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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到后来，找到工作做了，其实并不要他穿上新衣服去上工的；旧衣服就行了，就是那些很久地放在阁楼中，积起了灰尘的fH衣服。一个英雄穿IR鞋子的时间倒要比他的跟班穿它们的时间长——如果说，英雄也有限班的活——至于赤脚的历史比穿鞋子更悠久了，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赴夜宴，到立法院去的人必须穿上新衣服，他们换了一件又一件，正如那些地方换了一批又一批人。可是，如果把我的短上衣和裤子穿上身，帽子戴上鞋子穿上，便可以礼拜上帝的话，那未有这些也就够了，不是吗？谁曾注意到他的破衣服——真的已经穿得破敝不堪了，变成了当初的原料，就是送给一个乞儿也算不得行善了，说不定那乞儿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贫苦的人，那人倒可以说是最富有的，因为最后还是他什么都不要还可以过活的呢。我说你得提防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事业，尽可不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的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他的身？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看。人之所需，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有所为，或是说，需有所是。也许我们是永远不必添置新衣服的，不论旧衣服已如何破敝和肮脏，除非我们已经这般地生活了，或经营了，或者说，已向着什么而航行了，在我们这古老的躯壳里已有着新的生机了，那时若还是依然故我，便有旧瓶装新酒之感了。我们的换羽毛的季节，就像飞禽的，必然是生命之中一个大的转折点。潜鸟退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脱毛。蛇蜕皮的情形也是如此，同样的是蛹虫的出茧。都是内心里孜孜扩展着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的最表面的角质，或者说，尘世之烦恼而已。要不然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伪装底下行进，到头来必不可兔地将披人类及我们自己的意见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衣服又一件，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一样，靠外加物来生长的。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那里剥下来也并不是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我们的衬衣可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能不连皮带肉，伤及身体的。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若能穿得这样简单，以至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周密，有备而无恐，那未，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出城，不用担什么心思。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体上可跟三件薄的衣服相同，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适合顾客财力的价格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五元就可以买到了，它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半，夏天的帽子不过一元的四分之一，冬天的帽子六毛两分半，或许还可以花上一笔极少的钱，自己在家里制一顶更好的帽子，那穿上了这样的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是贫穷，难道会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
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他们不时行这个式样了，"说话中一点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说的是跟命运之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我就很难于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式样了，因为她不相信我是当真他说话的，她觉得我太粗莽了。而我，一听到这神示似的文句，就有一会儿沉思，把每一个字都给我自己单个地强调了一下，好让我明白它的意思，好让我找出他们和我有怎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密切有关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答复她，所以也不把"他们"两字强调。——
"真的，近来他们并不时行这个式样，可是现在他们又时行这个了。"她量了我的身材，但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并不崇拜娴雅三女神，也不崇拜帕尔茜。我们崇拜时髦。她纺织，剪裁，全权处理。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学了样。有时我很失望，这个世界上，可有什么十分简单而老实的事是通过人们的帮助而能办成功的？必须先把人们透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马上用两条腿直立，到那时你看人群中，有的人脑子里是长蛆虫的，是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放在那里的卵里孵化出来的，连烈火也烧不完这些东西；要不这样做，什么劳力都是白费。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埃及有一种麦子是一个木乃伊传下来，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的。
整个说来，这国或别国的服装已达到了一种艺术的尊贵地位的这类话是不能成立的。目前的人，还是有什么，穿什么。像破碎的舟上的水手漂到岸上，找得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还站得隔开一点，越过空间的或时间的距离，而嘲笑着彼此的服装呢。每一代人都嘲笑老式样，而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就要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岛王和岛后一样。衣服没有了人，就可怜和古怪起来。抑制住哗笑，并且使任何人的衣服庄严起来的，乃是穿衣人的严肃地显现的两眼和穿衣人在衣服之中过的真诚的生活。穿着斑斓衣衫的丑角如果突然发疝痛了，他的衣服也就表现了这痛楚的情绪。当士兵中了炮弹，烂军装也宛如高贵的紫袍。
男女都爱好新式样，这种稚气的、蛮夷的趣味使多少人转动眼珠和眯起眼皮看着万花筒，好让他们来发现今天这一代需要什么样的式样。制造商人早知道他们的趣味只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其不同只有几条丝线，而颜色多少还是相似的，一件衣服立刻卖掉了，另一件却躺在货架上，常常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最时髦的式样。在身上刺花，比较起来真还不算是人们所说的可怕的习气呢。这并不仅仅因为刺花是深入皮肤，不能改变就变得野蛮的。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使人们得到衣服穿的最好的办法。技工们的情形是一天一天地更像英国工厂里的样子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原来那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老实，而无疑的，只是为了公司要赚钱。往长远处看去，人类总能达到他们的目标的，因此尽管事情一时之间是要失败的，目标还是不妨定得崇高些。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这现在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了，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比这里更为寒冷的国土上都有人能够没有住所照样生活下去，塞牟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了皮衣，头上肩上套着皮囊，可以一夜又一夜的睡在雪地上——那寒冷的程度可以使穿羊毛衣服的人冻死的。"