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的解体使得里海鱼子酱产全锐减?(托马斯 · 格雷特)
对全世界的美食家来说,再也没有比里海鱼子酱更美味的东西了。其中最罕见也最珍贵的鱼子酱,来自西伯利亚鲟鱼。这种鱼有 30 英尺长, 1 800 多磅重,最长可活 100 多年。一直以来,西伯利亚鲟鱼子酱都很贵重,但要买的话也还算容易。可自从 1989 年前苏联解体之后,鱼子酱供应量锐减,价格飙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与里海接壤的是伊朗和 4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 1989 年之前,伊朗和苏联的中央政府,紧紧地控制着里海的商业活动。它们立法禁止捕捞较小的鲟鱼,避免“会用品悲剧”的发生。苏联解体后,各国政俯无力再维持严格的控制,捕鱼人意识到,过去的做法在经济上行不通了。他们不捕捞鲟鱼,自有其他人去捕。
为了限制里海的污染和过度捕捞问题,俄罗斯和伊期再次展开了合作。然而,要想买到鲟鱼鱼子酱,买家们恐怕还得继续支付 l 盎司 160 美元的高价。
法律不仅会影响人们处置产业的方式,还会影响到社会机构的发展。它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私人所有的营利性公司,而另一些机构却是公众资助的非营利性组织。
为什么没有一流的营利性大学?(艾舍 · 杰恩)
在全美上百所一流大学当中,没有一所是营利性机构。其他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也都是非营利性的。例外的只有专门从事职业教育的营利性学院(如非尼克斯大学),但上这种学校,学员必须放弃获得精英学术地位的打算。为什么一流的教育机构毫无例外都是非营利性的呢? 美国的一流大学,学费收入一般只能占到每年支出的1/3,甚至更低;不足的部分主要来自捐赠 ——当前校友们的现金捐赠,以及从前和当前校友们赞助款项的利息收入。假设学校采取营利性组织形式,愿意捐赠的校友肯定不多,所以,非营利大学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但即便不考虑捐赠问题,非营利性机构仍占有优势。让我们假设,教育的质量随大学花在每名学生身上的钱数而提高。假设有两所大学,一所是非营利性的,另一所是营利性的。一开始,它们都没有经济捐助。倘若营利性大学收取 2 万美元的学费,同时在每名学生身上花掉 2 万美元,则其利润为零——只够维持运转。非营利大学收取 1 . 8 万美元的学费,花在每名学生身上 2 万美元,这样一来,它要向每名学生借 2000美元,并靠着将来的校友赠款来偿还。 既然两所大学的教育质量相同(以学校在每名学生身上的花费来衡量),那么学生现在付 2 万美元学费就读营利性大学,或是现在支付 1 . 8 万美元学费,以后再加上 2000美元的捐赠款,就读非营利大学,其效果是一样的。再假设学生的边际所得税率是 50 %。捐赠的款项可免税,所以他可以向非营利大学捐赠 4000美元,并不比向营利性大学支付 2000美元的额外学费亏多少。
一旦捐赠滚动起来,非营利大学每收取 1 . 8 万美元的学费,即可花掉 2 . 2 万美元。而营利性大学还是只能收 2 万美元学费,最多花 2 万美元。
大体上,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比营利性机构更有优势,原因在于,它们的一部分收入来自可抵扣税款的赠款。所以,非营利机构能在每名学生身上花更多钱,而营利机构却只能以零利润来维持经营。
为什么我们能租到影碟,却租不到书呢?(阿普·厄恩)
要是人们想看 DVD ,一般会到商业租货公司租一张,像百视达( Blockbuster )这种出租连销店,或是 Netflix 这类网络租货店。而商业租书店,虽然有些地方、有些时期也曾存在过,但相对来说仍然比较罕见。大多数人要么从书店买书,要么就从公立图书馆免费借书。为什么我们不租书呢?
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有义务把税务收入用于扶持公立图书馆。成本效益原则告诉我们,阅读或其他任何活动的社会能效水平,其边际成本等于私人和社会边际效益的总和。经济学家指出,阅读除了能使个人受益,还能给社会中的其他人带来好处。比方说,整个社会的眼界越开阔,越能使社会中的每个人受益。可在判断是否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个别消费者主要看重的是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而忽视了它可能给别人带来的好处。这样一来,人们阅读的书籍数量,就会少于成本效益原则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所得出的答案。那么,娇正办法自然是让阅读的成本下降,增加其吸引力——也就是提高公立图书馆的吸引力。
当然,对于某些电影,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观点。例如,有人主张,类似 《 难以忽视的真相 》 ( An Lncovenient)这种电影,提高了公民的环保意识,最终能推动社会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通过更为明智的会共政策。但不管怎么说,大部分人都同意,以教育民众为使命的电影,无论如何比书籍少得多,因此所得的公共扶持也相应较少。
租书店比 DVD 租凭店要少得多,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电影一般两个小时就能看完,而读一本书则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由于书籍的流通时间较长,租书店索取的必要租书费要比 DVD 租凭店的租碟费高上几倍,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和前面提到的婚纱一例情况相同,因为租金太高,租书不如买书划算。
诚如前一章所述,为个人有限利益服务的行为,往往会伤害到个人所属的群体利益。倘若动物碰到这种情况,那一般是无药可救的。尽管全体公麋鹿有很充分的理由达成协议,呼吁每只公麋鹿的犄角尺寸减半,但它们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执行这一协议。
当然,人类的情况有所不同。倘若对个人有利的行为会对群体造成伤害,我们会尽量调和其间的矛盾。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过,尽管冰球选手宁愿不戴头盔滑冰,但他们却毫无例外地授权球队执行比赛必须戴头盔的规则。以下的例子讲述的是法律和规章如何帮助解决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为什么员工一方面给支持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的政治家投票,另一方面却总足宁愿选择工资较高、危险性也较高的工作?
传统的解释是,员工需要规章来保护,以免受掌握市场力量的雇主的剥削。然而与安全管制联系最紧密的,总是那些竟争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一种安全机制是否能通过成本效益原则的检验,要看员工们是否愿意支付其成本。倘若一个竟争性市场不存在能通过这一检验的机制,那天上就会掉馅饼了。比方说,假设一种安全机制,一个星期的成本是 50 美元,而员工们愿意每个星期牺牲 100 美元的工资,来换取上述机制提供的额外安全性。倘若雇主未能提供此种机制,竟争对手就能靠着它白检便宜,向员工支付比前一个雇主低 60 关元的工资(既包含了此种机制 50美元的成本,又检了 10 美元便宜)。于是换了新公司的员工和新公司本身都由此抢了先机。这样说来,倘若员工希望更多的安全感,又愿意承担其成本,即便没有规章管制,公司也有动机提供安全保障。那为什么还需要政府管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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