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冬以前,我造了一个烟囱,在屋侧钉上一些薄片,因为那里已经不能挡雨,那些薄片是木头上砍下来的,不很完善的很苍翠的木片,我却不得不用刨子刨平它们的两旁。
这样我有了一个密不通风,钉上木片,抹以泥灰的房屋,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木拄高八英尺,还有一个阁楼,一个小间每一边一扇大窗,两个活板门,尾端有一个大门,正对大门有个砖砌的火炉。我的房子的支出,只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都是我自己动手的,总数我写在下面:我抄写得这样的详细,因为很少数人能够精确他说出来,他们的房子终究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组成这一些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和各别的价格说出来的人,如果有的活,也是更加少了:——
木板……八·0三五元(多数系旧板)
屋顶及墙板用的旧木片……四.000元
板条……一·二五0元
两扇旧窗及玻璃……二·四三0元
一千块旧砖……四.000元
两箱石灰……二·四00元——买贵了
头发……0·三一0元——买多了
壁炉用铁片……0·一五0元
钉……三·九00元
铰链及螺丝钉……0·一四0元
闩子……0·一00元
粉笔……0.0一0元
搬运费……一·四00元——大多自己背
共计……二八·一二五元
所有材料都在这里了,除了木料,石头,沙子,后面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占地盖屋的人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我另外还搭了一个披屋,大都是用造了房子之后留下来的材料盖的。
我本想给我造一座房子,论宏伟与华丽,要超过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的,只要它能够像目前的这间使我这样高兴,而且花费也不更多的话。
这样我发现,只想住宿舍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不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大呢,如果说,我似乎夸大得有点过甚其辞,那未我的解释是我并非为自己,是为人类而夸大;我的短处和前后不一致并不能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那好像是难于从麦子上打掉的糠秕,我也跟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在这件事上挺起我的腰杆子来,这对于品德和身体都是一个极大的快乐;而且我决定,决不屈辱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个学生住比我那房稍大一点儿的房间,光住宿费就是每年三十元,那家公司却在一个屋顶下造了毗连的三十二个房间,占尽了便宜,房客却因邻居众多而嘈杂,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因而深感不便。我就不得不想着,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的见,不仅教育的需要可以减少,因为更多的教育工作早就可以完成了,而且为了受教育而必需有钱交费那样的事情一定已经大部分都消灭掉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为了必需有的便利,花掉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合理地处置这一类事情,那只消花十分之一就够了。要收费的东西,决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支出,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并从中得到更有价值得多的教育,这却不需要付费。成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捐款的人,捐来大洋和角子,然后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分工分得到了家,这个原则实在是非得审慎从事不可的,——于是招揽了一个承办大工程的包工来,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而后果真奠基开工了,然后,学生们得适应在这里面住;而为了这一个失策,一代代的予弟就得付出学费。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事情就会好得多。学生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与休息,他们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而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他们却全没有学到。"可是,"有人说,"你总不是主张学生不该用脑,而是应该用手去学习吧?"我不完全是这样的主张,我主张的东西他应该多想一想;我主张他们不应该以生活为游戏,或仅仅以生活作研究,还要人类社会花高代价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除非青年人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我想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以明之。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文化,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那不过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教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只是不教生活的艺术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考察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看;研究了化学,却不去学习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什么工艺,也不学如何挣来这一切的,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更没有发现自己成了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四周那些怪物吞噬。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挖出铁矿石来,自己熔炼它们,把他所需要知道的都从书本上找出来,然后他做成了一把他自己的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方面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方面收到他父亲给他的一把洛杰斯牌子的折刀,——试想过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得更快?又是哪一个孩子会给折刀割破了手的呢?