他亲眼看到他们这样地睡着。接着他说，"可是他们并不比旁人更结实。"大概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不多久以后，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以及家庭生活的安逸，这句话的原意，表示对于房屋感到满足，超过家庭的融乐：然而有的地带，一说到房屋就联想到冬天和雨季，一年里有三分之二时间不用房屋，只要一柄遮阳伞，在这些地方，这样的说法就极其片面，而且只是偶尔适用罢了。我们这一带的气候，以前夏天晚上只要有个遮盖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记录中，一座尖屋是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尖屋代表他们已经露营了多少次。人类没有壮大的肢体，身材并不魁梧，所以他得设法缩小他的世界，用墙垣来圈起一个适宜于他的空间。最初他是裸体的，在户外的；虽然在温和宁静的气候中，在白昼还非常愉快，可是另外有雨季和冬天，且不说那炎炎赤日，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屋来荫蔽他自己，人种或许早在抽芽的时候就被摧残了。按照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以枝叶蔽体。人类需要一个家庭，一个温暖的地方，或舒服的地方，但是肉体的温暖在先，然后才是感情的温暖啊。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类还在婴孩期，有些进取心很强的人爬进岩穴去找荫蔽。每个婴孩都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重复了这部世界史，他们爱户外，不管雨天和冷天。他们玩房屋的游戏，骑竹马，出于本能。谁不回忆到自己小时候窥望一个洞穴，或走近一个洞穴时的兴奋心情？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性还遗留在我们的体内。从洞穴，我们进步到上覆棕榈树叶树皮树枝，编织拉挺的亚麻的屋顶，又进步到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盖板屋顶，石头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露天的生活了，我们的室内生活比我们自己所想的还要室内化得多。炉火之离开田地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在我们度过白昼和黑夜时，有更多时候是和天体中间没有东西隔开着的，如果诗人并不是在屋脊下面说话说得那么多，如果圣人也不在房屋内住得那么长久的话，也许事情就好了。鸟雀不会在洞内唱歌，白鸽不会在棚子里抚爱它们的真纯。
然而，如果有人要打图样造一所住宅，他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的稍为精明一点才好，免得将来他会发现他自己是在一座工场中，或在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中，或在一所博物院中，或在一所救贫院中，或在一个监狱中，或在一座华丽的陵墓中。先想一想，荫蔽并不见得是绝对必需的。我看见过潘诺勃斯各特河上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住在薄棉布的营帐中，四周的积雪约一英尺厚，我想要是雪积得更厚，可以替他们挡风的话，他们一定更高兴。如何使我老实地生活并得到自由来从事我的正当追求，从前这一个问题比现在更使我烦恼，因为我幸亏变得相当麻木了。我常常看到，在铁路旁边，一只大木箱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其中过夜，我就想到，每一个觉得日子艰难的人可以花一元钱买这样一只箱子，钻几个洞孔，至少可以放进空气，下雨时和晚上就可以住进去，把箱盖合上，这样他的灵魂便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爱他所爱的了。看来这并不很坏，也决不是个可以鄙视的办法。你可以随心所欲，长夜坐而不寐；起身出外时，也不会有什么大房东二房东拦住你要房租。多少人因为要付一只更大而更宏丽的箱子的租金，就烦恼到老死；而他是不会冻死在这样的一只小箱子里的。我一点儿也不是说笑话。经济学这一门科学，曾经受到各种各样的轻视，但它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那些粗壮结实，在露天过大部分生活的人，曾经在这里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屋，取用的几乎全部是大自然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州垦区的印第安人的总管戈金，曾在一六七四年这样写道："他们的最好的尖屋用树皮盖顶，干净清爽，紧密而温暖，这些树皮都是在干燥的季节中，从树身上掉下来的，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相当重的木材压成巨片。……较蹩脚的尖屋也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盖顶，也很紧密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精美……我所看到的，有的是六十英尺，或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常住在他们的尖屋中，发现它跟最好的英国式屋子一样温暖。"他接着还说，室内通常是把嵌花的席子铺在地上和挂在墙壁上的，各种器皿一应俱全。而且印第安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屋顶上开洞，放上一张席子，用绳子来开关，控制了通风设施。首先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尖屋最多一面天就可以盖起来，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并且重新搭好，每一家人家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或者占有这样的尖屋中的一个小间。
在野蛮状态中的每一家都有一座最好的好住所来满足他们的粗陋而简单的需要；可是，我想，我下面的话还是说得很有分寸的，我说，虽然天空中的飞鸟都有巢，狐狸都有穴，野蛮人都有尖屋，然而在摩登的文明社会中却只有半数家庭是有房子的。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极小一部分。极大多数人若要身外有所荫蔽，得每年付出一笔租金，在夏天冬天，荫蔽是少不得的，可是这祖金，本已足够他买下一个印第安人的尖屋的，现在却害得他在世上活多久也就贫困多久了。这里，我并不是把租屋与拥有房屋之优劣拿出来做比较，然而很明显的是，野蛮人拥有房屋是因为价格低，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财力够不上拥有房屋。有人就答辩，可怜的文明人只要付了租金，就有了一个住所；和野蛮人的尖屋比较，这房屋岂不像皇官一样？每年只要付租金二十五元至一百元，这是乡区价格，他就得到了经过多少世纪改良才进步的宽敞房间，有清洁的油漆和墙纸、鲁姆福壁炉、内涂泥灰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然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总被称为"可怜"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一切的野蛮人，却生活得野蛮人似的富足。假若说，文明乃是人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我想这话是很对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有利条件，——那未，它必然能证明，它不提高价钱就把更好的房屋建造起来；所谓物价，乃是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或者立即付出，或者以后付出。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也许要八百元一幢，为了节俭地储蓄起这一笔数目的钱，恐怕要一个劳动者十年以至十五年的生命，还必须是没有家累的才行；——这是以每一个人的劳动，每天值一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别的人收入就要少一些——这样，他通常必须耗费他的大半辈子生命，才能赚得了他的一幢"尖屋"。假定他依旧是租房居住的，那他还只是在两件坏事中作了一次可疑的选择。野蛮人懂不懂得，在这样的条件底下，用他的尖屋来换得一座皇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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