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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悄悄凑近我。“真令人怀疑，他们待会儿要怎么接吻呢？”她低声说。我把手伸了过去，握住露西的手，和她一起看着这对新人在黄昏暮霭下的剪影， 观赏这场太阳与月亮神圣非凡的联姻。
6、开口
啊，我已经透露过了，不是吗？我们第一次约会就持续了一个星期，并未随那场在日落时分举行的面具婚礼结束而终止。不仅如此，我能说的事情还很多很 多，从这场婚礼开始到露西自树上坠下的那天，这之中有太多事情值得追忆诉说，让我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但是，我越是思念露西，越想要理出头绪，就越耽误了我的研究工作。事实上，虽然我已向学校请了长假，让自己拥有研究需要的时间和空间，我却仍无法 确定该往哪个方向进行。我的书桌上已堆满关于犬科动物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大量关于黑猩猩和婴儿学习语言过程的论文，以及一些针对民间传说 和文学作品中“会说话的狗”为课题研究的专门著作。我收集到的资料已装满好几个档案夹，里面按字母排列，从塞伯勒斯①排到史努比，全是一些举世闻 名的狗。昨天我还回到学校的图书馆，在缩微胶片房待了几个小时，收集有关温德尔?贺里斯一案和那只被迫害而出庭作证的狗明星的报道。这只把贺里斯 送进监牢的狗原来的名字是“小J”，理由是J为字母表中的第十位，而它刚好是贺里斯从宠物店买来、在动物收容所认养或从街上抓回来的第十条狗。在它 获救后，《纽约邮报》举办了一次命名活动，替它重新命名，而读者提议的名字从最泛滥的“吉利”到搞错性别又拗口的“海丽特?帕普曼”，五花八门， 简直无奇不有。最后他们选中的名字是“英雄”，但是《纽约邮报》虽然以显眼的标题“英雄！英雄！”配上那张著名的相片（一群笑嘻嘻的警察护卫这只 狗离开法庭)，却无法让人把这个尊贵正义的名字和这只狗联想在一起。不过，我还是对这个事件深深着迷，理由很简单：这是一只我愿意和它对话的狗。
所以，你知道我开始着手进行的事情了：我的书桌虽散满已读过的资料，显示着好几个我想要追踪探寻的方向。但是，当我坐在这里筛选论文，而罗丽仍像 往常一样不可理解地躺在我脚边时，我才明白自己根本还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我觉得，想教狗学会说话，第一步应该是教它“开口”，也就是说，教会它听命令张嘴吠叫。于是，我拿了一块小点心，叫罗丽过来。
“坐下！”我说。它立即照做了。
“叫！”
它看着我。
“叫！”我又说一次。
它不确定该做什么，便趴了下去。
“起来，起来。”我说。
它又站起来了。
“妹妹乖。现在坐下。”我们又回到起点了。它专注地看着我，鼻子因我握在手中、近在咫尺的小点心而不停抽搐。它偷偷瞄了这个零食一眼———我不是 已经执行了几个命令吗？
“叫！”我以坚定的语气说。然后，我亲身示范对它叫了几声。“呜———汪！”我看着它的眼睛，“汪、汪！快叫啊。呜———汪！”
罗丽把头歪到了一边。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行为，过去我从未趴在地上像这样对着它吠叫。它好奇地等在那里，似乎在看我接下来想做什么。
“叫啊，妹妹！”我说，把脸凑近它，我们两个的鼻子都快贴在一块了。“呜噜……”我继续装出狗叫声，两眼凝视着它。“汪！汪！”我的声音已接近嘶 吼了。终于，这招成功了，罗丽张嘴发出了一声。这声音不太像吠叫，也不太像呜咽，却很明白地表现出它不高兴的情绪。（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点心？ )无论如何，我们算是有点进展了。
“乖妹妹！”我热情地说，把点心剥开赏给它一半。它立刻叼过去，摆了个舒服的姿势享用起来。等它一吃完零食，我又催促它回来坐好，把手中剩下那半 个点心举高给它看。“叫！”我说，“呜———汪！”这次，它很快就叫了，接连发出两声干干脆脆的吠叫。“乖狗狗，”我夸赞它，“叫得好！”我把手 中那半个点心移向它面前，它却不加理会。它盯着我的眼睛，额头上挤出一道道皱纹，继续大声朝我狂吠。
“可以了，妹妹乖，安静。”我慢慢起身，在地毯上恢复坐姿。“够了，别叫了！”
罗丽站了起来，展现出它高大魁梧的身材。现在它必须微微低头才能对着我的脸吠叫了，但仍不肯中断叫声。
“乖妹妹。”我柔声说。它让我有点紧张了。我很快站起来，因为书上说，遇到这种情况，我必须马上展现自己身为领导者的地位。“安静！”我以强硬的 口吻再说了一次。它停了一下，抬头以探寻的目光看着我，但马上又继续叫起来。虽然叫得不像刚才那么凶了，我却仍无法制止它。我把手伸出去，小心拍 拍它的头。“不想吃点心了吗？乖狗狗可以吃点心。”好不容易，它叼过那半个点心退到房间的角落，到那里把点心扔在地板上，然后用鼻子拱起地毯，做 出要把点心埋起来的动作。
“乖妹妹。”我在房间这头称赞它，然后坐回沙发，专心看着它做了一会儿埋食物的动作，才拿起了笔记本。“教导罗丽辨识‘叫’的指令，”我写下，“ 结果：不确定。”我往椅背一靠，闭上了眼睛。在房间那端，罗丽又叼起点心换到另一个角落，继续重复刚才的动作。
7、粉红色日子
我之所以成为语言学家，有一部分理由是因为我这辈子一直没办法把语言说好。简单来讲就是，我生来就有点大舌头：联结舌头和口腔下部的组织长得太短 又太厚，对语言活动造成了限制。这是一种很普通的情况。我常想象，当年产房的医生只要简单地替我剪开薄膜，我长大后就能像正常的小孩一样说话，不 会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但是，这个想象一直跟着我，像是一种隐喻，只要在我碰到处理语言的麻烦问题时就会跑出来———我天生拥有一根不适合说话的 舌头，也不愿以任何人工的方式矫正。它就这么根深蒂固地待在那里，破坏我生命中每个重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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