……真叫我吃惊,我离开大学的时候,说是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打一个转身,我就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学了,并且只被教授以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的经济学,那是哲学的同义语,甚至没有在我们的学院中认真地教授过。结果弄成了这个局面,因儿子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父亲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对它们很容易发生幻想;却并不总是有肯定的进步。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它们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的;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忙忙要从缅因州筑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得克萨斯州;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讯要拍发。正像一个人,热衷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谈谈,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原来没有话要对她说。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说得有理智。我们急急乎要在大西洋底下设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儿个星期,很快地到达新世界,可是传入美国人的软皮搭骨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总之一句话,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决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我怀疑飞童有没有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积几个钱;你很爱旅行;你应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见见世面嘛。"可是我比这更聪明些。我已经明白最快的旅行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假定我们试一试,谁先到那里。距离是三十英里,车票是九角钱。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只拿六角钱。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不要到晚上我就到达了;一星期来,我的旅行都是这样的速度。那时候,你是在挣工资,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假如工作找得巧,可能今晚上就到达。然而,你不是上菲茨堡,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由此可见,铁路线尽管绕全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点阅历,那我就该和你完全绝交了。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从没有人能胜过它;至于铁路,我们可以说它是很广而且很长的。使全人类得到一条绕全球一圈的铁路,好像是挖平地球的表面一样。人们糊里糊涂相信着,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铲子这样子铲下去,火车最后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也不要花什么钱;可是成群的人奔往火车站,收票员喊着"旅客上车!"烟在空中吹散,蒸气喷发浓密,这时可以看到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压过去了,这就被称做"一个可悲的事故",确是如此。毫无疑问,挣到了车资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性情和旅行的愿望了。这种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他可以回到英国去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他应该立即住进破旧的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的棚屋里发出呼声来了,"我们所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国答,比较起来,是好的,就是说,你们很可能搞得更坏;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比挖掘土方更好地打发你们的光阴。
在我的房屋建成之前,我就想用老实又愉快的方式来赚它十元十二元的,以偿付我的额外支出,我在两英亩半的屋边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一点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总共占了十一英亩地,大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季的地价是八元零八分一英亩。有一个农夫说这地"毫无用处,只好养一些叽叽叫的松鼠"。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我不是它的主人,不过是一个居住在无主之地上的人,我不希望种那么多的地,就没有一下于把全部的地都锄好。锄地时,我挖出了许多树根来,有几"考德",供我燃烧了很久,这就留下了几小圈未耕作过的沃土,当蚕豆在夏天里长得异常茂盛的时候是很容易区别它们的。房屋后面那些枯死的卖不掉的树木和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也供给了我其余的一部分燃料。我却不能不租一组犁地的马和雇一个短工,但掌犁的还是我自己。我的农场支出,第一季度在工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一总十四元七角两分五。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的。种子实在不值多少钱,除非你种得比需要量更多。我收获蚕豆十二蒲式耳,土豆十八蒲式耳,此外还有若干豌豆和王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收入全部是:
二三·四四元
减去支出一四·七二五元
结余八·七一五元
除了我消费掉的和手头还存着一些的产品之外,估计约值四元五角——手上的储存已超出了我自己不能生产的一点儿蔬菜的需要量。从全面考虑,这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我虽然为了这个实验占去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不,一部分也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短暂,我就确信我今年的收成比康科德任
