胆量是虚无主义的，它源于对生活的破坏性态度，它是由于不能热爱生活而产生的弃绝生活的愿望。绝望的胆量和爱的勇气是背道而驰的，正如信仰强权和信仰生活一样。
那么如何锻炼一个人的信心和勇气呢？事实上，对信心的锻炼可以是无时无刻的。养鱼孩子要有信心，睡觉也要有信心，着手于任何一件事都需要信心。像这样的信心我们都已熟悉，谁要是没有这种信心，谁就会过分担忧起孩子，就会受失眠之苦，就会为一事无成而苦恼，或者他就会疑神疑鬼的而无法与人接近，甚至患疑病症，或者他将无力制定任何长远计划。要做到评判人时不人云亦云，不受偶然事件的影响，要做到坚持独立见解，哪怕它不为多数人所接受，都需要信心和勇气。把生活中的困难、挫折和痛苦看成是一个挑战，战胜这样的挑战将使我们更加坚强，而不是整日怨天尤人，说这是落在我们头上的不公正的惩罚，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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