第二年,我就干得更好了,因为我把总需要量的全部土地统统种上了,只不过一英亩的三分之一,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发现了我没有给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包括亚瑟·扬的著作在内。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要简单地生活,只吃他自己收获的粮食,而且并不耕种得超过他的需要,也不无餍足地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末他只要耕几平方杆的地就够了:用铲子比用牛耕又便宜得多;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以免给旧地不断地施肥,而一切农场上的必要劳动,只要他夏天有空闲的时候略略做一做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日前的人们那样去和一头牛,或马,或母牛,或猪猡,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公无私他说话,作为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不关心的人。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夫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没有抛锚固定在一座房屋或一个农场上,我能随我自己的意向行事,那意向是每一刹那都变化多端的。况且我的光景已经比他们的好了许多,如果我的房子烧掉了,或者我歉收了,我还能跟以前一样地过得很好。
经济篇(四)
我常想,不是人在放牛,简直是牛在牧人,而人放牛是更自由的。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必须劳动的话,那末看来牛要占便宜得多,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担任的一部分交换劳动便是割上六个星期的干草,这可不是儿戏呢。自然没有一个在各方面的生活都很简单的国土,就是说,没有一个哲学家的国土,是愿意犯这种重大错误来叫畜生劳动的。确实世上从未有过,将来也未见得会有那么个哲学家的国土,就是有了,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是美满的。然而我绝对不愿意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束缚了它,叫它替我做任何它能做的工作,只因为我怕自己变成了马夫或牛倌;如果说这样做了,社会就得益非浅,那未难道能够肯定一个人的盈利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难道能够肯定马房里的马夫跟他的主人是同样地满足的吗?就算有些公共的工作没有牛马的帮助是建立不起来的,而且就让人类来和牛马一起分享这种光荣;是否能推理说,那样的话,他就不可能用更加对得起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工作了呢?当人们利用了牛马帮助,开始做了许多不仅是不需要的和艺术的,而且还是奢侈的和无用的工作,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有少数人得和牛马做交换工作,换句话说,这些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所以,人不仅为他内心的兽性而工作,而且,这像是一个象征,他还为他身外的牲畜而劳动。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瓦或石头砌造的屋子,一个农夫的殷实与否,还得看看他的兽厩在什么程度上盖过了他的住屋。据说城市里有最大的房屋,供给这儿的耕牛、奶牛和马匹居住;公共大厦这一方面毫不落后;可是在这个县里,可供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用的大厅反倒很少呢。国家不应该用高楼大厦来给它们自己树立起纪念碑,为什么不用抽象的思维力来纪念呢?东方的全部废墟,也决不比一卷《对话录》更可赞叹!高塔与寺院是帝王的糜侈。一个单纯而独立的心智决不会听从帝王的吩咐去干苦活的。天才决不是任何帝王的侍从,金子银子和大理石也无法使他们留芳百世,它们最多只能保留极细微的一部分。请告诉我,锤打这么多石头,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当我在阿卡狄亚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人雕琢大理石。许多国家沉迷在疯狂的野心中,要想靠留下多少雕琢过的石头来使它们自己永垂不朽。如果他们用同样的劳力来琢凿自己的风度,那会怎么样呢?一件有理性的事情,要比矗立一个高得碰到月球的纪念碑还更加值得留传。我更喜欢让石头放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像底比斯那样的宏伟是庸俗的。一座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怎能有围绕着诚实人的田园的一平方杆的石墙那么合理呢。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化倒建造了华丽的寺院;而可以称之为基督教的,就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大都用在它的坟墓上。它活埋了它自己。说到金字塔,本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可惊的是有那么多人,竟能屈辱到如此地步,花了他们一生的精力,替一个鲁钝的野心家造坟墓,其实他要是跳尼罗河淹死,然后把身体喂野狗都还更聪明些,更有气派些呢。我未始不可以给他们,也给他找一些掩饰之词,可是我才没有时间呢。至于那些建筑家所信的宗教和他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倒是全世界一样的,不管他们造的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利坚合众国银行。总是代价大于实际。虚荣是源泉,助手是爱大蒜、面包和牛油。一个年轻的有希望的建筑师叫巴尔康先生,他在维特罗微乌斯的后面追随着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个图样,然后交到道勃苏父子采石公司手上。当三十个世纪开始俯视着它时,人类抬头向着它凝望。你们的那些高塔和纪念碑呵,城里有过一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到中国去的隧道,掘得这样深,据说他已经听到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响声了;可是,我想我决不会越出我的常轨而去赞美他的那个窟窿的。许多人关心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要知道是谁造的。我愿意知道,是谁当时不肯造这些东西,——谁能够超越乎这许多烦琐玩意儿之上。可是让我继续统计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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